12月12日下午，杭州萧山区看守所。
管教民警带着一名男子进入提审室。男子光头，手上、脚上都带着镣铐，走路时发出“咔咔咔”的拖地声响。
男子坐定，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抹了一下脸，然后看向铁窗外，然后叹了口气：“13年了，哎，终于不用戴着面具做人了，解脱了！”
他望着铁窗，记忆回到了13年前的那个夏天……
视频截图
祸起
因口角引发20多人打群架
混乱中他拿起刀子
男子李雷（化名），35岁，安徽人。
“2006年6月21日，我清楚的记得那个晚上。”李雷说，13年前的那个夏夜，他正在准备第二天去摆摊卖西瓜，晚饭前还向老乡去借了一台电子秤。
一个小孩跑过来对着李雷喊：“你大爹（方言，大伯的意思）在那边被人打了，你还不去看看！”
“当时我没多想，立马冲了出去，我看到我大爹，被一个很魁梧的男子掐住，他拿了一块砖头直接朝着我大爹的头上砸了下去……我还没来得及冲上去，那个魁梧的男子，砸完大爹看到我，过来就把我打倒在地。”
李雷说，当时场面的混乱，就像电影里的场景，二十来号人打群架，根本记不住谁是谁。直到后来，李雷才搞清楚——当晚，自己的亲戚与露天卡拉OK的人起了争执。
13年前，萧山宁围镇盈二村是一片外来人员聚集地。李雷跟很多老乡就租住在此。
这里还有一个大型的农贸市场，周边都是地摊、夜宵、路边的理发摊、露天的卡拉OK，就像一个热闹的集市。
当天晚上，李雷的几个老乡在河南人王某开的露天卡拉OK喝酒唱歌，期间跟邻座发生口角。
王某和儿子本来想劝架的，结果也被李雷的老乡打了一顿。老板火了，叫了人，李雷的老乡也不示弱，一声招呼，就变成了两伙人的群架。
李雷的大伯、爸爸都参与其中。
李雷从家里掏出一把20厘米（含刀柄）的匕首，上去就捅了一个人(致死亡），后来在路边，他又拿匕首捅了另外一个人（致重伤）。
当年办案民警如今已是教导员，还保留着当年的办案笔记
13年前案发现场的血迹
当年案发地的村貌
13年逃亡
他戴着面具活成另一个人
他说早知有这天就是没勇气面对
“当天晚上，我就觉得我待不下去了。于是连夜就逃到了杭州，后来从杭州坐大巴逃到了广州。”
李雷说，“我是第二天去广州的路上从老乡那知道，那个人死掉了。我当时不敢相信，我觉得老天给我开了个玩笑。在广州的那段时间，我每天就是喝酒，每天做噩梦，我知道我已经完了。”
李雷说，在广州待了半年后，他就离开了广州，那个春节他已经想不起来是怎么过的，但肯定很落魄。
当时萧山公安对这起案子很重视，也花了很大力气侦办，但是涉及人员众多，案发地没有监控，挨家挨户调查时，大多数人都三缄其口，调查工作一时难以取得进展。当年打架的参与成员，该抓的，该判的，基本上都已经归案。但是李雷却突然消失了，13年来，再无消息，跟家里人也再没联系过。
面对铁窗，钱报小时新闻记者也对李雷做了采访——
小时新闻记者：“离开广州后，你去了哪里？”
李雷：“一直在上海，在闵行区租了个房子，接活就会在长三角跑。”
小时新闻记者：“这些年，你是怎么活的，有想过这一天吗？”
李雷用戴着镣铐的手抹了一下脸：“这13年，我用一张假身份证活成了另外一个人。学了一门电焊工的手艺，一边打工一边度日。这些年我没有交朋友，也不参加娱乐局，更不敢在外面喝酒，怕喝醉了把这事说出来。虽然戴了张面具，生活的挺虚伪，但还是不敢面对。有时候会做噩梦，后来时间久了，就好一点，但是我知道总有这么一天的，特别是这两年，我有预感。”
小时新闻记者：“有想过自首吗？”
李雷：“有，但是我怂，始终不敢。后来我讨了老婆，有一个10岁的儿子，后来又有了个女儿，现在一岁多了。有了孩子之后，多了份牵挂，我就更加没勇气去自首了。”
沉默了几秒钟，李雷开口：“这13年来，我没跟老家的人联系过，前段时间，我从抖音上看我我二舅妈发了个消息，我才知道我妈走了……我觉得自己很虚伪，卑鄙，我的亲人离世，我一个也没送……”
小时新闻：“当萧山警方找到你时，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李雷：“我知道，这个案子的人抓的抓，判的判，就剩我一个了。当时我在天津，晚上10点多刚回宾馆，就有人来敲门了。当时我就差不多知道，这一天来了。没有太大的惊讶，心里反而是一种坦然，我终于不用戴着面具生活了，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今年以来，萧山警方持续纵深推进“云剑行动”部署，拓宽追逃工作思路，于11月从多条线索分析研判，发现一名叫张某彬的男子与犯罪嫌疑人李雷有着极高的相似度，且近期在上海、天津等地活动。
通过对张某彬的身份追查，萧山警方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李雷利用了张某彬的身份证照片，制作了一张假身份证。
12月3日，萧山民警前往天津后通过当地公安对该张某进行了抓捕。12月4日，李震被萧山警方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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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所有在场人员出示有效身份证件。”上海某地派出所根据群众举报对一处无名棋牌室开展例行检查。一个名为“刘健”的可疑人员很快进入警方眼帘——此人衣着单薄、神色慌张，持有北京身份证。结合前期北京市东城区纪委区监委通报的在逃人员信息，民警对其身份产生怀疑，便将其带到派出所详细盘查。随后发现这个身上仅有100元赌资，混迹于无名棋牌室的人，正是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崇文支行原副行长姚建民。
“哎，过去20多年了，还是逃不掉呀……”当北京市东城区纪委区监委办案人员向姚建民宣读20多年前签发的法律文书时，其感慨万千。
1994年至1996年间，姚建民利用职务便利，擅自将2000万元人民币用户存款挪作他用，并于案发前潜逃。1997年2月18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网上追逃措施，姚建民从昔日的银行副行长沦落为惶惶不可终日的逃犯。
姚建民潜逃后，虽历经多名办案人员一刻未停开展追逃工作，但一直未发现其行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该案由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移交东城区纪委区监委。由于年代久远、收集证据困难、嫌疑人行踪难以确定等原因，该案的调查工作艰难曲折。
北京市始终将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抓紧抓好，不断加大追逃追赃工作力度，让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无处遁形。在市追逃办统筹指导下，市区两级追逃部门上下联动，发挥政治和组织优势，健全信息衔接机制，持续形成追逃合力。东城区纪委区监委认真落实主办责任，精准施策，集中追逃追赃办案力量，明确职能部门和责任人员，并不断完善网上在逃人员信息，健全各项工作机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我区设立了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发挥各成员单位职能作用，为我区追逃追赃工作注入了新的更大力量。”东城区纪委区监委相关负责人说。东城区纪委区监委办案人员积极协调警方，利用“姚建民”本人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在发现其可能藏匿在上海后，及时向上海警方通报并积极沟通信息。
“我的真实姓名是姚建民，为躲避追逃，我找人办理了假身份证，在上海一直用‘刘健’身份生活。”姚建民在审讯中交代。
在过去的22年间，姚建民隐藏真实身份，背井离乡，东躲西藏，先后到过深圳、湖北等地，在工地打过零工、到餐馆做过帮工，一直过着颠沛流离、暗无天日的生活，为了能够缓解内心孤独，多听别人讲几句家乡话，他多次专门到一些价格极便宜的京菜馆、本帮菜馆吃饭，但期间又不敢过多与人交谈。2000年，因其思乡心切，偷偷回到了出生地上海生活，以此为心灵寄托。
“这些年我始终不敢与家人联系，尤其是错过了儿子成长的关键期，现在即使儿子站在我面前，我恐怕也认不出了；我自身有15年之久的糖尿病史，也一直没敢去医院治疗，只能偷偷到药店买些药片，说实话，我觉得有一天我死在外面都没人知道。”谈到潜逃经历，姚建民不禁声泪俱下。2019年1月10日，东城区纪委区监委工作人员宣布对姚建民采取强制措施，并进一步依法开展审查调查工作。
姚建民的归案再次证明了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再狡猾的“狐狸”终究难逃“猎人”织下的“天罗地网”。2019新年伊始，北京市已成功追回包括姚建民在内3名在逃人员。“我们将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有逃必追、一追到底，为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东城区纪委区监委有关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