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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在此时期的商丘，也积极融入大革命的洪流当中，中共党组织利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播下革命火种，有力地配合北伐战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大革命时期商丘的革命活动，主要集中在商丘的西、东交界区域的睢县、永城两县。此间，睢县在与杞县交界处的多个乡村，先后兴起红枪会，建立起农民协会和中共工作点，办起了平民夜校，尤其是联合举行农民武装暴动建立起了人民政权。杜土楼村便是此时期在大革命洪流中弄潮的村庄之一。该村西邻便是杞县郭楼，两县交界为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杜土楼，在大革命时期建立起了睢县第一个区级农民协会——西陵区农民协会，随后参加“打牛朋”运动和武装占领县城暴动，有力配合了北伐战争。该村之所以能站在大革命时期的前沿，是因村里有位思想进步的乡绅杜如珩，是他推动并影响着睢县的革命活动，并且曾经担任睢县第一个人民政权睢县治安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县长）。昔日的风云已经不在，在乍寒还暖的初冬，笔者深入和谐安宁的杜土楼村采访，追忆探寻那段难忘的历史和杜如珩的人生轨迹。

晚清秀才新思想 建立中共工作点

迎着簌簌的寒风，笔者与睢县西陵镇党政办公室主任葛晓磊一起驱车赶往杜土楼村。杜土楼村建村已有160多年的历史，据《杜氏族谱》载，清咸丰时，杜振公由杜公集迁此，筑土楼一座防范匪盗，以姓与楼名村。该村历属榆厢辖属，曾短暂归蓼堤，2005年榆厢与西陵两乡镇合并后归属西陵寺镇。古村有人口千余，居有杜、王、李、宋、董等10多姓村民。

车行村里，遇到了74岁的村民刘汉生。当我们问起他是否知道民国时期的村人杜如珩时，老人道：“咋能不知道嘞，他是这一片有名望的人，俺老辈都给他家种地。他思想进步，对人又好。”刘汉生又讲起他儿时记事时，杜如珩在村里墙上所刷的“男子剪发，女子放足；戒除烟酒，戒除嫖赌；劳动光荣，男女平等；取消苛捐杂税”等宣传标语。随后，笔者与杜土楼村支书李林海一起，在杜如珩的重孙、西陵镇退休老干部杜诗风的家里，阅览了《杜氏世谱》。听着村人和杜氏后人对先辈事迹的娓娓讲述，民国时那位站在大革命潮流中的杜如珩形象也立体丰满起来。

杜如珩，字楚白，1872年生于杜土楼村，书香门弟，晚清秀才。兄弟四人，排行老三，故人称“杜老三”。他自幼饱读经书，旧学造诣颇深，又善融合贯通，结合实际，对新的事物接受颇快。平时除料理家务外，还十分注意对子侄辈及其他孩子的教育。先后在本村办五六所私塾，并亲自任教。对邻里事物，更为关心，对极度贫苦的乡亲，常常慷慨解囊相助。因此，称誉乡里。

“五四”运动，新学中兴，杜如珩不惜重礼，聘请懂自然科学的老师来村任教，创办新学，并把本村子弟不断输送到开封、北京等地，进入高等学堂深造，当时睢县有“文风南北二土楼”之誉。这批子弟寒暑假期返乡后，他不分近疏，一律视为宾客，盛情款待，并常常与之畅谈通宵。谈起新思想、新事物，他不耻下问，洗耳恭听。因此，新的思想不断在脑海里萌发。

上世纪20年代初期，豫东红枪会兴起，杜如珩与李西峰首起响应，并与其同时在家乡成立了红学团。以此团结家乡民众防匪保家，抗捐抗税。1926年5月，他和苗铁峰、马集勋等其他红枪会首领一起，联络四乡红枪会两三万人，包围县城举行攻打军阀部队营长牛朋的农民暴动，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因反动军队残酷镇压，“打牛朋”暴动失败，杜如珩被当局扣押半年，经取保释放，返乡后继续斗争。

睢县红枪会农民的暴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1926年11月，中共豫区工委派于秀民来睢县开展党的工作。于秀民经过努力，先后在睢县建立起9个党的工作点，杜土楼为其中之一。当时杜如珩的侄子杜明山、杜丕山是开封中州大学附中学生，与于秀民相识。于秀民通过二人介绍，结识了杜如珩，并取得他的信任，从而在杜土楼建立起了杜如珩负责的党的工作点，一面向群众宣传北伐革命的声势，一面发展党员，并对改造红枪会有了组织保证。

领导暴动攻睢城 任职治安委员会

在杜如珩一生中，最为浓墨重彩的当是他领导参与睢县第二次农民暴动，并被推为临时革命政权——睢县治安委员会主任一事。

随着北伐革命的形势发展，党在睢县的革命活动也如火如荼。河南省农民协会主任肖仁鹄在睢县积极组织农民运动，并把红枪会改组成农民自卫团。1927年3月，第一届中共睢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相当于县委）在李康河村正式建立，于秀民任书记。4月初，中共豫东地区的党组织决定利用北伐军进军河南的形势，举行武装暴动，夺取县城。中共睢县执委会把农民自卫团改编为“河南省国民革命军别动队睢县支队”。暴动前，于秀民派人到各工作点，传播北伐军即将攻打睢县城的消息，同时把一些宣传品在城内张贴。驻防县城的奉系军阀薛传峰闻听消息后，慌忙撤防逃走，县知事张木越也随之潜逃，由临时拼凑的马振祺（绰号“马四糊涂”）、孟继五等地方豪绅维持政权，马自任县知事。

5月26日，睢县农民自卫军攻打县城。“于秀民等同志和杜如珩率领红枪会向睢县城进军时，沿途群众基于对马、孟政权的仇恨，拿着土枪棍棒，纷纷自动参加，一直到攻占县城后，参加的仍然陆续不断。”（阎子素《农军攻打睢县城》）孟继五与其看家队一起逃跑，马振祺被擒，暴动成功。农民自卫军占领县城后，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在中共睢县执委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睢县治安委员会，作为临时革命政权，这是睢县人民建立的第一个自己的政权。公推杜如珩为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县长）。治安委员会设在南门大街路西（原粮食局院内），下设政治、军事、秘书、司法、执法等处，分别由于秀民、苗泽生、马集勋、李西峰、翟炳三、苗铁峰等主持。治安委员会同时发布《告人民书》，并打开监狱，释放受害群众；打开粮仓，救济贫苦人民；焚毁了县知事衙门及公款局、契税局的档案文卷和账簿；取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豁免农民积欠的所有田赋；带领群众抄了劣绅孟继五、堂知原的家；公开审判马振祺，对其和“睢县红十字医院”院长屈虞书及平时欺压人民的县衙门班役等10余人执行枪决等。同时派一部分农民自卫军在县署和街道站岗巡逻，维持社会治安。广大群众扬眉吐气，一片欢腾。有人写诗赞曰：“革命大军进睢城，庶民闻讯尽欢腾。土豪劣绅末日到，军阀不再逞豪雄。”

于秀民在《回忆我在睢县开辟工作六个半月的经过》一文中这样记述当时的状况：“睢县反动政权也已陷于瘫痪……（我）和进城的同志们一起商量，决定：由杜如珩担任人民政权的县长。在杜县长的领导下，并成立了人民法庭，以李西峰为主审员，并指定阎慎予等几名陪审员，审理处死在押的大恶霸地主、外号马四糊涂的马振祺。同时，释放无辜被押的农民。杜如珩县长除亲自监督处死马振祺外，还打开粮仓放赈济贫。人民群众尝到了胜利果实，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归隐故里行慈善 兴学理念惠后人

农民军占领睢县城10余天后，形势陡变，新投降北伐军的原直系军阀寇英杰部何柯喜师开进睢县，迫令农民革命武装退出县城，睢县治安委员会遂告结束。不久，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反共，河南的冯玉祥下令取缔工农运动，并通缉暴动的组织者马集勋、杜如珩等8人，革命转入低潮。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曾载《悲心不泯下睢城》一文，文中对杜如珩被通缉受讯时的情况进行了描述：“杜如珩是前清的生员，案发时已经快要七十岁了。邓翔海形容他：‘读书明理，不愧循循儒者。跪地就讯时，汗流浃背，应对之词讷讷不能出口。其为谨饬之士，一望可知。’也就是因为八名首犯之中有这么一个人物，反而间接证明‘官逼民变’其来有自。其余七人也因之得以从宽免究，算是冯玉祥主政军阀生涯中的一桩功德。” 大革命失败后，杜如珩隐居故里。杜如珩在家乡为群众做了不少好事：一是出钱买书，办平民夜校，教人识字。二是禁止赌博，趁假期学生回家之便，组织力量查禁。三是提倡男女平等，男子剪发辫，妇女放足。四是修路种树，破除迷信，禁除鸦片，禁除嫖娼。春节时放粮济贫。因他所办之事符合民意，群众在榆厢集为他立碑，以示怀念。

1938年睢县沦陷，抗日军兴，杜如珩这时已年过花甲，身体有疾，不能挥戈杀敌，但常常忧国忧民。他自己堂屋挂上一幅自己亲手写的对联：“国仇未报壮士老，柜中宝剑夜有声。”以志自己的激奋之情。1941年去世。杜如珩的重孙杜诗风告诉笔者，杜如珩墓茔在“文革”时被平毁。

杜诗风拿出《睢县杜氏世谱》，介绍杜公集、杜土楼、关帝庙三村杜氏家族之源流。世谱显示杜如珩有杜奠山、杜洞山两子。杜诗风介绍说，杜如珩的长孙杜百根于1937年继承祖父遗志参加革命，1939年分配到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新四军第四师的前身）创办的《拂晓报》工作任编辑，写有《城门上的拂晓报》《一包遗骨》等文章。杜诗风说杜土楼杜氏可谓是人才辈出，如杜百廉曾任河南医科大学校长，杜春山为西北工学院系主任教授，杜百年为昆明医学院教授，杜百泉为太原大学教授，杜百畅为河南省电业局教育处原处长，杜诗初系河南大学副教授，杜百钦系河南省银行专科学校副教授，杜百银曾任开封师院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政治系党总支部书记，而这正是杜如珩重教兴学理念的传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