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中学时，班里有种叫“班副”的生物，除了负责在每节课老师进来的时候叫“起立、坐下”，还负责记录谁迟到，谁早退，谁和谁交头接耳，并及时把情况给班主任汇报，她大权在握秉公执法，每个人的名字都曾出现在她的记录本上⋯⋯在我们公司，除了上述任务，同事安妮还将“班副”角色演绎出了不同的风格：她将“袁主任”的“袁”字去掉，直呼“主任”，从此，在她口中，老袁的名字变成了姓“主”叫“任”，老袁挺享受这种称呼，叫的人驯顺又乖巧，被叫的听着亲切而又贴心。对安妮来说，这不过是做下属的一种“礼仪”和“教养”而已。可有人说，每次安妮称呼老袁“主任”的时候，他都会听成“主人”，感觉穿越回了奴隶社会。
哪个办公室没有等级呢？在塞林格小说《九故事》里有个故事：主人公是位19岁的少年，母亲去世了，不好意思再待在继父家，于是应聘了一份工作，在办公室里，尽管这个少年是个天才的画家，也不得不“端坐在房间的另一头，穿着蓝制服，打着苏尔卡领带，做出一副既警觉又很耐心的样子，而且还显得多少是这单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为了站稳脚跟，取得老板的好感，他表现得格外乖巧：“从西服口袋里取出一把绘图铅笔，把它们放在写字桌桌面上，动作尽可能不发出声音”，“有一回，老板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朝我瞥了一眼，我便回报以一个很过分的想讨他喜欢的媚笑”。
图 / 谢驭飞
至于如何打破办公室等级，美国学者尼基尔·萨瓦尔的著作《隔间——办公室进化史》里有个例子，网络公司总裁恰特很看不惯“弄得跟小学似的”办公室：人们乖乖地坐在自己座位上，除了上厕所不得离开。恰特认为这种环境滋生着褊狭和恐惧，员工无心工作，沉迷于阿谀奉承或内耗争斗。在这样的传统公司，总裁舒服地窝在自己行政楼层的套间中，套间里配备卫生间，连在厕所与人偶遇的机会都没有。而在恰特理想的公司里，踩着滑板车摇摇晃晃地转悠在办公空间的工程师，手里的玩具箭松开后，也许会飞过开放空间，轻微地砸到董事长的脑门上，而这位董事长，正如传说中的被苹果砸到的牛顿一样，说不定就能发现宇宙的奥秘。
于是恰特进行了一场平等主义办公室的实验：公司里没有固定办公桌，允许带宠物上班，野餐桌不规则地摆放着，邋遢的员工穿着随便的衣服窝在屏幕前，留着华丽的起床头造型，伴随着隆隆的摇滚乐⋯⋯实验的结果是，员工到了办公室后不知道该待在哪儿，于是便走了。哪怕没走，也找不到坐的地方——由于没有固定的办公桌，人们不得不把没做完的工作塞进他们的寄存柜里，很快柜子就不够塞了。人们开始翘班，经理们逐渐找不到员工⋯⋯实验失败了，亲历实验的人表示，不可能有平等主义的办公室，这是人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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