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美、日本、德国特约记者胡建宇、青木真、《环球时报》记者郑贤]中国网红经济为什么火爆？这是近年来国内外都津津乐道的话题。
香港《南华早报》今年3月报道说，六成以上的中国消费者乐于接受网红，而在美日两国，该比例不到五成和四成。中国网民数量超过8亿，网红一旦成名，带货能力和个人所得将是惊人的，很多国家的网红对此是既羡慕又嫉妒。这也吸引了一些国外人士，开始在中国网红经济热潮中分享红利。但一些中国网红为了出名或牟利，也做了很多出格的事，诸如“女网红擅自入校拍视频”之类的恶作剧层出不穷，这让有关“网红”也得接受法治和德治约束的呼声不断高涨。“中国知名网红收入以分钟算”
“中国是全球网红经济的发动机，也是世界第一网红经济国。”德国自由大学网络经济学者特洛伊卡·布劳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有着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网速快，网络营销的市场成熟，既有大电商平台，也有众多社交媒体平台。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4日刊文介绍中国网红经济日趋专业化，并援引中国社交媒体营销专家劳伦·哈兰南的话说，中国现有的模式可能是西方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高度商业化的人才选拔反映出中国网红经济的成熟。著有《社交媒体娱乐》的美国学者戴维·克雷格认为，中国人整合电子商务与社交平台，中国的网红产业比英美等国都要好。
“中国网红群体估计是世界最大的，有影响力的网红孵化器也是全球最多的。尤其是年轻女孩成为网红的主力军，她们看上去经过训练或美颜，都有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小嘴巴和尖尖的下巴，这在中国被称为‘网红脸’。”德国新闻电视台16日报道说，“一半中国年轻人想成为网红”，究其原因，网络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快，而且中国人喜欢新鲜事物，手机支付很普遍。当然，网红们也充满挑战，一天要数次甚至数十次出现在平台上。
《环球时报》记者查询美德等欧美媒体的报道，和中文“网红”对应的表述大多是“关键意见领袖”“网络影响者”“网络明星”等。德国omr经济网前不久刊文惊呼：“中国疯狂的网红经济!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现超过美国、巴西和印尼人口的总和。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媒体市场，中国相关的网红产业正在爆炸式增长。”相关调查机构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网红经济规模可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文章说，难以想象，中国知名网红的收入以分钟来计算，如某时尚“导购小姐”2017年在4分钟时间内卖出100辆价格为28万元人民币的MINI Cooper。
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详细介绍了中国直播业的运作方式，并分析了中国网红经济兴盛的原因。文章说：作为一种电子商务工具，智能手机占中国电子商务活动的95%左右。中国充斥着网络直播，既有非商业性的，如年轻人晒晒自己的生活，也有网红与电子商务成功结合并形成产业的。为什么消费者和品牌都采用这种媒介？答案是直播带来的体验性、真实感。中国有些电视节目形式呆板，大部分广告都是编写的剧本，而直播购物可以让网民实时看到使用者对产品的反馈。直播购物更像是观众当面试用产品，消费者就是法官，而不是被灌输产品信息。
随着抖音、快手等视频网站日益红火，日本人也开始关注中国网红经济。日本富士电视台记者去年8月来中国采访后报道称，中国经济对互联网的有效应用远超日本，不仅有大型电商创造的销售神话，还有全民参与的娱乐视频带动的产业。各类网红背后是诱人的收入，网络关注度是人气的象征，更是企业选择广告投放的重要依据。报道称，网红的高浏览量就意味着高收入，在网民数量庞大的中国，浏览量能超过千万就会有很多商家来投放广告，网红年收入百万元人民币就不再是梦想。
知名美食视频博主李子柒、网络女歌手主播冯提莫都很受日本年轻人的喜爱，有的喜欢前者的生活方式，有的喜欢后者的清纯甜美。日本人气高的网红类型和中国差不多，但日本的娱乐市场很容易饱和，娱乐市场竞争激烈，通常来说，娱乐类网红的发展空间还是赶不上正规的艺人。日本的渡边直美是个例外，她以模仿碧昂丝的表演走红，也擅长各种吐槽，被不少中国人称为“日本的Papi酱”。渡边直美已从普通网红变为大众明星，常接到主流娱乐电视台节目组的邀请，有报道说，她的年收入约有300万元人民币。
谈到收入，德国网红很谦虚
各国民众在羡慕嫉妒中国网红的同时，也开始效仿。一些德国人在中国也成为网红，其中最出名的是上海女婿“阿福”——托马斯·德克森，他用普通话和上海话做搞笑视频，讲述“娶个中国老婆是什么体验”并对比中德文化的差异。目前，阿福在中国有700多万粉丝。这让他有了在中国营销Alpecin牌洗发水等德国品牌的资本。今年4月以来，“墙外开花”的阿福开始在德国走红，包括德国电视一台、《世界报》等主流媒体对其纷纷进行报道。
慕尼黑时尚网红丝蒙娜曾在上海留学两年，现在也成了德国网红，她在谈论旅游等话题的同时，也给德国汽车品牌等做营销。她月收入约5000欧元，与普通德国工程师收入差不多，但必须每天都要忙碌。丝蒙娜很谦虚地说，与中国网红相比，欧洲国家的网红收入就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中国网红身后有中国这个大市场，受众多，机遇也更多。
就像阿福既是中国网红又是德国网红一样，网红无国界。在美国，主打网络游戏的瑞典网红Pewdiepie很受欢迎，是名副其实的流量王。美国网游产业火爆，让Pewdiepie在YouTube频道拥有5700万订阅者，而同样受人喜欢的加拿大歌手贾斯汀·比伯的订阅者只有3100万。Pewdiepie在直播中曾使用过歧视非洲裔的词汇，引起过民众不满。有美国网民说：“平台为了赚钱，很难对Pewdiepie 禁言。他的成功让我感到不解和难过，居然那么多美国青少年把时间花在网游上。”而据记者了解，美国中低层的家庭妇女因为没什么收入和消费能力，也喜欢靠玩网游打发时间，因此，她们也是Pewdiepie的粉丝。
顶级网红赚钱容易，但在地广人稀的美国，想分享“网红红利”却很难。在中国，网红背后通常都有一个经营团队，有公司专门对其进行炒作，彼此信任是合作的先决条件。但美国一个历史老师近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业余时间给一个历史评论频道的网红做帮手、写脚本，该网红的视频平均有10万多次的点击量。过去8年，每次帮忙，网红会给他60美元，但在节目中从来不写他的名字，还经常拖欠报酬，这让他感到十分失望。而该网红则向这个老师不断抱怨说，“自己要缴各种税，赚钱主要靠粉丝捐助和线上购物”。
“顾名思义，‘网红’这个词更强调其媒介属性，网红实际上是一种新媒介形态下的明星制度、明星文化，跟传统的电影、电视体系下的明星不是一回事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长期看，网红是一个大趋势，因为网红本身是媒介迭代的产物——以移动互联网为表征的媒介迭代效应的产物。孙佳山认为，网红经济跟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属性以及移动支付系统的金融属性有直接关系。他表示：“美国网红经济没中国这么好，是因为美国在移动支付和移动互联网领域还没发展到我们这个程度。我们的移动支付规模已经足够大，已接近于美国的百倍。不过这也意味着，在网红经济的监管方面，我们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参照。”
看好网红经济，但都强调道德底线
谈到网红经济引发的一些社会争议，孙佳山说：“网红经济不仅是媒介迭代的产物，也是大众文化转型、商业模式变迁等综合性因素的产物。网红经济产生的一些问题是长期性的，我们对其既要开放包容，也要对其加强监管，因为有些底线网红是不能碰的，不能为了关注度什么都干。”他认为，对网红和网红经济的监管，不能照搬对传统媒介的监管模式。孙佳山说，充分总结发展网红经济的“中国经验”，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有着长期的示范效应。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网红经济不能在无序、失范的状态下野蛮生长，对网红也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如规范其活动范围及内容尺度等。他强调，网红的线下行为必须得到严格而清晰的规范，像有的网红擅自到学校拍摄，干扰正常教学的做法必须严格禁止。
中国政府对直播行业的管理和规范，也会引起国外媒体的关注。如《华尔街日报》2017年初报道说，通过智能手机发布直播视频的境外表演者必须提前向中国文化部提出正式申请。美国公共电视网今年2月以“这是真正的生活：对直播经济的解读”一文在比较美中两国网红经济时，也提到中国对网络直播的监管。在美国，直播以网络游戏为主，一些玩家喜欢看别人玩并进行交流。而中国人偏重娱乐。文章举了一个因表演低俗、涉及毒品而被封杀的中国网红的例子。文章称，“从2017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管，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播在中国已失势。它正在成为一个受监管的行业，而不只是一个疯狂的市场。中国企业的资本在向该行业汇集，直播公司也在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在美国多家律师事务所的网页上，可以查到一份《美国直播的法律风险》，其中提醒网红要注意的事项很多，如“除非您拥有版权，否则不要用任何未经筛选的背景音乐”“小心拍摄其他人，这可能会造成侵犯他人肖像权”“即使在公共场所，也不允许随便拍摄未成年人”等等。
日本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网络社交规则，使网红不会为吸引眼球做出格的事。如国内有主播竟然上街拍摄辱骂交警然后逃跑的视频，这样的做法在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日本关西地区一名社会学教授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网红经济不可能野蛮发展，作为新生事物总是在出现问题后引起社会反思，继而促进立法予以管制。他认为，如果法制不健全，网红就会钻空子，靠一些低俗甚至挑战道德底线的内容来赚钱。一名日本资深娱乐新闻记者也表示，当网红红极一时的时候也是其退热的开始，因为大众的审美要求会提高，也更挑剔。
据德国自由大学网络经济学者特洛伊卡·布劳尔介绍，德国经济研究所2017年预测，德国网红经济已经初具规模，以网红为主要职业的人数也有数万人。由于缺乏法规，德国网红存在偷税漏税、没有实名、出售假货等问题。有的网红一边拿失业补助金，一边在网上日赚上千欧元。因此，德国也在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网红经济。
德国已成立多家网红营销学院，各地商会、职业学校也提供相关培训。德国柏林首家网红营销学院成立于2017年，对中国的网红经济有所关注。该学院负责人舒尔茨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网络经济高速发展，但各国政府的管理严重滞后。网红营销学院重视培养网红的职业道德，除讲述如何制作吸引人的内容、如何帮企业营销品牌外，还帮他们了解法律法规，如数据保护、版权和商标权等。德国还有网红工作者协会，主要负责各种培训以及网红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帮助网红经济走上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