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AI财经社 曹忆蕾
编辑|严冬雪
“你见到‘23万’了吗？”每次见面，章鑫、施纬、李晓冬都会问我，微信里也问。作为被“23万”远远甩开的对手，他们实在太好奇了。
我是为了一万人来到富士康深圳龙华总部的。2018年新榜大会上，快手副总裁岳富涛分享了一组数据：在快手上有超过一万名富士康员工，富士康内部推荐招工有奖励，招一人奖1080元，有人赚了百万。
这一万人中，ID名为“富士康电子厂@冲30万”的账号位列检索列表第一，粉丝数23.5W。在简短的通话里，“23万”说他叫张洁，湖南人，今年26岁，两年前注册了快手账号。
在龙华近20万员工里寻找一个“张洁”无疑是大海捞针，但在快手上，对这家工厂有兴趣的潜在招工对象只要搜索“富士康”，就马上能在第一行找到他。
“我是富士康最早开始玩快手的，很多人都是跟我学的。”他否认自己是那个百万富翁，只神秘地说，“招人水很深，得懂里面的潜规则，和领导搞好关系很重要。”
我差点就见到“23万”。在离开深圳的前一晚，他给我发来隔壁酒店的房间号。
01
短视频流水线
章鑫淹没在深蓝色的人流里。傍晚7点30分，深圳已落下夜色，正值换班高峰期，厂工涌进龙浦新村的昏暗里，挤在窄道上，等一碗刚出锅的柳州米粉或猪脚饭。偶有身着玫红色制服的女孩子穿行，是稀少的跳脱亮色。
他向我招手，还没打招呼，张口就问，“你见到‘23万’了吗？”章鑫个头不高，南方口音，在快手检索表中位列第二，被“23万”远远甩开，粉丝相差近17万。
章鑫、李晓冬和施纬是同事，也是群友——招工群。在网络里，他们的新身份是“富士康面试官”“富士康总部”“富士康电子厂”账号的主人，三人粉丝数4万至10万，这是他们与“23万”的差距。
这是唯一的区别了，除此之外，他们与“23万”的短视频彷佛出自同一条流水线：工厂门口的刷脸机器、食堂饭菜、加了特效的走路带风的漂亮厂妹、站在同一个楼顶拍摄的人流，最后配以红底白字的标题，再选一首都市苦情歌作背景乐……在“血汗工厂”“十二连跳”的标签之外，他们用自己偏爱的风格，将这座全球最大代工厂的日常面貌掀开了。
热门视频的评论区里，集体记忆汹涌而来：“十年前，我也在龙华”“我在E1栋呆过”“富士康小姐姐路过”……
“富士康得感谢我们，白天给它打工，晚上给它做客服。”施纬的调侃被一个电话打断，他清清嗓子，正起面孔，接了电话，“你到清湖地铁站出来，今天晚上先找个旅馆休息一下，明天上午过来面试就行。”末了，不忘再次叮嘱面试地点和时间。
这是看了他的视频联系进厂的小青年，每天，施纬要回复上百条这样的短信和电话。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花半小时挑选素材、剪辑，准备好这一天的“诱饵”。8点上班前的20分钟、午饭后的30分钟、下班后的一小时，是施纬固定的直播时间。差不多同一时间，章鑫和李晓冬也会在直播间里亮起绿灯。
每天有上百人加施纬的微信号，最终成功进厂的不到百分之一。有的人聊一会儿就决定来打工，有的人聊了两三个月，时不时来问一个问题。施纬反复用“他们都是钱，都是钱”来给自己洗脑，“不然会被逼疯的”。
“累，太疲惫了，早上8点上班，加班到7点下班，还要继续上班。”晚上不到9点，施纬红着眼眶打起了哈欠。一个电话令他强打起精神，又是要进厂的，他不敢怠慢，这是他的生财之道。
02
捷径
2018年8月，施纬换了一部iPhone 8，那时，他刚开始网络招工不久，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介绍了上百人进厂，得到奖励两万多块。
施纬第一次有了“原来钱这么好赚”的畅快感，守着工资单的苦日子终于要过去了，那是扒着手指头一点点抠的日子：底薪2650元，每个月最多工作80小时，到手六七千元，扣除房租水电，再往老家寄点钱，能结余两三千，一年攒个三万，春节回趟老家发掉一万，一年忙到头剩两万，十年才20万。
但现在，来钱的速度快多了。
近年以来，愿意进厂忍受流水线的工人越来越少，为了扩大招工，富士康鼓励员工发展新员工，在内部软件中也有内推渠道。8月到11月正是富士康用人旺季，每成功推荐一人最高奖励2500元，用工着急的部门还会抬高价格。
“23万”曾在视频评论区表示，自己推荐成功进厂的正式员工达1200人。这句话是“23万”被认定为那个百万富翁的铁证：平衡淡季旺季的奖励金额，假使一个人奖励1000元，1200人就是120万元。
在富士康，章鑫他们是“老人”了。入厂10年来，尽管厂外的世界里，“百万”早已不是富翁的标准，却仍是守在流水线旁的工人的绮梦。为了多招一个工，章鑫在周末和暑假跑遍了深圳周边的广州、惠州、东莞，在人才中介旁摆桌子、贴张A4纸，碰上运气好，一天能招来十来个，就舍得打个车早点回家。
至于QQ空间和朋友圈也早都试过，一年里最多招来几十个，如果想去百度贴吧招工，需要上传公司营业执照。
短视频跟这些都不同，做网红只是一种手段，真正的意义在于：在大流量的互联网“闹市”招工的门槛降低了。
一条“手撕、生吃癞蛤蟆”的短视频把施纬拉进短视频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开始只是看客，后来，他将镜头对准自己、流水线上的姑娘、吞吐人流的厂区……“你在富士康吗？”“跳楼的那个？”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变得密集，施纬开始有意识地做一个招工账号。
为此，他上传了证件照，强调自己是富士康员工而非中介。他严重缺觉，但仍保持日更，并每天做直播，眼看着粉丝逐个涨到5.2万，到月末数着到手的奖励，他以为，打工12年后，生活的捷径终于在面前铺开。
好景只持续到九月，这是富士康加线加人的用工旺季，施纬的小群里一下子涌进来20多个招工同行，他心头一紧，竞争来了。施纬有了快手里第一次也是唯一次开销——买了30快币，为了跑到同行直播间里送礼物，刷脸霸榜，让别人记住自己的名字，好抢生意。
这种花钱给“外人”、同行自戕的行为很快停止，工友们协商不这样抢生意，施纬的30快币至今还未用完。在都要挣钱的朴素心理下，竞争变互助，老员工、新员工之间也形成了一条内推复制链，从快手招募来的新员工转眼也注册了账号。
名声做起来后，职业中介也加入了，除了给厂里推荐正式工，他们也向中介输送小时工，分享抽成，最高一个可以拿到5000元。实际上，在富士康的内推规定里，与中介联合是不被允许的。
“这很像传销吧。”李晓冬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安抚新进的羔羊，他也会返两千给他们，让他们安心工作，好让自己拿到完整奖励——招工奖励分三次发放，新厂工呆满3个月，推荐人才能拿到足额的奖金，大部分时候，他们只能拿到1/3奖励，“现在的95后一说就跑，今天上工，一看不满意，明天就失踪。”在施纬看来，现在的年轻人已经熬不住流水线的工作了。
有人问“有没有躺着玩手机发工资的岗位”，还有人挑不到想要的岗位，让施纬“找郭台铭问一下”。施纬眼中的世道变了，忆及10年前，施纬露出少有的严肃，“我们进厂的时候，厂特别少，找到一份工作不容易，老老实实想一直做好，一份工作来之不易。”
今非昔比，如今厂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进进出出的还是80后那一代打工仔，而95后已经不肯进厂了，好不容易进来，被骂了几句就会跑，“毕竟做网红、开直播都要比打工赚钱。”施纬解释，如今早不是要交中介费才能进厂的年代，没有找不到工作的工人，只有招不到人的工厂。
03
老工友的10年
2007年，施纬被一辆大巴拉进厂区，眼前是水泥路，比老家的泥泞山路强多了。从小就盼着快些长大赚钱的他，如愿进入了大厂。那一年，施纬不到17岁，刚上中专四个月就被告知毕业，分配进厂。
这是富士康针对青年学生的“实习”项目，让他们与农民工并肩奋战在流水线上。仅2010年，富士康专门为苹果公司服务的事业群就招募了来自200多所学校的28044名实习生，这个数字是2007年的6倍。2010年夏天，为富士康工作的实习生人数达到15万，占其中国工人总数的15%。目前，富士康仍在招收这种廉价、机动的实习生。
那是10年前，招募中心门口挤着整宿排队进场的子弟，2009年，富士康龙华总部容纳的打工仔超过40万。22岁的章鑫带着被褥、干粮，还有家里借的1300元的中介费，挤在上万人里去面试富士康普工，从凌晨两三点一直等到下午六点，才轮到他。
“一天里富士康招了5000人。护士抽血抽到自己胳膊抽筋，得换人来抽血。”章鑫回忆。
彼时，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富士康梦想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厂。2009年，时代周刊罕见地将中国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入围年度人物，排名第二。中国廉价劳工成了媒体口中的救世主，将资本主义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十年前，这里拼的是人，是40万日夜不停地在流水线上打螺丝的人，是章鑫，是施纬，也是李晓冬。2007年，当一辆大巴将施纬拉进龙华总部时，他还没反应过来，直到车停在厂房前，一份进城务工青年的命运才在此时此地展开。
螺丝工、物料员、全技工……章鑫辗转过数十个岗位，熟悉大多数流程。他曾是惠普台式机产线上的螺丝工——富士康最知名的工种之一，一台笔记本光驱固定架需要四颗螺丝，一天要生产两千台。车间窗户的每一寸都被遮光帘掩得密不透光，日光灯从早开到晚，不知昼夜，只有每两小时休息的“叮叮叮”铃声，提醒身体到了该休息、打混（偷懒）的时间。所有人眼里都只有产量，上午一千台，下午一千台，时间刷刷地淌过，8000颗螺丝下地，工人们的一天就能宣告结束。
章鑫最高纪录是打断了16根起子，被线长劈头盖脸地一通“吊人”。“吊人”就是骂人，年轻时他们听多了臭骂，很少有人被骂走。
但年轻的一个好处是不知疲倦。白天在操机台前站足十几个钟头，下班了冲个澡就能恢复精神，手里的泡面还没泡开，就能边吸溜边往溜冰场走，门票三块钱，可以玩到半夜，跟染一头五颜六色的杀马特蹦迪到凌晨。第二天早上6点，照样爬起来上工。
这群10年前的年轻人的回报是：底薪900，加班无上限，到九、十点是家常便饭，一个月休息一天，到手的工资有一千七、八，最高的时候有两千。
这种生活在2010年戛然而止，那一年，无休止的加班被叫停了，直接原因是“十八连跳”。“喝口水，吃个饭，就听到哪儿哪儿又跳楼了。”章鑫拿起奶茶拍在桌上，“咚，又死一个。”那些一跃而下的人命，带来最直接的变革是工人底薪从900元涨到了2100元，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法，每天最多加班两个小时。
只是涨薪速度永远追赶不上物价增速，10年前，施纬和四个工友挤在一百块的两居室，分摊下来每人只要20元，就在厂房对面，上班很近；如今，离工厂两公里外的小单间也要一千多。
现在，施纬给自己定的每月零花钱配额是200元。我送他两包中华烟，他留了一包，把另一包换成了几包10块的。在厂区小卖部里，烟是一支一支卖的，整包槟榔也拆成一颗一颗的。烟瘾上来了，施纬就只允许自己买一根，虽然明白单买更贵，但毕竟散烟也快，买了一包自己抽不到几根。周围人也早习惯被他蹭烟。
夜色里，一个身影揣兜、弓背，槟榔嚼得“呼呼”响。30岁不到的施纬打工12年，再过5个月，章鑫也将在富士康呆满十年。施纬吐了一口槟榔渣，“一个人能有多少个十年？”
比起如今进厂的年轻人，三十岁左右的章鑫、施纬已经有了中年危机，六七千一个月的死工资令他们焦虑不安，更多更快地来钱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安全感。
晚上，员工在厂区LED屏前“打混”
04
留不住的和回不去的
外出十余年，回乡种地已无可能，但靠工资一年攒两万想在深圳安家也是奢望，这一代的“施纬”们被死死夹在了城市化进程的裂缝里。
2010年，18个鲜活的生命用奔赴死亡的极端方式，向挫败、绝望的无常命运发起反抗。悲剧发生后，9位中国学者发表声明：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
距离那个悲痛的春天已快10年，留不住的和回不去的问题依然存在。
施纬也想过挣脱。富士康提供进修课程，施纬报了工商管理，却早遗忘了学习的本领，也缺乏动力——出了这个厂门，富士康学历没有意义，而他不想久留，章鑫也一样。
实际上，施纬脑子活，待得久认识的人也多，他清楚自己的职级就卡在学历上，厂领导有心拉一把，一看是中专，也无能为力。厂里经常有外国供应商来参观，施纬是陪同之一，身边还要配一个翻译。“这要多大的成本啊。”他羡慕那些会英语的人，自己只勉强能把26字母认清。有些人同样是中专生，却在工厂里自学英语成才，他们活成了施纬心中的传奇，“说是郭台铭都接见过的人，他们不会走的，年薪好几百万呢。”
在如今的龙华总部，靠富士康一份工作是养不了家的，打双份工是年轻工人的常态，送外卖、当服务员、去肯德基打零工……比起10年前暗无天日的加班和从不停歇的生产线，工人们最担心的不是订单压力，而是无班可加。
有人脉的开始招工，有积蓄的就盘个店面，还有人卖手机，“23万”就在朋友圈里忙得四脚朝天，他有两个微信，一个天天晒iPhone手机订单，远销西藏、新疆；另一个招工，节前的正式工招工已结束，20元／小时的临时工还在招募中。
更多的还是没有想法的人。“有点想法的人不会进富士康，即使进了也不会长久。但凡学点技术，早就跳槽了。呆久了，就成了没想法的人。”施纬说，时间久了，他们也混上了线长、组长，打混的时间也长了。
他一度把致富希望寄托在裁员上。每到辞工季，这份期望就愈加强烈，“我们都想被裁掉，求之不得。”施纬想着，以N+1计算，以他的工龄最低也有近十万赔偿，如果只靠现在的工资，一个月5000，不吃不喝近两年才有十万块。
富士康官方否认了外界传言的裁员34万人，但他们都清楚，苹果销量下滑后，IDPBG事业群（iPhone生产线）已经辞退了三四万人。
令施纬失望的是，今年裁员名单里没有他。最近，他已经吃了好几顿散伙饭，被裁员是值得庆祝的事，幸运儿必须请客，叫上三五好友，来一份石锅鱼，再来一瓶好喝又便宜的牛栏山。打工的日子里一起吹牛、打混，散伙饭后就各自天涯，成为朋友圈里的点赞之交。
05
涨粉的秘诀是什么
网络招工成了如今“来钱最快的法子”，但随着年末进入淡季，招工奖励从每人2500元跌到了1800元，临近春节又跌到了600，年后更只有300，施纬感到，眼下的希望也在远去。
曾经，网络招工让他有了“再熬五年”的动力，他琢磨10年都熬过来了，再熬个5年，到时候拿着养老保险金就能回乡，2000块一个月在老家也过得滋润。抱有这样想法的，在富士康大有人在。
1990年出生的曾桢，走的是另一条富士康网红之路。在网上，她是“真真真真小姐”，有一头齐腰长发，穿老头鞋、宽大的潮牌卫衣，是大多数人心中的标准网红模样。一年多前，曾桢入职夏普品牌市场部，从福田区搬到了龙华总部。2016年，为挽回苹果的心，富士康以35亿美元收购夏普，成为苹果供应链上更有吸引力的合伙伙伴。
从深圳大学毕业5年、土生土长的深圳人曾桢没想到有一天会在厂区工作。她在厂区附近租了3000块一个月的一居室，算是当地顶尖的奢华，却没有朋友，也不化妆了，头发都不想洗，戴着鸭舌帽就去上班。这样的日子刚过三个月，曾桢就犯了自闭，去医院挂了心理科。以前，曾桢在福田区进出大厦公寓，三五好友随叫随到，日子是小礼服、香槟和彻夜的party。
为了回到过去，曾桢决定不管开车多辛苦也要搬回市区，每天六点就从福田赶去工厂上班，“每天头都晕，天黑得连导航都提醒我开车灯”。
午饭时间，她寻找那些漆着粉色的墙角和弯曲的钢管，这些都将成为照片的背景板，“现在人都喜欢工业风。”修图10分钟后，照片就被上传到潮牌分享平台，成为服装的卖家秀。2018年，玩了半年抖音后，她的粉丝就达到了20多万，比起那一万名富士康招工号，这个成绩已经是佼佼者。但曾桢很清楚，半年里如果没有达到百万粉，就很难再涨了。
而且，曾桢不干招工，她要做的是真正的网红品牌，带货的那种。
回厂路上，“真真真真小姐”在抖音上做直播
“你采访过百万粉、千万粉的大V吗，你知道什么涨粉的秘诀吗？”章鑫跟施纬一样焦虑，但他也心知肚明，“小姑娘一个一个年轻又漂亮，我们这些老腊肉玩不过。” 章鑫的粉丝数已停留在五万很久了，前一阵，他拍了一段郭台铭走在厂区的短视频，标题“为什么郭总裁要在美国建厂”，粉丝数终于冲上了7万。
最近，他密切关注名为“富士康小可爱”的ID，这是观澜厂区女工运营的账号，三个月就涨了近一万粉丝。在章鑫的概念里，创新意味着改变标题字体。
施纬曾找两个女工协助拍过两个小段子，段子还是模仿来的，但施纬觉得太累了，找人、设计、拍摄、编辑太费事，最终播放量也不高。
李晓冬手里攒着一堆在深圳车展拍的模特，盘靓条顺，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车展蹲了多久，只看他一天发一个模特，最后积累了10万粉丝。
10年前，姑娘和性是寂寞工厂里为数不多的慰藉，当时，姑娘与小伙子的比例尚有一比十，如今厂妹仍是网上招工最好用的钩子，“富士康进得早，女朋友找得早”“钱多钱少无所谓，找到女朋友才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现在的富士康连一比十的姑娘也没有，“产线上没有姑娘，全是带把的。”为了制造姑娘很多的假象，施纬把四五个厂妹剪进同一个视频里。下班时间，零星的蹬着高跟鞋、身穿连衣裙的时髦女工走过，后面是一大群穿着深蓝制服的男士们，“这才是富士康的真相”。
章鑫、施纬、李晓冬的出现不是偶然，是下滑中的代工厂与上升中的网红经济共同造就的结果。他们陷入了自己设想的悖论：为吸引打工仔进厂，他们只拍摄工厂干净、福利待遇好、美女多的一面；但是，只要还在富士康一天，吸睛题材就不会成为创作的主流。
临近春节，施纬提前请假两天，回到四川巴中老家。傍晚天色阴沉，他在山上一边烤火，一边直播。一条“你肯定不是内部员工，是中介”的留言把他气炸了，他用力地拍火，白烟腾起，呛得说不出话，越着急，咳嗽越重，声音透过屏幕刺入耳膜，“我就是富士康员工是不是，不是骗人的是不是，你们也是有需求的是不是，我能推荐一个好部门是不是……”他一口气说了十来个“是不是”，又气又急。
天黑了，新买的运动鞋踩在泥泞的山路上，直往山下窜，施纬手上还举着手机直播，镜头扫过山间，画面剧烈地晃动，直播主人那边传来一阵“卧槽”。
下山后，他没急着回家，蹲在门口点了一支烟。他解释，农村人不习惯直播，一天到晚举着手机会被当成傻子。一个脆生的童音打断了直播，唤他上楼吃饭，问他在干嘛。他扭过头，“在和远方的朋友打电话”。
施纬估摸，现在怕是有两三千富士康人在网上招工——他显然低估了网络传播的力量，当我告诉他数量超过一万人时，他叹口气，“一万人啊，去你大爷的”，又重复了一遍。
在这一万人中，“23万”始终是他们羡慕不已的“大神”，有人猜他是中介，有人猜是内部员工，也有人猜是外部供应商，才能拿到大批量手机在微信里卖，就连他的作息也异于朝八晚八的富士康厂工。他问我是否有男朋友，要求我发自拍照，约访的时间始终在拉扯，最多的话是“晚点儿”。曾经零点告诉我有空，要相约在酒店大堂，半小时后又说太晚了，被朋友拉去喝酒了。
我离开龙华厂区的前一晚，他发来自己的酒店房间号，我提议大堂见，他没了回复，电话也再没有接。
只有微信账号在持续展示这位富士康招工大神的传奇，过去的两周里，“23万”的粉丝涨了2000人，节前招工已结束，手机生意的快递也停了，“23万”发了一条朋友圈：一切尽在不言中，祝老铁们2019发奋图强，渐入佳境。
（应受访者要求，章鑫、施纬、李晓冬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