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屋里是家乡九组的称呼，位于塆里的北头。我家里在八十年代分田到户之前一直住在细屋里，现在算十一组南门的人。
在细屋里最前面的地方，有一排老屋， 这排老屋上了年纪，底下两三排是青砖，上头全是光溜滑亮的土砖，砖中灰色的稻草清晰可见，人难以企及的地方结有蛛网，顶上那或青灰或黝黑的瓦片，满含着苍桑，藏着许多的故事。老屋有六七间，中间一间是我们这“大行”公用的厅屋，两边是行里长辈们的住房。从右手数起，连续三间是我满爷爷忠成先生家的屋。其实忠成先生应该是三爷爷，而满爷爷忠定先生在解放时去了台湾。这些我当时都不知道罢了，而且三爷爷三间屋子应该有一间是分给忠定先生的，于是成家后的父亲跟他三叔说好话，要求将忠定先生那间屋从中隔断，好让自己有个家，忠成先生答应了。
其实这排老屋进深并不长，不过七入米而已，用母亲的话说，只有七根楼枕长。但屋后还有两三米的空地，父亲便用土砖从中拦了三根楼枕，再顺着屋檐下去安了两根楼枕，一共有五根楼枕长了，充其量不过五六米，算起来不过十三四个平方。开了个五六十公分见方的简易小窗子，却没有窗叶，其实取不了多少光，天若昏暗，还得拉电灯。记得小时候我做作业都在屋外那块石头上，一笔一画甚是认真，对着连环画抄写。我在细屋里的这个家，虽然小，但父母很满足了，毕竟这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父母结婚六七年来，都是借住别人的房子，已经换了三四个地方。父亲又挨着房子搭了间偏檐，刚够打个柴火灶，再放一口缸龙（水缸）。
一年后的一九七三年，母亲在这间低矮却温暖的屋子里生下了我，七六年又生下了弟弟国栋。等到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时家里便搬到了十一组的野鸡背，在细屋里我们住了八九年。由于当时才几岁，在那矮小的家里，我很难回忆起更多的细节，但有两件事仍记忆犹新。
第一件是在一个晚上，好象很晚了，父亲不知打哪儿来，好象有段时间没回家了，给我和弟弟带了非常甜的水果，那之前从没见过，实质就是普通的凉薯，特别爽口特别甜，那味道是以后再没有的，无论如何也吃不出那种味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哪晚的凉薯为啥特别甜，甜到心底。第二件却是恐怖的骇怕的。那是一个阳光的午后，我与父亲及新生先生三个人在家里，父亲与新生先生不知在搞些什么名堂，反正电线开关等东西摆满了房间，我亲眼看见父亲触电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吓得直哭却不敢动弹，整个人都呆了。幸得新生先生当即切断电源，然后伏在父亲身上做人工呼吸，等我哭喊着跑到禾头上把母亲找来，父亲已被新生先生给抢救过来了。新生先生是我们家的恩人，大恩不言谢，我一直对新生先生心存感念。
整个细屋里我们大行占了大半，我家前后左右都住着行里的人，既是一家人，自然亲切倍觉温暖，那种浓情在今天是很难感受到的，谁家有好吃的都会意思地送一点，主要是给各家的小孩尝尝。大家也都住着土砖屋，也是成排的，一户却往往只有一两间屋，每户多的七八人，少的也有四五人，大家挤在一起，其乐融融。
家后有两条小路，一横一直，直的是坡路，横的平坦，都是方便住在后面的人家出进。两条路在我家的门口汇合，再沿着三爷爷的屋墙通到细屋里的禾头。禾头下是长条形池塘，大家都在里面洗衣服。这口池塘今天不存在了，早被填掉做禾坪了。
屋后横路上面有排土砖屋，也有间私厅屋，左右分别住着有信先生与传文先生两家。地势高不少，要上十来级码头，码头两边是倒垃圾沤肥的“框”，这种框农村是常见的，几乎家家都有。有信先生比父亲大十来岁，与父亲是行里的兄弟，我叫伯伯。身材矮小的有信先生是国家粮，在粮库工作，是个手艺不错的厨子。有信先生家里人也多，育有一子四女，当时他老父亲还在。虽然经济也不见得有多宽裕，但在我心中却是“有钱”人家，幼小的我看到有信先生的儿女们早上刷牙，口里都满是白泡沬，不知是什么东西，反正觉得是稀罕物，有钱人家才能用上。后来才知道是牙膏，平常的日用品那时我居然觉得是宝贝，也真让人笑话了，因为家里从没用过。有信先生的几个儿女，我对三三姐（排行老三）最有感情，九几年去深圳打工，好几次都进不了工厂，最后是在做清洁工的三三姐帮助下，才得以进了高声电子厂，那是第我第一次进工厂打工。三三姐嫁了个不错的老公，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老板。有信先生有个弟弟叫有华，生活在郴州。有华先生比有信先生高大些，但尖削的脸型酷似。有华先生是我奶奶的干儿子，每次回来都要同父亲聊很长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华先生揣在裤袋中的那块锃亮发光的怀表，精致的铁链系着，拿出看时间的样子很潇洒也很神气。后来这块怀表好象送给了父亲。有华先生居然有个儿子与我不但同岁，还同名，按字辈都叫“蒋传峰”。上几年有华先生去世了，他的家人我见得很少，现在基本没什么印象了。有信先生身体还不错，已经八十五六了，现在两二老跟儿子青生先生一块生活在城里。
传文先生相貌俊秀，性情活泛，原来塆里滚大灯时常扮美女，神情动作甚至声音都犹如女人，惹得村里人大笑不止。传文先生的大儿子小红先生与我是发小，从小玩得特好，一块上学一块初中毕业，但现在他进城了，联系便少了，但那份情谊一直都在。不曾想曾经瘦小的小红先生现在成为了塆里数得着的老板，也应该是我们这大行里最有钱的一个人了。他的经商天赋多半来自他母亲，乖巧仁义得很，我记得搞集体时，小红先生的母亲就做小买小卖的生意了，她卖过桃子，不是对门坳的桃子，说是大坳上的桃子，是那种白里透红的白沙桃。现在传文先生一大家子都搬到城里去了，混得挺好的。
与家里一排最北端住着的是有亿先生一家，这是位辛苦了一生的不知歇息的老人。有亿先生那时是队长，认真负责。他家里有两间住房，进门那还搭有一间偏檐，也有五六口人。有亿先生家最外边有个百十平方的园子，里面种有茄子、豆角、辣椒等，尤其是满棚的丝瓜与黄角，青翠娇嫩，我觉得是最美丽的地方。我最喜欢跟有亿先生的小儿子章生先生玩，经常在他家园中捉迷藏钓麻拐。现在这块地与住房不知怎么都被行里的叔叔冬生先生建了新房，搞不太清其中的缘由。
从亿生先生家上去有个长坪，坪边有几棵参天的梧桐树，把整个禾头都盖了，上面有鸟窝，一大早就叫个不停，很热闹。坪后有排七间房子的土砖瓦屋，共住了四户人家。曾做过教师的高大的传立先生住在最北边的两间房里，家里有八口人。传立先生的堂客周兰桂与母亲最合得来，亲如姐妹，平日总在一起，都是泼辣胆大的性格。兰桂长有着平常女人少有的喉结，很突出，也造就了其更豪放果敢的性情。两家关系不是一般的好，经常在一起做饭吃饭，哪家有好吃的都不了对方一份。兰桂没过六十岁就因脑溢血过世了，我清晰地记得睡在床上的她，在临死前眼角滚落的那几滴泪水，愁重并浑浊，悲怆之至。母亲叹惜悲痛了好长时间，念念不忘。九几年在深圳西乡进厂时曾得到传立先生几位女儿的照顾，尤其二秀姐让我感动，我当时住在她宿舍里。二秀姐每天上班后还得三餐煮饭给我吃，而且整整一个月！这份情义真是没齿难忘，就是亲姐姐也未必能这样尽心，并从不抱怨！
沿那条直路上去七八十米，有个很大的公共厕所，男女各有二十来个蹲位，细屋里男女老少都来这儿方便。厕所在八十年代中期被废了，传一先生在那建了房子。说起那厕所，一件往事便涌上心头。记忆中那时候的天气比现在要冷好多，哪象今天一年都难得下次雪。那年头每个冬季都大雪纷飞，银装素裹，树枝上，电线上，住房的瓦檐、猪牛栏盖的稻草屋檐到处都挂着长长的银条，长短不一，晶莹剔透，锋利异常。虽然寒风凛冽，老是冷飕飕的感觉，但我们小孩子并不怕冷，不喜欢呆在家里，整天在外边疯，滑雪打仗，摘冰条吃着玩，用棍子挑冰溜子，异常快乐，即使冻得面青耳肿，却也不愿回家。六七岁的我老是跟着大我两岁的章生先生在外面玩，别看章生先生现在长得矮，那时确比我高很多。应该是过年时的一个中午，我两个边追打着边准备到大厕所解手，在进厕所的门面前有个坡坎子，我乘章生先生不注意，把他推得跌了个四脚朝天，地上的碎了的冰水还弄湿了衣服。这下惹急了章生先生，硬是追进厕所把我头上那顶黑皮带毛的帽子抢过去，顺手就丢进了臭水哄哄的粪池里。眼看着自己崭新的帽子被粪水渐渐淹没，我心疼又害怕地哭了起来。正手足无措的时候，不想父亲也进来了，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竟气愤地朝章生先生打了一耳光，“哇”地一声，章生先生就跑走了。父亲打了他，本以为章生先生会告诉他父亲，可没有，也许打得不够疼，也许他意识到了错误，反正没有任何动静。其实章生先生是没这么无聊这么蛮横的，章生先生长大后很正派老实，当年也正是吃了这个所谓正直的亏弄得至今单身。一个攸县的女朋友来章生家过年，住了一个星期，即使他哥哥春生先生再怎么怂恿甚至骂他，章生先生硬没踏进那女孩的屋，现在几乎成了个笑柄，而我却能理解章生先生的心情与想法。我与章生先生的关系一直很好，而我对章生先生有种特别的感情，总尊称他为“老上”，从不叫他的名字，章生先生每次打工回家也都会特意到我家坐坐。现如今章生先生又有两三年没回家了，他一直在外头飘泊。
眨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细屋里也与这个社会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的老屋都拆掉重建了，或者不存在了，我家那间小屋更寻不到半点踪迹，每次打哪经过，心中都不兔惆怅。在细屋里生活的点滴或喜或悲或苦或甜都已深深、深深地嵌在我的记忆中，融入我的血液中，现在回想那些断续的片断，觉得弥足珍贵并感慨万千。人世沧桑，新房中一声声啼哭，一条条新生命来到；厅屋里一口口棺材，一位位长辈离去，我们大行里人数增加许多，已是村里第一大行，而我见过的行里“忠”字辈的长辈除台湾满爷爷忠定先生外，已全部逝世，“有”字辈的也慢慢喊少，还有什么比这人世更替更欣喜却又更无奈的事呢？
今年有人提议，要把那间系着大行里所有人情感的厅屋拆了重建，并加长加宽，同时把四围的没住人的旧屋全部“就”过来做用屋。其实，许多人已不需要这厅屋了，也不指望能派上什么用场。现在既然有人提出重建，何尝不是为了一种脸面，一种虚荣，而更多的是为了心中那颗颗魂魄有种归宿感，以及那心底挥之不去的款款乡情有种寄托之处。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初三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