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文章在议事圈里“刷屏”,看到的很多同事说。“不是哭,而是哭着看。
”这是一位医生记录的真实故事。
呼吸科医生林大鼻在三年前曾有过一次亲身体验。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肺部感染患者,肺部密密麻麻都是空洞。所有医生看到了,问的不是这人怎么活下去,而是居然这样了都还没死?
随着调查的深入,林大鼻发现,有一种诡异的病菌,正在啃食这名患者的血肉骨髓。大鼻说,她从没见过这种病症,毫无头绪。面对这位病人的诡异症状,她用上了“邪恶”这个形容词。
为了救治这位特殊病患,林大鼻最终走向了细菌室,那里有一位代号为“微生物神探”的女医生。尽管时隔三年,她还是能回想起那场残酷的战役。
这个故事来自公众号「天才捕手计划」,他们专门记录真实的职业故事和带劲的亲身经历。
其中「医院奇闻录」系列收录的,都是医生们私藏多年的压箱底故事。除了医疗技术,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心。
时值盛夏,小希靠着床头,一米六五的个子,体重只有30公斤。肋骨被皮肤紧紧包裹,清晰可见。如同一具骷髅。
他的条纹病号服挂在身上空荡荡,显得脑袋格外大。头发很长,不仅遮住眼睛,连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他头发支棱着,有点像《七龙珠》里面的小悟空。
同事向他介绍我,说是接管病房的医生,小希一动没动,更没有说一句话。我只是隐约感觉到,他的眼睛透过头发缝隙快速瞟了我一眼。
我接过小希的病历资料,一翻开,整个人愣住——我心里想的不是他怎么活下去,而是他居然还活着?
他的病情几乎无解。辗转数家医院,始终没诊断清楚,一直在大量吞食抗结核药、甚至激素。实际上,没有一家医院在他身上找出病菌。
一年以来,他的病情经历几次暴瘦,已经快20岁的青年,第一眼看上去像个得了佝偻病的少儿。而且最近一个月开始高烧不退,不是个好兆头。
等我看到小希的肺部CT时,彻底绝望。
他的左右两片肺布满了小结节,这些病变在一点点啃噬着他的肺,撕咬出密密麻麻的空洞。尤其是左肺,几乎被掏空了1/3,只遗留下一张血盆大口,正在冲着我狞笑。
我只看了一眼,就想起南方暴雨过后,地板上铺满的水蚁,挤挤挨挨地重叠在一起。
这究竟是什么?呼吸科的病,肺肯定都有问题。但大部分病症我都知道原因,哪怕暂时不了解,只要病情比较温和,也可以慢慢查。
但小希病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正在急速恶化,既查不清楚,还很邪恶。
我只能用邪恶这种字眼来形容他的病症。
我尴尬地站在病床前,就像刑警面对一个惨烈的犯罪现场,却不知道凶手是谁。甚至能隐约感受到凶手就在附近,可就是不知该如何追凶。
拿起随身带着的记录本,实在没有头绪,我只能在小希的名字前面画了一个五角星。
拜托,别这样就死了。别成为我新的噩梦。
病情棘手,我打算先和小希的父母聊一聊。
走进病房时,里面只有小希一家三口,没有人说话,静悄悄的。早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小桌子上摆着已经凉透的一人份晚饭,很丰盛,但几乎没吃几口。小希靠坐床头,父母坐在床尾的凳子上,看到我进来,赶忙站起身。
小希一声不吭,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决定吓唬他一下:“要是你不吃,就只能下胃管了,从鼻子插进去,一直插到胃里,每天灌营养液。”
母亲心疼地小声说:“娃总说喉咙疼,吃不下。”
我一听觉得不对劲,连忙打开手机的电筒,即使没有压舌板,也能看到小希嗓子里全都烂掉了,血肉模糊。
“疼吗?”我问。他点点头,没能说出话来。
病菌先是啃食肺部,现在又腐蚀了喉咙。
我招呼小希父母来到办公室,说情况非常不乐观,让他们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小希的母亲已经开始抹眼泪了:“孩子还这么年轻,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他。”父亲倒是很平静,显然这番话之前已经不止一个医生跟他说过了。他表示花多少钱都没关系,不够可以再借,并能很准确地提出问题:“我们能做什么?”
我说,父母能做的,也只有让小希吃饭了,再不济也得喝营养粉,剩下的交给医生。
其实,医生这边也不乐观,外院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最怀疑的也是结核病,但小希现在吃着5种抗结核药,没有半点好转。
如果药不对症,那就不是药,是毒。
抗结核药副作用很大,尤其影响食欲。现在小希喉咙又烂了,进食都成了问题。
但我也很无奈,怎么翻看病历,也找不到一点线索。
我必须找人帮忙了。
我拿着他那张极具冲击力的CT,到处请同事给点意见。结果大家看完被啃食1/3的肺部,都倒吸一口凉气。医生群里原本还有人分享不常见的CT,探讨惨烈程度,可当小希的CT一亮出来,全场沉默。
我只好扩大求救的圈子,延伸到科室以外的地方,尤其是医院里的一个“特种部门”——检验科。
作为一名呼吸科的医生,检验科是我最常打交道的科室,里面有个专攻病菌的“微生物组”,他们一张报告单就能换来病人生的希望。
但我知道,像小希这种疑难重症,找到检验科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能否联系上其中的一位医生。
我想,如果是她的话,或许真能把小希从死线拉回来。
检验科微生物组,这是官方才喊的全称,我们自己人,都管那里叫“细菌室”。
如果说病菌是致人死亡的罪犯,我们医生就是追凶的刑警,细菌室更像是提供犯人特征的画像师:根据病人的蛛丝马迹,找到最大的可能性,并且“临摹”出致命病菌的真面目。
我入职那年,医院就流传一句话“细菌室找王澎”。
王老师的真名,叫王澎。她既不是科室主任,也不是大牌教授,只是细菌室一个普通的主管技师。但在这家高手云集的医院,却拥有属于自己的代号——“微生物神探”。
我以前只是在各种传说里听到王澎老师的事迹。不过在成捆的化验报告单上,她的名字一直出现。
这次刚从小希身上提取到肺泡灌洗液,我就连忙让人送去检验科,务必交给王澎老师。
本想亲自去请教一下,结果那天太忙,等我想起来这事儿,早就过了下班时间。我打算离开,但转念一想,还是抱着一丝侥幸,万一还有人呢?
我来到门诊楼,坐急诊电梯上7层,走向最里面的房间。
检验科在常年不被注意到的偏僻角落,门口一片昏暗,只有远处还亮着灯。我惊喜地发现,这里居然还没有锁门。
我敲敲玻璃门,灯光下一个皮肤白净、圆圆脸,看着就很亲切的女老师抬起头。
运气好到难以置信,她就是王澎老师。我赶快迎上去说明来意。
王老师放开显微镜,起身抱来一大盒玻璃片,那是小希的标本涂片。她抬起头看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病人,非常有意思。”她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她说怀疑小希得了一种很罕见的感染,但现在还没十足的把握,需要问我一些关于小希的问题。我使劲点了点头。
“小伙子有艾滋病吗?”
“没有。”
“确定吗?这个很重要。”
我很有把握地说非常确定,一入院就查过了,除非是处在窗口期,我可以再给他复查一下。
紧接着,老师又问了很多问题:他在哪里生活?平时的工作生活习惯如何?免疫功能正常吗?皮肤有破溃吗?
我正为自己对答如流而得意时,一个问题把我问懵了:“吃过竹鼠吗?”
我连什么是竹鼠都不知道,更搞不清楚吃竹鼠和感染有什么关系。但王澎老师却告诉我,必须搞清楚这一点,才能确定结果。
一想到小希紧迫的情况,我立刻开始卖惨,说这个小伙太年轻,病情又重,快要被药物的副作用打垮了,需要尽快出结果。
王老师给了我一个令人心安的笑容:“放心吧,很快的。”
往回走的一路上,我禁不住想,艾滋病、吃竹鼠,究竟是什么特殊的感染?
第二天查完房,我给王澎老师带来了结果:小希虽然在以“敢吃”著名的省份打工,却从没吃过竹鼠。王老师说自己要查阅文献,再做个花费不菲的二代测序。
我抓住了这句话里的重点,问什么时候检验科也开展二代测序了?
王老师表示没有:“我是用自己的科研经费确认的,你回去等消息吧。”
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要知道,检验科大概是医院里最不被注意的一群人,经费有限。而且王老师并不是什么大牌专家,经费应该也不宽裕,就这样还拿出来给小希额外做工作。
尽管如此,我的内心还是越来越不安,小希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如果再得不到检验结果,真的就要扛不住了。
我后来知道,王老师这边,已经对小希的病症有所猜疑,只是她猜想的结果太罕见,不能第一时间下判决。
当我第三次来到检验科,王老师总算准备交一些底:“如果是那种病,没有艾滋病的病人里,小希就是第9个病患。之前的8个,几乎都是我诊断的。”
她细细跟我讲解之前的病例。可我听得越多,越是毛骨悚然。
曾经诊断的8个人里,有多达5个人的骨头被啃掉,2个皮肤上“长毛”,甚至最严重的那1个人,大脑里都开始“发霉”。
王老师站在灯光下,被显微镜、玻片、材料所包围。她带着一种探索奥秘时痴迷的神情,不断讲述,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一一念出了当年那8个人的名字:“这些名字,你可以去查一下病历资料。”
后来我调出档案,看到了一个叫“悠悠”的女孩。她和小希的情况最像,同样年轻,同样在不断被吞噬的命运里挣扎。
看完悠悠的资料,我彻底清醒,这种神秘病症,远比我想象的要可怕。
尽管时隔8年,仅凭病案室保留的文字资料,我就能感受到多年前发生在悠悠身上的那场残酷战役。
这个病情怪异的小女孩,惊动了整个医院的顶尖力量。她总共住过7次院,且数次都能享受到全院顶级专家的关心和会诊,没有人不为她的病症所好奇。
悠悠和小希一样,19岁那年开始发烧,原本以为不是什么大病,却最终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到家乡。父母带着她四处辗转求医,5年后来到我们医院时,仍然没有诊断清楚,只怀疑是肺结核。
她所有病症都和小希相似,除了发烧,肺里也被撕咬出了空洞;但比小希更不幸的是,病变还啃噬了她的皮肤,以及全身多处的骨头。
5年时间里,抗结核、用激素,却始终无法阻挡疾病的脚步。小姑娘也暴瘦了30多斤,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她比小希早8年住进了我们医院的普通内科。
诊疗过程异常艰难,医生提取了她的肺、皮肤、淋巴结,甚至腰椎的一块骨头,却仍然没有诊断清楚。
最终,我们只能动用“内科大查房”——全院专家集体会诊。
这是我们医院的悠久传统,只要有需要,各个科室的专家都会来一起出谋划策。每个主治医生管病房的半年期间,只有一次内科大查房的机会。因为机会非常宝贵,通常只舍得留给最棘手的病人。
悠悠第一次享受到了顶级待遇。
普通内科、放射科、感染科、呼吸科、骨科、血液科、皮肤科、病理科、免疫科的专家们齐聚一堂,讨论很久,最终却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因为悠悠之前总共吃过两年多的抗结核药,有一定效果,大部分专家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是:结核不除外。
结核, 关于它有个笑话:教授们在讨论一个疑难病例,你作为一只菜鸟在角落里偷偷打瞌睡,却突然被点名叫起来发表意见。对病情一无所知的你,只要淡定地说出:“结核不能除外”,没有专家敢反驳。
因为结核很难被查出来,也更难被排除。
来到全国最好的医院,却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悠悠和父母有点沮丧,只能再次开始抗结核治疗。但这次却比以往的效果都好,不发烧了,肺里的空洞也缩小了。悠悠高兴地出了院。
然而好景不长,好转了仅仅不到一年,疾病以更加凌厉的方式卷土重来。
悠悠不仅再次开始发高烧,后腰上也长出来一个肿包,而且越鼓越大。她再次回来住院时,肿包已经长到了半个手掌多的大小,摸上去还有波动,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要争先恐后地涌出皮肤。
然而,鼓包里抽出来的脓液,却让所有人陷入困惑。
这么一大包脓,真的是结核菌吗?还是其他更可怕的病菌呢?
此时距离悠悠发病,已经过去了6年多,小姑娘被折磨得愈发虚弱,通过检查发现,不仅后腰上,还有臀部、甚至脊柱旁边,也都蓄积着脓液。
管病房的主治医生越发疑惑,举全院专家之力查证,全身这么多脓,怎么就找不到病菌?
这次来帮忙的专家里,又多了一个身影,那就是检验科微生物组的王澎。
她把悠悠1年前的标本都重新看了一遍,确实没找到任何病菌。但她坚信,这个小姑娘感染上了某种“狡猾”的病菌,只是因为这种菌太罕见,所以迟迟没有线索。
王老师认为,以往采样完毕,要依靠外勤送到检验科,待整理好一批标本后,再接种到培养基上。一环又一环比较复杂,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病菌可能就已经死去了,所以无法检测到。
那一天,她亲自来到病床旁边,对悠悠皮肤上的大脓包进行采样,立刻进行接种,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样找到病菌的几率会高很多。
幸运的是,这一次病菌没能逃脱。它们在悠悠的身体里猖狂肆虐了6年之久,如今终于被牢牢囚禁在培养皿里。揭开神秘的面纱,王老师发现,这竟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真菌—马尔尼菲蓝状菌。
真菌,可能每个人都不陌生。梅雨季节墙角的霉斑,腐臭饭菜长出的绿毛,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真菌。但正是因为它如此贴近我们的生活,当它出现在身体里时,才会显得恐怖异常。
马尔尼菲蓝状菌很特殊,大部分被感染的人,都是自身抵抗力极差的艾滋病患者。它平时隐藏在土壤里,还有竹鼠身上,伺机进入人体,随后真菌在血肉里蔓延,逐渐侵蚀全身。
皮肤、内脏、大脑、骨髓,都可能成为它的食物。
第二次内科大查房,主治医生又把宝贵的机会给了悠悠。
这一次,王澎老师也参加了。当时场内常有争执,只是她坚定认为,悠悠的病情和马尔尼菲蓝状菌脱不了关系。
专家们反复斟酌,制定了最快速安全有效的救命方案:骨科医生进行手术清创,先把肉眼可见的敌人消灭殆尽。之后减少抗结核药,主要应用抗真菌的药物。
王澎老师还特别叮嘱临床医生,这种真菌实在太狡猾,它最大的法宝就是会“变形”。
在人体内,37度的时候,它是圆圆或者椭圆的形状。而在室温也就是25度的环境下,它慢慢伸出触角,变形成发毛的菌丝形状,没有经验的检验科医生很难识破它的真面目。
这种真菌带有一种特征性的玫瑰红色素,可以把培养基或者菌落染成红颜色,所以当你靠近显微镜,就会发现那些样本里,开满了一朵朵“人体玫瑰”。
这些“玫瑰”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很容易被误诊为结核。本来结核菌就很难检测到,医生往往以为那就是诊断的尽头,却没想到这只是“玫瑰”的挡箭牌。有时真相来的太慢,病人已经被“啃食殆尽”。
万幸的是,经过及时治疗,悠悠有了好转,有了她的经验,后面的病人也没有那么艰难了。
当年种种艰难,听得我愣在原地。我那时最想知道的,就是那8个病患的治疗效果怎么样,小希现在还有没有救。
王老师报给了我一个惨烈的数据:“5个病人幸存,3个去世。”这在感染疾病里,已经是极高的致死率。
而小希又会是哪一种呢,他能成为第6位幸存者吗?
王老师真的没有让我久等,雪片般的报告单同一时间飞回了病房。
小希咽喉溃烂处取的拭子、咳出来的痰、气管镜从肺里吸出来的分泌物、淋巴结组织、肺组织、甚至骨髓液里,全都是马尔尼菲蓝状菌。
小希的喉咙、肺、淋巴结,骨髓里,全都开满了“人体玫瑰”。
巨大的绝望感包围了我。
这证明小希的治疗方向一直都是错的,抗结核、用激素、抗细菌,却唯独没有用过治疗真菌的药物。现在发霉长毛的真菌正在吃掉他的肺、撕咬他的血肉。被啃噬得只剩下60多斤的小希,活下来的机会渺茫。
我安慰自己,至少神探王老师出手了,帮我们找到病因。或许现在刹住车,调转方向治疗真菌还来得及。
那一天,我打算当面去谢谢王老师,尽管情况严峻,但她给了小希“生”的希望。
我拿着那一叠报告单再次来到检验科,王老师特意找了一台可以外接电脑显示屏的显微镜,一张一张地更换玻璃片指给我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全都是菌,每一张玻璃片上都有菌。
那一眼瞥到的图片,我或许这辈子都忘不掉了。亲眼透过显微镜,直面漫山遍野的敌人时,那种冲击感,和宛如被扼住咽喉的窒息感,是看报告单上的结论所远远不能比拟的。
而王老师站在一边,没看到我震撼的神情,只是一次又一次换着玻片,反复向我介绍图片上菌种的特点、形状。那感觉,就像她在介绍熟悉的朋友一样。
王老师不停讲述自己的检测步骤,我听得出,这是一场曲折的“破案”:她查阅了很多文献,又做了测序验证,才终于发出报告。
我后来也去查阅过那三个去世病人的资料,无一例外,都是发现的太迟了。虽然后来找到了真菌,但身体也已经被啃噬殆尽。
当年悠悠虽然诊断清楚了,但后续治疗仍然艰难无比,反复住院总数达7次之多才幸存下来。
我只能为小希祈祷现在不算太晚。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将近一个小时了,我偷偷看了好几次手机,小希用药所需要的深静脉管子已经准备就绪,主管医生在请示是否马上开始用药。
而王澎老师依然拉着我,介绍人体玫瑰的奇异之处。她一张张调换着病菌的图片,一边为我介绍,一边放大缩小。此时此刻,小小的电脑屏幕,成为了她控制病菌走秀的“T台”。
直到我匆忙而别时,她还追出来,要我给她邮箱,有几张典型的菌让我看看。后来我才听说,基本每个医生过去,她都是热衷于介绍各种病菌。
我们其实也听不懂什么,只是她认真的样子,让人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
很快,我回到小希的病房,准备用药。确诊病因,原本对小希而言是件好事儿,但这让一家人陷入了两难。
抗真菌的药物,远比抗结核药贵得多,而小希全身太多地方都被感染了,治疗时间将会很长,这个方案可能是吞噬金钱的无底洞。
而便宜的抗真菌药物,副作用很大,会让人发高烧打寒战,而且对肾功能有损伤。
父母犹豫盘算了很久,最终决定试试便宜的药物。
我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令人担心的事情却还是发生了。用药仅仅10分钟以后,心电监护仪器上的心率就骤然飙升到每分钟200次,心电图的形状也从音符般优美的曲线,变成了高耸密集的锯齿。
我迅速停掉药物:“家属先去外面,抢救车、除颤仪、心电图机推过来!”
小希挣扎着要坐起来,瞪大双眼,不顾嗓子的剧痛大喊:“别让他们走。”
“他们在这里帮不上忙,就在门口等着。你别害怕,抓着我的手。”我抓住小希的手,等静脉推了抗心律失常药物后,再紧紧盯着监护仪上的心电图和血压。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当锯齿终于一下子恢复成原来的曲线时,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都漏跳了一拍,手也被小希攥疼了。
父母被这个小插曲吓坏了,毫不犹豫地决定换用安全有效的药物。
抗真菌药物的疗效一般很慢,小希却拥有幸运的体质,他用药几天后就不发烧了。并停掉了之前的5个抗结核药物,有食欲了,虽然体重短时间内恢复不了,但能明显看到气色好转。
父母高兴坏了,我却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这好转的也太快了,可别是还有什么意外状况。
而且小希依旧有点叛逆固执,他是个留守儿童,对父母缺乏感情,也变得不爱跟人表达。他表示出院以后要去陌生的城市打工,也不陪在父母身边。平时我跟他说话,也不怎么吭声。
我生怕前功尽弃,再出现什么幺蛾子,也顾不上床位周转率了,咬牙又留他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体重也增加到了80斤,一颗心才渐渐安稳下来。
那段时间,我跟小希越来越熟,再加上抢救他那次结下来的战斗友谊,我每次问他问题,他都能用语言来回答,而不是仅仅依靠点头或者摇头。
有一次,我甚至还调侃他的发型:“葬爱家族早就不流行了呢。”
结果那一天,小希违反住院规定,偷偷溜出医院。
等我下午查房时见到小希,被吓了一跳,他竟然剃了个板寸回来。理发师手艺很差,像被狗啃了一样。不过倒是让我第一次看清楚了他的五官,居然还有点帅。他听到夸奖,有点羞涩的样子。
用药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我给小希又做了一次CT,肺里趴着的那层密密麻麻的“水蚁”已经变淡了一些,虽然那些被啃食形成的大空洞是不可能复原了,但结果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这个孩子之前经历了太多病痛折磨,现在终于苦尽甘来。
出院那天,我絮絮叨叨了很多注意事项,我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你最好还是跟父母去同一个城市,现在的身体情况自己应付不来,还是需要家人照顾的。”
小希虽然没吭声,但跟在父母身后,冲我挥了挥手。
很快,我再次来到检验科,把小希出院的好消息告诉王老师。她很开心的样子,问我是不是真的,并且很快就记了下来:“实在是太好了,这是第6个活下来的!”
她说自己正在积攒资料,想编写一本真菌的图谱,到时候也把小希写进去。这样更多人就能认识罕见的真菌,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在治疗上走太远的弯路。
她对我讲了很多关于未来的愿景,还说要开展床旁接种,这样找到病原菌的几率会更高。像这种需要运送到检验科,中途却让病菌偷偷溜走的事情,就会很少发生了。
突然,她停了下来,对着满屋子的显微镜和玻片感叹:“唉,想做的事情太多,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即使心细如我,当时也没有察觉到这句话背后的异常。
小希出院那半年,我没有再遇到棘手的感染病人,只是因为一些小困难去找过王老师几次。
几次接触过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医院会流传那一句:“细菌室找王澎”。
王澎老师实在太热爱检验病菌这门手艺了。但凡有人来找她帮忙,再忙也不拒绝,有空就埋头对着显微镜。大多数时候,病原菌不会满眼都是,而是需要在显微镜下地毯式搜索。
这是个良心活儿,曾经有个病人,在外院辗转很久都没诊断清楚,到我们医院以后,很快就找到了结核菌。我发微信向王老师道谢的时候,她轻描淡写地说:“这么一根小小的菌,我足足找了半个小时才把它揪出来。”
检验科发出的每一份报告,都是决策治疗方向的重要步骤。
王老师的住所离医院很近,仅隔着一条街,方便她往医院跑。我有时候甚至会猜想,是不是显微镜下的那个世界,才是她留下最多印记的地方。
对一件工作投入超量的热情,常人或许很难理解这种行为。
闲暇时,我喜欢看王澎老师的朋友圈,有一条印象最深:她说难得有一个闲暇的周末陪女儿,在“陶吧”做了两个杯子,设计的图案是自己最喜欢的真菌。
配图是两个水杯,上面栩栩如生地烧制着发霉的真菌,伸展的菌丝、飘荡的孢子……
这条朋友圈让我们都愣住了。医务人员是一个耐受力很强的群体,在工作中百毒不侵。比如坐在办公室吃盒饭,就可能有病人端着便盆进来,让医生看看他的排泄物。工作这么多年,我已经可以很淡定地说“看到了,回去吧。”然后继续埋头吃饭。
但这些都是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主动求虐的人几乎没有。朋友圈下面的评论一片哀嚎:太重口味了吧!受不了!这个能用来喝水吗?
王澎老师却很认真地反问:“你们是真心认为不好看吗?我觉得显微镜下的真菌,是最美的艺术品。”
她乐于将大量时间投入到研究病菌上,最后再创造抓捕它们的方法。有人说她就像福尔摩斯,一身狂热,一生追捕。
时间在忙碌中慢慢流逝。感染的病人莫名多了起来,我也因此变成检验科的常客。只是我觉得有些奇怪,有时去找王老师的时候,经常不见她的踪影。
要知道,以往来检验科,她永远都是坐在显微镜前面的那一个。
后来我才听说,这几年时间里,她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原本读的在职研究生学位,都没坚持下来。但科里同事都不知情,直到她有一次晕倒在医院门口。
科里领导照顾她,减少了她的工作量,还让她中午回家午休。但王澎总是担心时间不够用了,说那本真菌图谱还没做出来,还有好多真菌等着她去记录。她依然忘我的工作,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
那一声“细菌室找王澎”,依旧在许多科室回荡响起。
那一年的冬至,原本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工作日。若非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漫天雾霾,呛得我喘不过气。
我正坐在病房里查房,口袋里微信的提示响了起来。我起初没有理会,直到提示音越响越多。
当提示音逐渐响成一片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不对劲,打开一看,各个工作群里全都炸了。
大家都在焦急地求证着一件事情:细菌室的王澎老师突发疾病去世了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绝不可能,肯定是恶作剧。她家离医院不过一百米,真有什么事,肯定能及时抢救。
头脑里乱成一团,根本没有心思继续查房,紧紧盯着各个群里的消息,期盼它不是真的。但同时,理智又告诉我,不可能有人用这种事情恶作剧。
噩耗最终被证实,同事们都在震惊惋惜,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很多事情。
王老师留给大家的印象,一直都是忘我工作的拼命三娘。科主任甚至强迫她每天回家午休,希望她能养好身体,同时作为单亲妈妈,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年幼的女儿。
她却越来越忙,时间太少,因为需要她的病人太多了。
大家看到的,仍然是那个任何时候、哪怕再小的大夫为了病人的事情求助,都笑眯眯答应、随时伸出援手的她。是那个热心带教其他医院来进修的大夫,毫无保留传授自己一身本领的她。
还有最后那个,家距离医院急诊只有不到100米,却没有留给同事任何抢救机会的她。
而她的女儿,因为王老师多年来把重心放在病菌上,虽然年仅9岁,但一直以来生活都很独立,母亲去世后,她也依旧正常地生活。
王澎老师去世当天上午,原本是医疗成果奖汇报的日子,最后只能由她的科主任代讲了。
她的履历丝毫不耀眼,在我们医院甚至可以说是拿不出手。从一个大专毕业、检验科默默无闻的小技术员,用了20年时间成长为全院大名鼎鼎的“微生物神探”。
大屏幕最终定格在最后一页:那是她的办公桌抽屉,里面一层一层码放着的,全是疑难患者的病原菌玻璃片。
我依稀记得,照片旁边的一句话,“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机缘这种事儿。
王澎老师去世的第二天,小希居然背着书包出现在了病房里。我第一眼都差点没认出他来,这个留着分头、有点帅气的小伙子,跟那个缩在病床一角、让人误以为是孩子的少年,根本不像是同一个人。
小希看到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林医生,对不起,我记错了你的出门诊时间,只好到病房来找你了。”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惊喜之余又有点心酸,很想问问他,还记得那个找到你体内的真菌,才能让你活下来的王医生吗?
然而直到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小希从来都不曾知道,检验科的王医生,才是他真正的救命恩人。
在我们医院,很多部门的锦旗堆满库房,甚至就连食堂都有人送锦旗。唯独检验科,墙上干干净净。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病人能记住给他看病的医生,打针的护士,甚至是送一日三餐病号饭的食堂姑娘。但那些仅仅出现在化验报告单上的医生名字,他们却从来不曾留意过。
作为医院里的“特种部门”,她们并不直接接触病人,战场在显微镜下。这是群没有锦旗,没有鲜花,甚至可能从业一辈子,也听不到一句谢谢的人。
给小希看完病,我还是忍不住告诉他:“检验科有一位王医生,就是给你找到真菌的那个人,她现在已经不在了,但你一定要好好的,才不枉当初她那样用力去救你。”
“哪个王医生?”
“就是你复印的化验单,最下面一行那个王医生。”怕他不好理解,我又加了句,“她可是个微生物神探哦”。
小希依旧是一副很疑惑的样子,只能保持沉默。
我不想给他心理压力,于是不再讲下去,只是加了他的微信,说有事情可以随时给我发消息。
我是一个极少把联系方式留给患者的人,但小希不一样,我想看看他未来的生活,他的生命就像王老师的延续。
小希默默点头,拿笔记下医嘱,随后准备离开。
只是走到大门的时候,他突然停住,说了一句“谢谢”。
如果我没记错,这是他第一次说谢谢。
寒风凛冽的冬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太平间的告别室外就开始排起了队。因为医院的上班时间是八点,每当我们送别战友的时候,通常都会安排在清晨7点钟。我穿着单薄的白大衣,怀里抱着一束昨晚买好的白色鲜花,站在队伍里冻得瑟瑟发抖。
白大衣的队伍越来越长,我再一次回头张望,居然在队尾看到我们科一个深居简出的泰斗级老专家。
我赶忙跑过去搀扶着她,您怎么也来了?
她说自己不认识王医生,只是看了朋友圈,觉得有必要过来一趟。“她是有大爱的人,我要来送她。”
长长的几百人的送别队伍里,只有同事,没有一个病人。
我听到不止一个同事在哽咽:“您诊断的那个感染的患者目前一切健康,感谢您赋予她新生。她安好,您却走了,我替她向您深深地鞠躬。”
我转头看向同事们身穿白大褂,聚成的白色长龙,突然有些释然。
这里都是会记得她的人。
林大鼻告诉我,她想要写下的是王澎和小希两个人的故事,她们之间的故事。
但动笔时,她发现这两个人甚至无法同时出现在一个段落——两个命运相连的人,现实生活里没有一次直接接触。就连她们所处的空间与时间,似乎都是割裂的。
但我喜欢这个故事,那些最动人的联系,值得读到的人自己去挖掘。
王澎医生的妹妹提前看了这篇故事。她说,曾经不理解王澎对病菌的痴迷,现在终于明白,“原来姐姐的工作,是在救火。”
除此之外,妹妹还补充了初稿中的一处细节——王澎医生的眼皮一度被真菌感染,不时用手去触碰。
其实,那是她整日在显微镜下寻找线索,被目镜磨蚀的印记。
直到她离开的那天,眼皮上的感染依然留存。
这篇故事经过了王澎医生家属同意,没有采用化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她的名字值得被记住。
王澎医生,你好。
文章转载自:天才捕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