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日，日本正式恢复商业捕鲸。时隔31年，捕鲸船将再度现身日本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开展鲸鱼捕杀活动。
为这一天的到来，日本政府已准备多时。2018年12月26日，他们就已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这是该国二战后首次“退群”，对于在国际组织中一向行事规矩的日本，颇为罕见。
如果从日本对捕鲸一贯的执着程度来看，这些举动是可以预料的。尽管IWC在1986年正式推动了《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的生效、严禁商业捕鲸，但日本每年仍以科研名义捕杀多种鲸鱼，其中包括被列为濒危物种的长须鲸和塞鲸。
澳大利亚曾质疑过日本科研捕鲸的真实性。2010年，澳大利亚政府曾向海牙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日本在南冰洋的“科研”捕鲸活动实则是商业捕鲸。2014年，国际法院对此作出终审裁决，认定日本“出于科研目的”的捕鲸理由不成立，其捕鲸行为违背了《国际捕鲸管制公约》。
日本表示尊重国际法院的裁决，并有所收敛了一段时间，但捕鲸活动仍未终止。2018年9月，在IWC的巴西峰会上，日本重提恢复商业捕鲸的诉求，但又一次遭到委员会的否决。这被视为日本最终退出该组织的直接原因。
被“科研”捕杀的鲸鱼，是如何被送上餐桌的？
以科研名义被捕杀的鲸鱼，最后被输送到日本国内，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负责执行这一系列动作的是一个名为日本鲸类研究所的机构，其上属机构是日本水产厅。
日本鲸类研究所对鲸鱼肉有一个有趣的称呼：科研调查的副产物。他们称，根据《国际捕鲸规则公约》第8条的规定，调查后的鲸鱼体应被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因而在鲸鱼被捕捞到渔船上并完成了对其体型、皮脂、胃内容物等款项的检测后，鲸体即会被拆解，用于鲸肉消费品的生产。
当渔船抵达日本后，一块块的鲸肉会被分送给日本各级消费市场，或是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给各地政府、供应于日本小学生的午餐中。
出售鲸鱼肉的收入所得，据日本鲸类研究所的说法，将会被作为经费投入到鲸类科研调查中去。
日本人并不怎么热爱鲸鱼肉，消费量连年走低
然而，日本民间对食用鲸肉的态度，则被直接反映在连年走低的鲸肉消费量上。
日本《朝日新闻》曾在2014年国际法院裁定日本“科研捕鲸”违规后，围绕“捕鲸”和“食鲸”，发起过一次民调。
接受电话调查的1756位日本民众中，有60%明确支持“科研”捕鲸项目，反对者只占23%。但是所有受访者中，近48%表示已“很长时间”没有食用过鲸肉，37%则从未食用过鲸肉，只有4%的人表示“有时食用”，剩下的人则表示“非常不经常”食用。
为了传统还是为了利益？
从经济收益分析，捕鲸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日本水产厅曾在2011年披露过日本鲸类研究所在2005年到2009年的运营状况。在鲸肉消费量不增反减的情况下，这家机构通过政府每年给予的补助金（5亿到9亿日元不等，折合人民币大约为3000万元至5500万元），才有小额盈利。
为何还要继续捕鲸？
被使用得最频繁的一个理由是保护日本的捕鲸传统。在日本水产厅发布的一份关于捕鲸合理性的报告中，这项传统被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当时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绳文人已开始捕鲸。
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畜牧业的发展，鲸肉需求逐渐下降；直到战后物资匮乏期，日本才再次开始全国性地食用鲸肉，以满足补充蛋白质的需求。
而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鲸肉的替代品再度增多。加上1986年后因商业捕鲸被禁，日本捕鲸量的直线下降，鲸肉价格出现上涨，普通民众的消费动力进一步减弱。如今，根据联合销售株式会社（日文原名为“共同販売株式会社”）的定价单，用于生食的普通鲸肉每千克价格接近200人民币，这一售价大约是普通牛肉的三倍。
无法摒弃这一传统的，首先是曾被捕鲸业大力滋养过的捕鲸从业者。
从日本统计局发布的渔业从业者年龄分布数据来看，全日本50%的渔民在60岁及以上。捕鲸大县和歌山县和宫城县渔民的老龄化更为严重，60岁及以上渔业从业者的占比分别为80%和79%。
尽管没有更细的数据可以显示这部分人群目前负责的工种，但在日本全国性食用鲸肉时期，在以捕鲸为主业的县市，不难推断，这些已经老去的渔民有很大比例可能是捕鲸队的成员；再退一步说，他们最次也是捕鲸业繁荣期的亲历者和鲸肉的食用者。否认传统，对于年过半百的人，无疑是一件难事。
而在日本政客眼中，维护这些群体的利益，首先可以保证一定数量的选票。
目前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最主要的选票即来自农林牧渔的从业者；而自民党总裁、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和干事长二阶俊博，与捕鲸大县的关系极为密切，前者的祖籍为山口县，后者则是和歌山县人。
“在日本，当上国会议员是通往内阁大臣和首相宝座的第一步，手握大权后的政治家们自然要投桃报李，照顾捕鲸业的利益诉求。况且日本是个人情社会，即使撇开政治利益不谈，任何政客也不想告老还乡以后被人戳脊梁骨。”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须军在为澎湃新闻撰写的稿件中解释道。
而日本，并不是唯一出于利益需求无法放弃捕鲸的国家。尽管在IWC内部，反对捕鲸的国家仍多于支持捕鲸的成员国，但前者并没有形成绝对优势。
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国际鲸豚保育协会（Whale and Dolphin Conservation），曾在2016年根据IWC围绕建立鲸鱼保护区等议题的历次投票结果，将各成员国划分成“支持保护”和“支持捕鲸”两个阵营，尽管仍在捕鲸的成员国数目为6，但支持者也不少。
你可以从中发现不少有趣的现象，比如内陆国家蒙古，尽管和捕鲸业几乎毫不相干，却是捕鲸的支持者；丹麦是IWC的欧盟成员中，唯一支持捕鲸的国家；挪威尽管还未“退群”，但早已无视《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的约束，重启商业捕鲸。
如果像审视日本为何执着于捕鲸一样，去仔细剖析每一个成员国支持或反对捕鲸原因，你会发现，人类逐利的本性从来都是那么地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