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林在接受记者采访。赵永新摄
撰文 | 赵永新（本刊特约记者）
2020年1月10日上午，2019年度国家科技奖揭晓，被视为“原创性最强、科学价值最高”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没有让大家失望，颁给了南开大学周其林团队的“高效手性螺环催化剂的发现”。
周其林带领的课题组发现了一类全新的手性螺环配体骨架结构，并在基础上发展了一系列选择性好、转化效率高、适应性强的手性螺环催化剂，将手性分子的合成效率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该奖项提名人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院士认为，周其林课题组的原创性工作不仅引领了国际手性催化研究，而且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体现了基础科研的作用和价值。
前不久，本刊特约记者赶到南开大学，对周其林进行了面对面采访。
“我们终于爬到了长城顶上”
2011年8月1日出版的国际化学权威期刊《德国应用化学》，刊登了周其林课题组的一项研究工作，并把中国的长城作为杂志的封面照片。
“这篇文章讲的是我们设计合成的一种新型手性螺环铱催化剂，它在酮的不对称催化氢化反应中表现出超高活性，催化剂的转化数达到4550000。在此之前，文献报道的最高活性手性催化剂的转化数为2400000。” 对于催化剂来说，转化数越大转化效率越高、成本越低。现年62岁的周其林温文尔雅、说话不急不躁，“当时杂志让我做一个封面，我就选了一张长城的照片。中国人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们终于爬到了长城顶上。”
直到今天，4550000转化数的世界纪录依然没有人能够打破。
什么是“手性”？
“所谓‘手性’，就是指两种结构或物质互为镜像，但又不能重叠。”周其林介绍说，“这就像我们的左右手，看似一模一样，实则不同，它们可以重合，但不能重叠。手性现象在自然界广泛存在，从宏观的星云到从微观的化学分子，都会观察到。”
就拿手性分子来说，虽然差之毫厘，其性质却谬以千里。周其林举了一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末，格兰泰制药公司开发了一种减缓女性妊娠反应的药物“反应停”。“反应停”是手性分子，它的右手分子具有镇静效果，而左手分子却有致畸副作用。当时由于不知道左手分子和右手分子的生理性质差异，酿成悲剧——“反应停”用的是左手分子和右手分子的混合物，结果导致全世界诞生了1万多名先天畸形儿。
据周其林介绍，目前上市销售药物中，手性药物占50%以上。按传统工艺，手性药物是先生产出左手分子和右手分子的混合物，然后再设法将其分开。“如果全部采用手性合成新工艺、直接生产出单一手性分子的药物，不但可以节约资源，也会大量减少环境污染。”
手性合成新工艺就要使用新的手性催化剂。
“最好的催化剂要符合四个标准。”周其林说，第一，具有好的选择性；第二，效率要高；第三，普适性要好、应用范围要广；第四，可修饰性要强，就是能以此创造出新的催化剂。“一般而言，只要满足选择性好、合成效率高的手性催化剂，就是理想的催化剂，你想要右手分子就产生右手分子、想要左手分子就产生左手分子，而且效率很高、没有副反应。”
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周其林课题组发现了一类全新的手性螺环配体骨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系列选择性好、效率高、适应性强的手性螺环催化剂，不仅引领了全球手性催化的研究，而且在制药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被国际同行称为“周氏催化剂”。
“我当然选择后者”
人生为一大事来，周其林这一生的大事，就是研究手性催化剂。
1978年，他结束了整天与庄稼打交道的“知青”生涯，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与化学结缘；
1987年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先后在华东理工大学、以及德国、瑞士和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1996年回到华东理工大学任教；
1999年，周其林被教育部聘为第一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转入南开大学化学院工作，带领自己的课题组开始了手性螺环催化剂研究的漫长之旅。
“周老师很少有着急的时候，从来没有因为实验进展缓慢批评过我们。”2000年跟周其林读研究生、现为南开大学化学院院长的朱守非告诉记者，当时周其林刚受聘长江学者，又是刚到南开工作，在备受瞩目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科研压力。“在以论文论英雄的大环境下，那几年课题组没发什么文章，连我们当学生的都感觉压力山大。”
2005年，周其林和学生在一起。周其林提供。
尽管如此，周其林还是显得若无其事、不急不躁。“他从来不把压力传导给学生，还是让我们从容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朱守非对此深有体会，“后来我当了老师，才发现能做到这一点太难能可贵了。”
“要把一件事情真正做好，可不是短时间的。有的人一辈子其实就做一件事，一辈子可能就做一个分子，把它做到极致。”周其林说，做研究千万不能着急，越着急压力越大，也越不敢做原创性、周期长的研究。
当发论文与做重要的研究发生冲突时怎么办？
“搞研究一定要把‘解决科学问题’作为第一目标，而不是选那些好发论文的方向。”周其林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发论文和科学发现之间有矛盾，我当然选择后者。”
走进周其林的办公室，一排高大的档案柜格外显眼，里面装满了研究生的实验记录，从学生姓名到记录册数，全都一清二楚。
“保存学生的实验记录，一是方便别人借阅、参考，二是以备有疑问时查阅、核对。”周其林说，做科研来不得丝毫马虎，一定要严谨细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在接受记者连线采访时说：“周其林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严谨。”
凭借在手性催化剂领域的卓越贡献，周其林2009年当选中科院院士，2018年又荣获未来科学大奖，一时名满天下。
2018年周其林和家人在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上留影。周其林提供
“在高校里面做科研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教学生”
为何做科研，为何做教师？为何在高校做科研？这是周其林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也不止一次与年轻的同事探讨。
他给出的答案是：在高校里面做科研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教学生，最主要的产品是培养的学生。“我们做科研也是以教育为目的，培养创新型的人才。”
为让学生集中精力做研究，周其林尽可能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津贴，而不用在外面做兼职；
为创造舒心的科研环境，他率先对实验室进行改造，把原来用木头做的操作台换成了铝合金的，看上去明亮洁净；
他不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催促学生们快出数据、早发论文，而是让他们“遵循规则，练好手艺”……
当然，这并不是要让学生默守陈规。他很少给出结论性的东西，而是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想法。
“做学问第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他常常提醒学生：做研究就是要发现别人没发现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思考，不去质疑那些所谓的原理、定理，是做不出新东西来的。
2015年，周其林在给学生上课。周其林提供
王立新老师在周其林课题组工作了20多年，恭敬地称他为 “周先生”：“周先生教学生从来不是说让学生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言传身教、做给学生看。”
王立新介绍，从1999年到现在，周其林每天都是早早到办公室，下班后先吃点饼干等垫一下肚子，然后继续工作，晚上八九点才回家吃饭。“而且他没有周六，都在跟学生讨论工作，上午讨论实验，下午开组会。这20年来如果要说哪一周的周六没有开组会，几乎找不到。如果周先生到某个地方出差、周六回来的话，他一般都会带着行李箱先赶到实验室参加组会。”
“我现在回家没有那么晚了。” 这时，周其林插话道，我刚回国的时候40多岁，直到50岁以前，一般是9点钟回家；到了50岁以后，8点钟回去；现在过60了，逐渐改到7点了。“我睡觉之前一般会看点书，如果回去得太晚、吃过晚饭再看书，脑子就停不下来、影响睡眠。”
“我觉得周先生不愧是一个科学大家。”王立新说，“他处处都是为别人着想，而不是说以一个长者或者一个领导的身份下指令‘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
王立新说，周其林不仅非常包容学生的很多缺点，而且也能够理解学生。“比如有很多课题组都不允许学生谈恋爱，但是我们周先生非常开明。他说：学生在20多岁的时候有激情，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能促进科研。”
“所以我们课题组成就了很多对夫妻，现在还有正在发展的。”王立新笑了，“最终结果暂时还不能跟你们报告。”
春华秋实。如今周其林已培养了70多名博士、硕士，他们大多在国内外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工作，成为研究骨干。
“其实我最好的科研成果是培养了很多人。这是我们做教育的人最大的一个收获，也是最感欣慰的地方。”周其林说。
“我主要是培养研究生，虽然也给本科生上课，但那不是主要的。这一点，请记者们写稿时一定注意。”周其林补充说。
“我最担忧的，是公众科学素养不高”
“我现在最担忧的，是公众科学素养不高。”吃晚饭的时候，周其林对记者讲了自己的忧虑，“不光是科学知识贫乏，而且不会独立思考，容易盲从盲信、人云亦云。如果全民族的科学素质不提高，科学技术就会变成少数人关心的事，这很麻烦。”
“现在社会上经常谣言满天飞。”他举了一个例子：他的一个亲戚前段时间转发给他一段视频，说外国人怎么喝矿泉水：先喝一大半，剩下的再怎么喝怎么喝，并且可以治病…… 说的头头头是道、有鼻子有眼。“我看完后告诉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外国人喝水和我们差不多。”
“她没出过国，所以缺少判断，出过国的人就会知道外国人不是这么喝水。”周其林认为，要想提高自己的判断力，就要多看书、多见识、多了解外界，多了解别人怎么做、怎么想、怎么看。这样你就能综合看问题，而不会轻信貌似正确的错误说法。
2019年10月南开百年校庆，也是周其林的课题组成立二十周年，许多研究生都回来了，一起聚会座谈。大家交流的时候，周其林发现：一些学生，包括已经毕业的学生，都有些迷茫：到底自己做什么工作最好？是选择北上广等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
“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 周其林说了两点：关于工作，关键是看看自己有没有兴趣，只要有兴趣，到高校、去企业都行；至于到哪儿工作，要看哪个地方最适合你、你能在那儿得到最大发挥。“没有最好的工作，也没有最好的城市，只有适合你的工作和适合你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