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派新闻记者周永实习生陈雷
1992年一个秋天的晚上，妈妈在生第五个女儿的时候去世了。
12岁的李冬梅从学校回到家，一进屋，她看到妈妈躺在堂屋席子上，一动不动。
她为妈妈擦洗身体、换衣服，妈妈身上、手上、指甲嵌着血，身体冰冷。
此后的27年，李冬梅对世界的信任轰然倒塌，对妈妈的思念，像呼吸一样，如影随形。她活在不安与惶恐中。
直到2019年，成为导演的李冬梅拍摄了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以下简称《妈妈》），回望妈妈生命最后的七天，对12岁的自己说：不要怕。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海报，它是李冬梅导演拍摄的第一部长片。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这部电影在去年10月的平遥影展上获“费穆荣誉最佳影片”，今年2月，获哥德堡电影节“英格玛·伯格曼”单元国际处女作奖，李冬梅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导演。评语称它是一部“纯净的作品”：“观众会完全陷入一种沉浸式的、感性的、发人深省的经历，而这正是电影作为艺术的价值所在。”
对李冬梅来说，这是对妈妈的怀念和告别，也是对少时自己的抚慰与和解。那个拒绝成长的女孩，终于开始长大了。
妈妈死了
重庆巫山，夜色朦胧，虫鸣窸窣。
四个男人抬着滑竿，一路小跑着下山。滑竿一晃一晃，发出咯吱声。白色棉被里看不清人影，只露出两只脚。
躺在上面的是妈妈。她刚生下第五个女儿，脐带拉断了，胎盘出不来，接生婆束手无策。爷爷匆忙喊来四个邻居，抬着她往镇上医院赶。
一路穿过丛林茂密的山路，盘山公路，趟过积水的路面……爷爷和外婆打着手电筒跟着，荧光宛如萤火虫，一闪一闪。
走了两三个小时才到医院。妈妈没能抢救过来。她闭着眼躺在滑竿上。男人们坐着，蹲着，站着，围在旁边沉默地抽烟，看着她。最后将她原路抬回了家。
这是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中，女主角“小咸”妈妈生命最后的时刻。
现实中，李冬梅妈妈也是这样离世的。
李冬梅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周日返校前，他们在镇上的外婆家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丝瓜面。吃饭时，妈妈嘱咐她要好好读书。饭后像往常一样，目送她回学校。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妈妈、小咸、三妹和外公外婆一块吃饭。
临产前两天，外婆陪着妈妈深夜悄悄回到山里的家，因为亲戚觉得在娘家生产不好。
妈妈回来那段时间，是当时8岁的二妹李丽记忆中少有的独宠时光，妈妈会辅导她的功课。
夜里，外婆陪妈妈，她睡爷爷奶奶家。第二天清晨，在奶奶的哭泣声中，她知道出事了。
家里来了很多人，小小的她淹在人群中，看不清妈妈的模样。只记得，每个人都在哭，说好可怜，这么好的人，说走就走了。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妈妈去世后，三姐妹在堂屋前不敢进去。
没多久，姐姐李冬梅回来了，“哭得撕心裂肺。”4岁的三妹哭一会儿玩一会儿。不到一岁、寄养在别人家的四妹也被抱回来了。
爸爸是第二天回来的。他在湖北神龙架的工地上收到电报，一路流着泪，坐车到湖北巴东县，坐船到巫山，再坐拉煤车到镇上，又走了两小时才到家。
三个女儿围过来抱着他哭。他跑到山上，妻子的棺材正在下葬。他想掀开看一眼，被劝住了，趴在坟头哭，被扶回了家。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三姐妹在妈妈坟前。
回家后他才知道，妻子生下孩子后，问是男孩还是女孩，一听又是女孩，“气到了”，用拳头捶胸口，血灌进胎盘，胎盘膨胀了，出不来。被抬到镇医院后，她在手术台上咽了气。
“医生说来晚了，当时只要用刀把胎盘划开，血放出来，或者有车（早点送来），都可以救过来”，李冬梅爸爸说。
29年后，70岁的他坐在重庆市区的家中，窗外高楼林立，夜色璀璨。冷风刮过，他红了眼眶，说当年妻子的死，是“医疗落后，地方偏僻”造就的悲剧。
记忆
妈妈的生命停留在36岁。
她的过去，李冬梅知之甚少，只隐约听外婆说，妈妈童年时穷苦，不到一岁的时候，外婆在食堂做饭，就把她放簸箕里，偶尔喂点米饭。
妈妈是老大，有三个弟弟，在福田镇上长大，读过中学，后来在村幼儿园当过两三年老师。
19岁时经媒人介绍，认识了大她5岁的丈夫——李冬梅爸爸家在离镇上十来公里的巫山深处，他是长子，有四个妹妹，只上过两三年学，但头脑灵活，能说会写。
两人感情好，经常去对方家吃个饭，帮忙干点活，说几句悄悄话。三年后结婚了。
李冬梅出生在1979年冬月。顺产，出生时黏糊糊的。她和妈妈长得像，脸型、声音一样，连脚都像。作为家里第一个孩子，从小备受宠爱。
她记忆中的妈妈是个模糊的影子：齐耳短发，话少，总是沉默着，忙着种地、喂猪、做饭，操持家里。
唯一印象深的，是有一年过年，家里没钱给她买鞋，妈妈就把自己那双墨绿色呢子布料的鞋给她穿，她穿着，太大了。
李丽眼中的妈妈温和、知性，做事不疾不徐。日子窘迫，但她有生活智慧，为了省粮食，她变着花样，用青菜炒饭或者饭里放玉米，“特别好吃。”
有时，爸爸会领一群人到家里吃饭，那一刻，妈妈会露出少有的慌乱，喊她们帮忙烧火。
更多的时候，爸爸不在家。他在水库、茶厂做过会计，当过煤矿矿长、村委会主任，是个有自由精神的人。
而妈妈，很少笑，“比较忧伤的感觉。”少有的一次，是一个冬天，爸爸在家，一家人开开心心地一块吃饭，妈妈笑得很开心。
如今已活过妈妈去世年龄的李冬梅理解妈妈那时的沉默，“她承担的东西太多了。她要想着生个儿子，又要种地，家里开支都是她操心。”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
那个时候，全村1000多人，大部分家里都有男孩。李冬梅听说，有的人家见生的是女儿，往水桶里淹。
她家从爷爷到爸爸都是单传，也想要一个儿子来传宗接代，“他们会觉得很遗憾。”村里也有一些闲言碎语，说她家没有儿子，“半边孤老。”妈妈为此还跟人吵过。
“这个氛围心照不宣”，李丽说。
印象里，妈妈一直在生孩子。每次怀孕，会说不知道这次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李冬梅一岁多的时候，妈妈怀过一次，引产后发现是个男孩。生李丽时原本也打了引产针，但她还是出生了，她被送养过几天，长大后还到别人家躲过。三个妹妹也有相似的经历。
怀孕后，妈妈很少在家。隔段时间回来，地坝竹竿上晾着小孩子的衣服。“哦，我知道一个妹妹生了，就这种感觉”，李丽说。
不过，妈妈很宠女儿们，有时惹妈妈生气了，妈妈嘴上说要打，锅铲举得老高，从没真正落下来过。爷爷奶奶和爸爸对她们也很好。
但潜意识里，李冬梅会觉得“自己要是个男孩子，可能会好一点”。因为背负的比别的小孩多，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天真过。
她曾问过妈妈：“为什么一定要个儿子呢？难道我们不好吗？”
如今，李冬梅记不清妈妈当时有没有回答了。“我妈是很贤惠的那种。她觉得无力反抗，很无奈吧。”
失去之后
妈妈去世后，李冬梅对爸爸说：“我会孝顺你，像儿子一样。”
但爸爸消失了——他第二年去广东打工，刚开始还会写信，后来音讯全无，别人说他死了。
再回来是七年后。他跟女儿们解释，当年离家是因为欠下了几千块的债，要出去挣钱，供她们读书。
妈妈去世后不久，李冬梅（第三排）和三妹（第二排左一）、表弟表妹们的合影。
爸妈不在，她们度过了无依无靠的七年。四妹五妹寄养在别家。三姐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经常半夜哭，坐路边哭；划柴火想煮饭，火点不燃，也抱作一团哭。
李丽发现姐姐变了。以前的冬梅调皮任性，妈妈走后变得爱发脾气。姐姐一笑，她和三妹觉得是晴天，一发脾气，就不敢惹。
李冬梅形容，那时的自己就像被一场飓风掀到了角落，“世界给你的安全感在一瞬间坍塌了。你会担心一个人随时会走掉，担心某一个东西，你随时会失去它，因为你看见过这种突然之间、完全彻底的失去。”
“内心的那个小孩，一夜之间被强迫去面对这么沉重的东西，所以后面她几乎拒绝成长了……心理还是12岁时的那种状态，没有走出来。”
失去一个人，最痛苦的不是失去的瞬间，而是失去之后漫长的日子，反反复复，回声一样撞击着。
妈妈走后许多年，她不敢去想妈妈的事。每次去她坟前祭拜，一走上那条路，她感觉像飘在云里，头嗡嗡作响，悲伤往上涌。
看到葬礼、鲜血，听到哀乐，都会难过。学电影后，有一次帮同学拍短片，演员喉咙涌出血，李冬梅当场就崩溃了。
李丽觉得，自己好像一直是被放弃的孩子。妈妈走后，有一次家里没人，她一声一声地喊“妈妈”，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自己没有。
身边总有人说你妈妈死得很惨，她觉得刺痛，“我真的那么可怜吗？”她告诉妹妹，“我们要努力，我们要争气，不能让别人说我们是没妈的孩子。”长大后，她性格要强，拼命想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
李冬梅羡慕那些有妈妈的孩子。初中时，一个同学的妈妈常年卧病在床，女孩脸上总是挂着忧伤，李冬梅跟她说：“你多幸福呀！还可以叫妈，还可以看着她，她还可以跟你说话。”
这种感觉一直没有散去。前不久，她去一个朋友家，朋友三十几了，父母很宠她，李冬梅想：“哇，她好幸福哦，有爸爸妈妈这么爱她。我好像从来都没体验过。”
给她安慰的是外婆。
这个目不识丁的瘦小老人，不到3岁母亲去世，人至暮年，又目睹女儿的死。好多年，一想到女儿，她眼泪没断过。但她倔强地活着，命运给予的苦难，全盘照收。
几年前，李冬梅带朋友回家拍摄外婆。有一次外婆送她走，她一转身，镜头捕捉到外婆的表情：嘴巴张着，眼睛红了，蓄着眼泪，但外婆很快用手捂住嘴，平静地说再见。
那个镜头让李冬梅动容。她觉得，是外婆身上的隐忍、坚韧，给了她力量，让她没有在惶恐中彻底迷失。
电影《妈妈》中有一幕，外婆蹲在地上，想背起满满一大筐红薯藤，几次都没成功，最后硬是跪着咬牙背起来了。那是外婆在李冬梅心里留下的印记——再难也不放弃。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左边老人为李冬梅89岁的外婆。
片中，89岁的外婆出镜饰演了一位邻居。她脸上堆满皱纹，摇着蒲扇，走到“妈妈”跟前，两人挨着坐，相互对视着。李冬梅希望以这种方式，让外婆和死去的女儿隔空对望。
电影拍完那年，外婆去世了。
追寻
被不安和思念围裹的那些年，李冬梅一直在寻找出口。
小学时总是班上一二名的她，在爸爸消失后成绩下滑，初中复读一年，考上了幼儿教育师范生。毕业后，她回到镇上当中学语文老师，原因是老师给过她很多鼓励和爱。
李冬梅大学时的生活照
后来，她考四川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专业专科、做老师、又回去读本科、开幼儿园。30岁时，赚到了人生第一个一百万。
那一年，如果继续创业，开第二第三家幼儿园，“现在大概是千万富翁了”，李冬梅笑着说。奢侈包、昂贵衣服也买过，但她始终觉得不自在。
“我追求的不是外界给的东西，也不是物质……我想要的是自我的完成”，李冬梅说，因为“心里太痛苦了，对人生你有很多的问题”。
从小，她就觉得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同学们喜欢玩的，她不感兴趣。她喜欢听故事，邻居祖奶奶、爷爷会讲犯罪类型或参军的故事；爱看书，十一二岁读《安娜·卡列尼娜》——电影《妈妈》中，小咸趴在床上看的就是这本，那是李冬梅记忆中，12岁前最后的幸福时光。
31岁时，她决心学电影，当时毫无基础，导演名字都没记住几个。所有人都不看好，觉得电影太过遥远，她肯定会放弃。
但她“想做就去做了”，没有迟疑。
2011年，李冬梅飞赴澳大利亚。刚去没多久，她在一家街头影院看到一部伊朗电影。影片中十一二岁的女儿很困惑，为什么家里那么想要个儿子？
李冬梅一瞬间被击中了，原来世界上不只自己一个人有这样的困惑。她发现，电影有这样的力量，可以让人和人产生连接，“孤单感轻了许多。”
读了一年电影基础班后，她考上了墨尔本大学艺术学院。她的同学大多十八九岁，从小受电影熏陶长大。而她连电影器材的术语都不会说，第一次进绿棚时吓懵了，老师讲的也听不懂，“人家觉得你是个傻子。”
只有写剧本是强项，灯光，摄影……都不擅长，她决心做最好的龙套。那四年，她经常哭，压力大得拍不下去，论文写不出来。崩溃的时候，把剧本撕了，不想读了。但到了第二天，照常去上课。
在电影学院上课第一天，老师问：“你们为什么要学电影？”李冬梅说：“想赚很多钱，成立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生殖健康基金，帮助像妈妈那样的女性，不再重蹈悲剧，因为没有早点去医院做检查而出事。”
2013年，李冬梅带着两个同学回到家乡，拍摄纪录片《停滞的时光》，想了解中国农村妇女的生殖健康现状。
短片呈现了三位妇女的生育故事：一位17岁时生下怀孕7个月的死胎；一位生下女孩后没注意，孩子死了；另一位因为怀了女孩，三次堕胎。
片尾，镜头定格在一条山村公路上，字幕上写：“第一个流产的女孩被埋的那棵树，离家只有十米远。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应该12岁了。”
在她们身上，李冬梅寻找到妈妈的影子。“孩子的生命停止在那一刻，但对孩子的思念没有停下”，她解释片名《停滞的时光》的寓意。
拍完后，她发现，农村妇女现在大都会去医院产检、生产，母亲曾经历的悲剧已经很少见了，想要成立基金的想法就此湮灭。
这之后，李冬梅陆续拍了几部短片，剧情片、悬疑片……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对生死的追问和探寻。这是妈妈的死在她创作中绘下的底色。
真正找到做导演的感觉，是2015年拍摄毕业短片《阳光照在草上》。它讲述了一个农村老人瘫痪在床，儿女觉得受拖累，喂水时故意将老人呛死的故事。短片获得了学校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那是李冬梅第一次被肯定。
从墨尔本大学毕业后，李冬梅到北京电影学院又读了半年书。之后两三年，马不停蹄地写了4个剧本，近10万字。
“我没有无忧无虑地休息一段时间，没有过”，李冬梅说，自己内心太不安了，需要不断去做事。
妈妈去世的那段记忆，她始终不敢触碰。直到2018年，她快要40岁，觉得好像有一些力量了，“已经逃避这么年了，到了必须去面对的时候。”
看见12岁的自己
写《妈妈》剧本的半年，李冬梅窝在山西一个朋友家，小院宁静。
她时常觉得，在写自己的故事，又像在写想象中那个小女孩的生活，不断浸入又抽离。
电影快开拍了，投资人许诺的资金却一直没到位。走创投是条路，但她不想等。很多人跟她说，你肯定拍不成的。
最后，四妹拿出15万的保单，作为启动资金。2019年8月，电影开拍，一共拍了31天。剧组40来人，李冬梅兼任制片人，边拍边筹钱。演员都是附近村民。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中的四位主演，妈妈、小咸、二妹、三妹，都是附近村民。
拍摄中，她一次次重回妈妈去世那段时光，哭了好几次。
李冬梅崇尚极简主义，认为镜头不用切换的地方，一定不要切，不用运动的地方，一定不要动。其他人理解不了她的美学理念，觉得她大量使用固定长镜头，台词少得可怜，“你这个片子能剪得出来吗？”
李冬梅想不出有别的拍法可以代替，“我只能这样拍。”
第一个剪辑师剪到后面剪不动了，第二个想全部重剪。剪辑师觉得吃饭、睡觉、走路的镜头时间太长，动辄几十秒。而在李冬梅的理解中，如果“吃饭”只有几秒，它强调的是动作，意义不大，但如果给到足够时长，对观众来说，变成了“我和他们在一起，在共同的时空里”，这种沉浸式的叙事，是超越语言和逻辑的。
“那种时光的静默、凝视，那种生死之间的庄严，不是‘咔咔咔’可以表达的”，李冬梅说。
李冬梅在《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片场的工作照
初剪完成后，她邀请朋友、妹妹们观看，“他们觉得太不一样了……到底你在讲什么？”
有同学更直接，“我觉得你的电影配不上你对电影的理解。”也有业内人士批评，表达太过老套；还有的劝她将134分钟缩减到90分钟。
李冬梅没有动摇。
第一个正面反馈来自马克·穆勒，这位威尼斯电影节前任主席，是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他对《妈妈》评价很高，认为它是“新新现实主义”。这之后，《妈妈》先后入围威尼斯电影节、釜山电影节，并在平遥影展和哥德堡电影节中获奖。
李冬梅手捧哥德堡电影节颁发的奖杯。
采访那天，《妈妈》在哥德堡电影节上获奖的消息刚出来。李冬梅往常很少刷朋友圈，觉得没什么营养，那天，她重新打开关闭的朋友圈，自己转发的获奖消息下密密麻麻有几百个赞。孩童般的天真爬上她的脸，“我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点赞耶，嘿嘿，眼睛都看花了，我的天。”
褒奖和认可，让她觉得幸福。但更大的满足源自内心。
“那个12岁，站在妈妈面前给她清洗遗体的小孩，之前是没有被看见、没有被安慰过的。现在我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她，我看到你了，我在你身边，我陪着你”，李冬梅说。
她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更有力量的人——不再逃避过去，克服了拍摄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在众多反对声中坚持了自己的理念。更重要的是，怀念了妈妈，“现在大家不是只看到我妈妈，是看到很多跟她一样的母亲。”
对妈妈，李冬梅现在能用一种喜悦、宁静的心去接受失去她，而不再是忧伤的思念，“我从来没有轻松过，最近才感觉活得比较有滋有味。”
重逢
李冬梅爸爸至今没看过这部电影。
拍摄前，他质问女儿：“有那么多可以拍的，为什么一定要拍这个？”
李冬梅回答：“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伤痛有不同的态度，大部分人选择背过脸去，我要去直面它。”
爸爸不再言语。
和李冬梅见面那天，她让爸爸帮忙寄几个快递，爸爸没搞明白，两人隔着电话，语气急促，声音越来越大。
挂断电话后，李冬梅说：“你看，我跟爸爸比较生疏吧。”
爸爸从广东回来后，在镇上煤矿工作直至退休。他有了新的妻子，跟女儿们很少一起生活。
这些年，李冬梅尽力去做一个好女儿，孝顺他，带他和后妈去澳大利亚、深圳、成都到处旅游。爸爸几次生病，她带着去医院，照料左右。平时跟他说话也小心翼翼，怕惹他生气。
他们从未聊过妈妈的事，彼此回避，怕对方难过，也怕自己难过。
“我们家每个人心里都有缺失的那一部分”，李丽说，家里父女、姐妹间，没有特别亲密的，连拥抱都会觉得别扭。
妈妈去世留下的另一重阴影是，长大后的她恐婚恐育，30岁生的孩子。生产时，医生说伤口缝得很好，她才没那么怕。
而对李冬梅来说，精神上的惶恐与不安，需要更长时间来治愈。
这几年，她过着几近漂泊的生活。非洲，欧洲，国内……各地到处跑，很少在一个地方待满一年。妹妹们看到她发的车票，才知道她在哪儿。
之前攒下的100多万，因为学电影、拍电影都花光了，现在她靠花呗生活。出门就随便背个绿色编织袋，肩带都磨坏了；在外吃饭，剩菜都会打包。采访时，她面色疲惫，但还是认真地回答了每个问题。
李冬梅生活照
20多岁时，李冬梅开始读庄子，看金刚经、圣经，喜欢哲学。“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内心宁静、祥和，没有生活在二元对立和恐慌焦虑当中（的人），（那个状态）是自由的，更包容、谦卑，更能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
二十来岁时，她也曾盼望进入一段婚姻。对方是处了四年的初恋，没有给到她想要的安全感。失望中，错失了彼此。
“我之前也抱过希望，希望能在家庭生活当中得到某种满足，后来发现，一切外在的东西，名利和陪在你身边的人，都太无常了。”现在，她想要追寻的是自己内在的东西。
去年年底，李冬梅到寺庙做了一个月义工。离开前，她将心底那些深深怀念的人的名字：妈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一一写在纸上，放进地藏菩萨旁的盒子，祈愿那些离开的灵魂和尘世的自己各自安好。做完后，她觉得被治愈了很多。
她享受当下的状态，有许多想做的事：希望能像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那样，记录下自己从出生到死亡每一天的经历；她还想写书纪念外婆，弥补没能多陪伴她的遗憾，和她在另一个世界相遇；下一部长片中，继续探讨母亲和孩子，生和死的故事。
李冬梅记得，电影《狮子王》里面说：“每个人死后，都会变成一颗星星，而星星却在天上守护着我们。”
在电影《妈妈》结尾，小咸和二妹为妈妈送灯，灯光照亮妈妈回家的路。李冬梅想借此表达：时间不能弥补一切的伤痛，但生活还要继续。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小咸和二妹为妈妈送灯。
写剧本时，她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另一个结尾——因资金有限没有拍：
清晨雾霭袅袅，平静的河面上飘着一艘小船，小咸和妈妈坐在船头，二妹三妹沿河岸，在后面跟着。
那一刻，李冬梅觉得，和妈妈重逢了。
责任编辑：黄霁洁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