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阿米纳是维吾尔姑娘，有上海的知青妈妈。
她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她代管的小卖部被盗了，损失一千五百多元。连队严令如果破不了案子，她要全赔。那位男青年立即疏远了她
这时，一位常来买东西，接受“再教育”的维族大学生，回到家里变卖了牛羊等家产，拿着一千五百元钱交给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扭头就走了
不久，上海女青年嫁给了这位大学生
兵团老战士忆南疆系列之六
阿米娜和她的维吾尔爸爸与上海女知青妈妈
2010年秋，我坐火车去上海参观世博会。这次旅途的珍贵收获是认识了阿米娜，记住了上海那天的太阳。
同是天涯行路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她是乌铁局跑上海的火车上一名普通的列车员。我一开始不知她的姓名和身世，以为她是纯纯的毫无故事的汉族女性。
火车驶出了乌鲁木齐。刚上车时找座位塞箱包的杂乱喧闹声终于安静下来。卧铺整洁明亮，空调舒适。
我习惯地贴窗坐着，欣赏着十分熟悉的风景，不经意地打量一眼女列车员。她容长脸盘，细眉俊目，扎着马尾巴，动作麻利；热情帮旅客摆行李挂毛巾，说一口悦耳的柔柔的新疆普通话。
那气质，那神态，使我怎么也没想到她是维吾尔族：父亲是维吾尔，母亲是上海支青。
车厢头上坐着几个维吾尔年轻人。我是土生土长的喀什人，又学过维文，对维吾尔人有天然的亲近感；维语是我的第二乡音。况且人在旅途，乡音格外亲。
我伸过头去聆听音调柔美的维吾尔语，试试自已还能听懂多少。
一听不要紧，那位汉族女列车员维语说得那么流畅优美！莫非是维语系毕业的汉族女大学生？这在新疆是凤毛鳞角啊！怎么可能······
我突然产生想与她谈话交流的念头。好不容易等她忙完了。我请她坐下，赞道：“你的维语说得太好了！在哪个大学学的？”
“我是维吾尔族。”她大大方方地回答。
“那一一那你长得活生生一个汉族姑娘啊！”
“我父亲是维维吾尔族，母亲是汉族。我长得像我母亲。”显然，她不止一次向陌生人谈到过自己的身世，神态坦然。
邻座一位温州青年抢上一句：“我们一直以为你是汉族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1965年夏天，木华里来了第一批上海支边青年。我们站在路边欢迎。车上下来的女青年就是她这个样儿：皮肤细腻，水凌凌的，落落大方，活泼可爱。
我想说怪不得你这么漂亮但没有说，却问：“你母亲哪一年进疆的？”
“1964年，到阿克苏农一师。”
“我长期在喀什农三师工作，和上海支边青年在一起生活了好多年。”
她微笑着“哦——”，起身又忙活去了。
她牵走了我的目光；牵动了我的回忆。
那年在木华里，“文革”搞得如火如荼，兴起歌颂领袖的狂热。团里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连队也成立演出队，逢年过节文艺汇演，红红火火。
我们二连与一连同台演出。一连演员比我们强得多，时不时地斜睨我们。我与一位精干的上海女青年表演对口词《枪》。
彩排完后，我一身大汗。一连演出队的编导是一位戴着眼镜、圆脸乌发、气质高雅的女青年。
我们请她指导节目。她一脸真诚地说我有几个词咬音不准，带点甘肃腔。
天哪！她怎么听出来我父母留给我的甘肃腔。与我同演对口词《枪》的女青年陪我向她请教。她叫我们俩再对一遍台词，一句句重复纠正。一词一句从她口中发出来真叫甜美，字正腔圆，气韵流畅。
我红着脸重复着，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上海人，了不起，真有才，不服不行。
一打听，她姓杨，讳其名，高中生，品学兼优，出身不好没能上大学。第二年春节演出，听说她被团里派去铁里木公社教节目了。
不久，一个爆炸性消息传开：她嫁给一个接受再教育的维吾尔大学生了！
那时我正处在想找老婆而找不上的时代，这个消息像野黄蜂在我的心尖尖上狠狠螫了一下，那疼那酸那困惑无人无处无法诉说。
现在几十年过去，心里早就释然：嫁给谁是女人自己的事；嫁给谁都与他人无关，用上海话说“勿搭界”。眼下，这位不同民族婚姻的结晶不就很聪慧很自然吗！
我的眼光一直牵着她，一直牵着她到车箱两头来回几趟又坐在了对面。列车东向，夕阳西沉；余晖散绮，彩霞满天。
我看她是顺光，眸子光彩流丽但深处似乎有点忧郁；她看我是逆光，也许看到了我脸色洋溢着旅途常见的兴奋好奇。
她是感情丰富而细腻的女性，火车上尽遇各种陌生人，她有许多话需要向他人倾诉渲泄。我觉察到了她的心情在风中摇曳。
跨民族的婚姻总有复杂的故事，总有难言之隐。她零散地无主题地谈了自己的身世，像浮在海上的冰山的一角，而我却看到了深藏于水下的巨大的冰山。
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知青轰轰烈烈支援新疆。
一位女青年来到新疆兵团某团场。她思想积极，表现很好，被提拔干部当了边远连队的会计兼小卖部的售货员。
她与一位男青年已经初恋。
这时，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改变了她的命运。
她代管的小卖部被盗了，损失一千五百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一个农工五年的工资。连队严令如果破不了案子，她要全赔。那位男青年立即疏远了她。
这时，一位常来买东西，在邻近人民公社接受“再教育”的维族大学生，知道了这件事。他回到家里变卖了牛羊等家产，又向亲友告借，拿着一千五百元钱交给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扭头就走了。
不久，上海女青年嫁给了这位不同民族的大学生，成为那个边远团场轰动一时的新闻。
“文革”结束后，不几年，这位大学生成为一名副县级干部。
他们有了三个女孩子。再后来，上级为了照顾他的上海妻子，调他们到自治区驻上海办事处工作。
这位女列车员就是他们的二女儿。
“我的姐姐妹妹长得像爸爸，我像妈妈。我的名字是爷爷起的”，她大大方方地说：“阿米娜”。那音真好听，像爷爷吻着孙女说“爱你哪”。
如果我不是老新疆人，不是长期在南疆兵团工作，不是神色和善，她不会告诉我这一切。她问我的问题是：一千五百块真是大数字吗？兵团团场那么苦吗？人与人之间怎么会这样呢······
列车在黑色的夜幕下穿行，只有单调的铿锵声，只有后一个车窗影子无休止地追着前一个车窗影子。我凝视着无边的戈壁夜色，思绪像那一个个流逝的车窗影子······
第二天白天，她又在不停地忙活，与我只有短暂的交流。阿米娜三十岁，离异独身。曾经的丈夫是中专时的维吾尔族同学。
女儿五岁，与上海的姥姥在一起生活。她长年奔波在万里铁路线上，难得与女儿在一起。这次到了上海，她只有六个小时陪女儿，列车要返回乌鲁木齐。
那位温州小伙子急切好奇地问道：“你女儿讲汉话还是维族话？”
“她爷爷教她维语，姥姥教她汉语。”
“她长大了一定是精通汉维两种语言的天才。新疆就需要这种人才。”我说。
她浅浅地笑了笑，欣慰中带了点苦涩。
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今天，跨国籍跨民族的婚姻早就不是新闻了。况且，汉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可以与各种文化融汇交融，和谐相处。
但是，对女性个人来讲，跨民族的婚姻往往夹在两种文化的隔阂之中，有喜剧也有悲剧。
我所在的单位就有不同民族组成的家庭，多数过得幸福，个别也有分手的。正如托尔斯泰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夜色沉沉，灯光流星般闪过。车厢大灯熄了，小灯柔和。阿米娜累了，双手搭在小桌上，凝望着窗外不知想什麽。
我说我第一次坐火车才二十岁，那是1968年，车上黑烟滚滚，人挤人，包摞包，窗户大开，走走就停。
列车员手中抹布不离手，茶壶不离手，拖把不离手，在人缝中挤来挤去；我没见过一个胖胖的列车员，都是又黑又瘦。她听着笑了：“现在有胖胖的了，但不多。”
我说你会两种语言，招呼维吾尔族旅客就方便多了。
一句话引出一个多月前的事情。全国公安开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从上海广州运回一批被解救的维吾尔族少年儿童。
列车长安排她负责专门运送被拐卖儿童的四号车厢，有警察护送。她陪伴这批少年四十多个小时，送水送饭，好言安慰。
这批少年拐卖后落入盗窃团伙，被训练撬锁掏口袋。不听话就用烟头烫，用鞭子抽。
“当我听到他们一声声姐姐，看到他们胳膊上伤痕累累，我的心在颤抖。他们还是孩子啊。我劝他们回家好好过日子，没想到他们回答说我们还要逃回上海广州的，还要干原来的事。家乡太穷了，父母乡亲都不要我们了。我们也要过城里人的日子······”。
夜色里，柔光下，眸子深处闪着泪光，充盈着女性的善良与同情。
我什麽也没有说。静静地听着自己的呼吸。想说的话太多了，倒不如什麽都别说。我太清楚南疆喀什和田多么贫困落后，也清楚东西部差距有多大，但改变这一切需要时间······
“好了。早点休息。明天就到上海了。”她收起伤感悄悄走了。
第二天上午，列车缓缓驶入上海站。车如流水，高楼如壁。我想与阿米娜告别，挤不过去，走道上站满了人，都盯着窗外指指画画。
她忙着招呼下车别忘了行李，扶着老人下车，没有时间招呼我。我下了车回头扫了一溜车窗，看见了她忙碌晃动的身影。
心中默默念道：阿米娜，快去陪陪可爱的小女儿，只有六个小时啊······
可惜我不能拴住太阳······
作者简介：陈平，网名陈新元，新元。1948年元旦生于喀什伽师县，父亲为国民党四十二师骑兵团连长，参加九二五起义。本人1964年参加工作，在农一师，三师工作33年。当农工，测工，教师，新闻干事，宣传处长，文联主席等。1997年调兵团史志办处长，兵团民协主席。2008年退休。个人专著《走过喀什》《大漠足音》《拓荒者》《昆仑岁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