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导读
你的村子有村歌吗？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里的歌声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少，乡村越来越寂静。曾经人们再穷，也不忘记唱歌；现在，脱贫已然成功，但歌声还未回到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归根结底，是尊严与自信的丧失，是大家对乡村的漠视，让乡村失去了歌声。
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有这样一群人，带着乐队深入村子，为村子找回歌声，制作村歌，唱出村民们真挚的情感与心愿。老人们在音乐中找回了尊严，年轻人在音乐中找回了乡愁。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作者：刘子，谨致谢忱。
本文观点属于作者。
01 《蚯 蚓》
夏天雨后，常有蚯蚓爬上小广场，小孩们看着这些黏糊糊、蠕动着的“小动物”，都躲得远远的，我两岁的女儿也不例外。
它们从黑暗的地下爬上来，仿佛带着污秽或者邪恶。一些大点的孩子跑过来，喊着踩死它们，不一会儿就尸陈一地。
城市新一代的孩子习惯了脚不沾泥，对这种有土壤就有的“小动物”觉得陌生甚至恶心。事实上，蚯蚓的智慧和作用远超人类的想象。
地球在过去的5亿年间，发生了5次生物大灭绝，许多大型动物先后灭绝，而小小的蚯蚓，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4.8亿年。我们在乡下也很清楚，锄草时就算不小心把它拦腰斩断，它的每一段也都还能继续生存、成长下去。
达尔文就把晚年都献给了挚爱的蚯蚓，在他的封笔之作《腐殖土的形成与蚯蚓的作用》里，他就热情地赞美了蚯蚓的生态作用：
“未被赞颂的生物，无以计数的它们改变了陆地，就像珊瑚虫改变了热带海洋一样”；
“使地质巨变、抚平坡地的搬运工”；
“人类值得信赖的朋友”；
“保持土地肥力的守护神”；
“我们很难找到其他的生灵像它们一样，看似卑微，却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它们清理着各种动物粪便、枯枝败叶，连着泥土一起吞下肚，再产生新的肥土。数据显示，蚯蚓每年翻土达每英亩（4047平方米）1000吨，普通庭院中1英亩土地就有53767条蚯蚓，在每英亩土地中每年由蚯蚓带到地面的肥土达18吨。
多年来，城市的人们远离土地，对这些土壤间的小生灵太多歧视。他们不会知道，这些遍布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的小东西，可是遥远乡下农民们的宝贝——当然，农民和蚯蚓一样，也成了他们并不了解的存在。
｜周林（供图）
蚯蚓、土壤、农民，是这个世界文明的源起和根本。他们都不应该被忽视，都应当被重新看见和尊重。
02 村歌计划
本质上，世上所有的产出都源自土壤。所以有什么样的土壤，就有什么样的世界。
科学观察发现，蚯蚓粪还有强大的杀毒能力。只是，不知从何时起，人们不再信任“蚯蚓”，而大量采用农药、化肥，美其名曰，为土壤“杀毒”。
今天的许多乡下，翻开一块土壤，已经很少有蚯蚓。土壤板结，肥力失去，虫害威胁，迫使人们更加依赖农药化肥、除草剂、催长素。
现代工业往乡村倾灌的不只有农药、催长素。随着时代发展，城市往乡村倾销劣质商品的时代正在过去，倾销劣质文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今天的乡下，青少年儿童热衷于手机游戏、抖音快手，社区团购、电商无孔不入，网贷、六合四处泛滥。县城的房地产广告被刷在墙上、挂在横幅上，刺激着乡下人掏光最后一块钱、背上两代人的负债奔赴城市过“繁华”的生活。年轻人发动贷款买来的小汽车，去县城、镇上吃早餐、住宾馆，空留年老的父母在家吃咸菜稀粥、剩饭剩菜……
规模化生产的劣质文化，消费主义的倾袭，唯城市论的片面灌输……薄弱的乡土文化土壤，在汹涌而来的“文化农药”“文化化肥”倾销下，毫无抵抗力，逐渐失了神，人心涣散，无所凭依，沦为内在发育不健全的精神残疾。
居于城市、代表城市及工商业利益的地方决策者，一面通过撤并乡村中小学教育、合村并居等行为继续扩大城乡差距，一面响应国家号召，“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将城市消化不了的产品送到日益萎缩的乡下。
甚至还有“送文化下乡”——虽然这是一个巨大的伪命题。通常的手法，是市、县组织地方歌舞团、文化馆、戏团去乡下演出，演出的节目可想而知。而一旦文化“下乡”上了规格和规模，台下坐的也多半不是农民。
“送XX下乡”本身就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外来者视角。且不说并不喜爱乡土的城里歌舞团来了就走，根本不可能产生文化，更根本的，是文化根本不可能靠别人给予，而必须是扎根本土、经历时间演化累积而成的。你可以说“送节目下乡”“送表演下乡”，但实在缺乏依据说“送文化下乡”。
今天的乡下，当“希望的田野”被城市的赞歌取代，当曾经年轻过的老人们几十年都不再唱歌，当孩子们每天哼唱抖音神曲、情情爱爱，对故乡的一切嗤之以鼻，乡村文化振兴，又何尝不是个伪命题。
城市有市歌，学校有校歌，企业有司歌，乡村为什么不能唱自己的歌？
2018年，乡建机构“爱故乡”团队，与民谣歌手孙恒团队共同发起“村歌计划”，通过深入乡村的田野调查，组织以村民为主体进行创作，并进行专业后期制作的形式，开展在地化的村歌创作。
《风情外普拉》所演绎的外普拉村，位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的大山深处。它始建于元朝，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村庄构造，和彝绣、彝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1年3月，“村歌计划”工作组一行5人抵达外普拉村。在乡野调研中，音乐工作者们走访曾是文艺骨干的中老年人、彝乐传承人及众多普通村民。著名音乐人张楚也特意赶来。人们一起唱起彝歌、跳起左脚舞，欢声笑语互相感染着彼此。
好山好水哪里都有，不同的是人。不同的村庄讲述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历史衍生出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创造出不同的家园。村歌就是村民们心中最真挚的情感与心愿。
数天的音乐调研后，音乐工作者与十余位村民代表一起组建起“外普拉村歌音乐工作坊”，通过“生命故事”“村庄大事记”“歌词接龙”等，串起个人成长与村庄发展的轨迹。每一句歌词都要经过大家反复斟酌讨论、修改完善。通过集体创作，终于创作出大家想唱的歌。
｜孙恒（供图）
村歌诞生了，村民们决定在村委会举办一场乡村音乐会。
音乐会上，音乐人与小孩子临时组成了“段玉&小葡萄组合”，身着传统服饰的妇女们组成了“合唱团”，彝族大哥带来了彝族乐器表演。最后人们一起跳起火波诺玛左脚舞，外普拉村歌“全球首发音乐会”在大山里的村委会小院温情落幕。
音乐者们带着歌曲回到北京进行专业后期制作，制作还没有完成，这首热情、简单的村歌就火爆开来。老人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唱，妇女们在干活的时候唱，孩子们在放学路上唱，然后通过抖音，带动着全县10万彝人一起唱……
其实许多村庄，都曾经有他们的“村歌”。在福建屏南县四坪村，“村歌计划”找到传统四平戏的演唱者。但老人已经几十年没有唱过，一时沉默。在工作者和村民的鼓励下，老人打了一些电话，一下子来了数十名老人。
原来四平戏是帮腔（一人唱，众人帮）的一种，一个人并不容易唱。最终，融合了本地四平戏、评讲戏、帮腔元素的村歌《云四坪》诞生。
歌曲的“全球首发”，是在村口池塘边的大树下。唱完村歌，老人们拉起二胡，吹起唢呐，唱起那些古老的歌谣，眼中有光，脸上有笑。那些传承数千年不息的乡魂，在月色下轻轻叩开了人们的心门。
｜孙恒（供图）
老人们在音乐中找回了尊严，年轻人在音乐中找回了乡愁。池塘边榕树下的音乐会结束后，村里成立了文艺队、合唱团，一位新村民还去政府申请了专项基金，开办了传统评讲戏、四平戏传习所。被人遗忘的乡村，唤回了自己的灵魂。
这样的村歌，已经在安徽、河南、云南、重庆等六省市的十个村庄落地生根。所到之处，都催生着乡村文艺自组织的诞生，村庄也渐渐恢复了自己的文化凝聚力、表达力。这些，远远不是劳民伤财的“文化下乡”所能比拟的。
孙恒说，“村歌计划”是一项社会工作，而不是音乐圈里的工作。他的希望，是把这套方法总结、推广出去，做村歌培训，带动更多人去推进。
乡村振兴尤其是文化振兴，多么需要更多这样微小而伟大的“蚯蚓”。
03 大地民谣
作为曾经的城市音乐工作者，孙恒认为，城乡音乐的最大差别，在于脱离感——城市里唱歌、听歌是产品，要花钱，城市音乐节也限制了很多人，没钱的人、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障人士，都没有资格参加。而在乡村，音乐从来就是生活场景。
他和他的新工人乐队，曾经在乡村大集上唱过，一个妇女拉着残障的老公听了两小时。政府修建的乡村大舞台，空空荡荡，平时根本没有人使用，有一次他们受邀在一个乡村舞台上演唱，结果台下只有一个6岁小女孩，安安静静地听了两个小时。
文艺脱离民众已经太久，音乐远离大地已经太久。
2019年，孙恒、姜国良、路亮等一行六人，从北京平谷出发，举办为期45天、遍及十多个省市的“大地民谣音乐会”。
他们依靠的是朋友圈的众筹，两辆车，自驾一万多公里。他们不去城市剧院、体育场，而是走向田间地头、古村老巷，为万千农民义务演唱。
一块小小的广场，立一块喷绘板，就是闪光的小小舞台。他们和志愿者发掘、发动乡村文艺骨干——有的是守教堂、看大门的老人，有的是刚从地里回家简单收拾一下的农妇，有的是七八岁的小朋友，有的是前来游玩的游客，他们拉起二胡，拿起话筒，组成临时小乐队，在乐手们的专业伴奏下，唱着自己的歌。
“台下”，是十里八乡赶过来的村民，多是“389961”部队。他们带着自家的小板凳，家里养的土狗在人群中穿梭，他们与大地上的虫鸣蛙声一起合唱，他们真挚的欢声笑语响彻着沉默了多年的乡土。
｜孙恒（供图）
孙恒经常想起，有一年他去重庆山区访问一位当地曾经十分有名的民歌手。他们翻山越岭两个小时，一路问了好多人才找到，结果老人死活不唱，只好无奈地离开。
后来，他们才知道，老人之所以不唱，是因为那里的民歌属于“薅草锣鼓调”，是集体劳动时的民歌。时至今日，集体已消失，劳动者也不再自豪、有力，老人已经几十年没有开口唱过……这种地方民歌，也许将消失不见。作为音乐工作者的孙恒觉得很悲伤。
事实上，贫穷不是沉默的原因。在大西南、大西北的贫困山区，人们再穷也要唱歌。侗族的大歌，西北的信天游，充满乡土的力量，支撑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贫瘠的土地上乐观地繁衍生息。
真正的原因，是尊严与自信的丧失，是广袤乡土、社会的多元文化走向唯市场化、商品化，生活在大地上的“蚯蚓”被漠视、被歧视。他们太需要抒发自己的声音，他们太需要属于自己的歌唱。
这些乡村音乐工作者们，自己的生活也很不宽裕。“村歌计划”与“大地民谣音乐会”都是公益性质，加上疫情影响，一支五六个人的乐队（3人专职），一年收入不过十余万，却还在不遗余力地为农民、为大地歌唱。
他们也是被市场和主流文化所轻视，却又极为根本的文化“蚯蚓”。
04 大地好声音
疫情迟迟不退，叠加前赴后继的猪瘟、粮食威胁、种子危机，今天的人类都应当反思，未来，怎么样的生活才是健康、有尊严的？
健康，关乎土壤、种子、水、空气、食品安全等。尊严，在于唤醒人们不再片面追寻别人的认同，而建立自我认同，在于摆脱被动的外部文化倾袭，重塑文化主体性。
其实，健康与尊严就是一回事。当整个社会将“蚯蚓们”踩在脚下，没有起码的尊重，还不断用产品和文化上的农药灌输，却还指望他们在土地上安居乐业，老实本分地为城市供应健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历史不会是孤立的。
回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腾飞后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也面临过经济放缓、环境恶化、社会断裂、人心动荡的时期。70年代末起，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一起，进入大反省时代：乡土文学运动、民歌运动及新电影运动互相激荡，促使着一代文学家、音乐人、电影人走向乡土及进行文化自省，伴随着乡村社区营造运动一起，形塑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风貌，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乃至几代人。
宫崎骏、侯孝贤、罗大佑……至今还是东方当代文化史上难以逾越的巅峰。人们至今还随口哼唱的中国台湾乡村民谣，已成为联结全球华人共同的纽带。
今天的中国，硬实力远超当年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面临的环境恶化、社会割裂也毫不逊色，国家也推行着乡村振兴战略，但以乡土和传统为根基的文化内省、重塑、新生，却迟迟不见迹象。
文化与市场媾和，片面追求流量、商业模式——当代文学被火爆的网络小说、短平快的短视频压制，国产大片简单成为西方电影工业化的模仿者，音乐人以欧美、韩流为荣，以乡土为耻……虽偶有李子柒、自得琴社这样互联网化的文化传播者，及Tiktok这样走向全球的火爆应用，但能联结内外的文化共情力，总体依然乏善可陈。
不从联结你我的文化根源上寻找，片面跟随市场讨好大众需求、小众品位，譬如前赴后继的好声音、歌手、选秀，尽管能新奇、偶发性地流行一时，却永远只能浮于表面，难以真正的触动人心、形塑文明。
孙恒，以及我所喜爱的民谣歌手洪启，不约而同地将心中最尊崇的音乐人的位置，给予了王洛宾——这位公认的“民歌之王”，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王”，而只是一位传歌者。而无论历经多少苦难，他的音乐总是带给人们乐观与欢乐。
孙恒和他成立于2002年的新工人乐队，从为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演唱，到走向大地推进“村歌计划”和“大地民谣”，从来没火过。洪启和他的新疆民谣，也从来不温不火，但都拥有着一种我所珍视的大地性、健康，与尊严。
｜洪启（供图）
我宁愿坐在月光下的小板凳上，听你唱一首村歌，也不愿拥挤地坐在天鹅绒坐垫上，听你那浮在城市上空的，求而不得的虚弱苦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