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阅读记忆真是顽固的很，它一旦赖在某个角落就不肯再挪窝了。正应了那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就是文学作品中一些有关性的表述。虽然细节已无从说起，但那种隐约的“记着”永远也不能被说成是“忘记”。
如果说《废都》因为其中的挠痒痒般的“此处省略XX字”而多卖可不止几本，那么《白鹿原》呢？我倒觉得它更像是一部民间性爱史，尽管它在整部书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它的知识性、联想性一点儿也不比《废都》差，几乎能引起人们对民间性轶事做进一步了解的兴趣。
我永远都能想起来了《兄弟》开头那段令人心惊肉跳的跟如厕有关的情节。它是我读的余华的第四部小说。李光头在整部书里的跌宕人生我大都想不起来了，但这一段只要我愿意总会想起来，没有缘由。
再往前推上许多年，当我满怀激动打开那本民国文人翻译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时，我不禁悄悄瞅了一眼幕帘垂闭的窗户。我几乎用了一整夜通读完该书，但是我失望了，并没有从书中读到我想要的东西。相反却喜欢上了作者劳伦斯，我被他的文笔、风格所折服（顺便说一句，这个版本比后来的各种版本都好）。于是把只要是我能遇到的劳伦斯的所有作品（包括诗歌）都不吝金钱一并买回。
还有那本曾经“臭名昭著”的《洛丽塔》，假如纳博科夫不把洛丽塔设为诱饵，又有谁能耐着性子一路追随着穿越大半个美国呢？当然了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他想让人通过这条线索去体会更广阔深远的事物。无疑，纳博科夫成功了！
再往远里说，像《金瓶梅》、《西厢记》、《茶花女》、《情人》、《包法利夫人》等等传世名作哪一本不是倚靠着一种“性暗示”引领读者去探寻它们最终所要展示给世界的呢？
至今我似乎明白了，以上提到的几本书真的不是因为其中的性因素才得以广泛流传，重要的是它们的文学性得到了读者的普遍认可。想想也是，食、色性也嘛！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完全摈弃了此二者，那么在可读性上是否会大打折扣呢？对此我也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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