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晓芳带着两个女儿在街头，引路人围观
那辆三轮车就像一个绿色的铁皮盒。它会突然出现在城市中某个繁华角落，等待并接受着人们的围观与“救助”，然后消失不见，直到某一天，又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掌控着“铁皮盒”的，是一个叫余晓芳的女人。没人知道她真正的目的地是哪里，唯一确定的是，从选择流浪的那一刻起，她和在“铁皮盒”出生、长大的两个女儿的命运，就始终和陌生人相关。围观中的打量、猜测和质疑当然存在，但最后，她们总会无一例外地收获陌生人的关切和馈赠。
作为一个施与被施的故事，到此就该稀松平常地结束了。 但当有人对这两个“衣不蔽体”、“失语”的孩子产生道德或是情感上的牵动，并试图进一步将她们从“铁皮盒”里拉回到正常生活中时，他们却发现，“铁皮盒”开始关闭，它的主人带着它又一次消失了。
移动的“铁皮盒”
一
这里是珠江东岸住宅区，也是广州塔的“后花园”。 2020年8月一个寻常的周五，一个31岁的女人选择来到这里。
她驾着一辆机动三轮车，车后的铁皮车厢是定制款，长2米，宽1.5米，右侧一整面掀开，能看到车厢内的全部景象：三分之一的空间被大大小小的生活用品挤占，塞着衣服、被子、尿不湿和米面粮油，还有一个12L的塑料水瓶，紧靠着电磁炉和发电机。
车头单杠挂着一个红花搪瓷尿罐，顶上扣着的婴儿车和儿童浴盆，随着车晃动，叮当当作响，向外宣示着车上生活的还是幼齿小儿。
从出生到现在，小女儿已经在车上过活了八个月。她小名叫嘟嘟，平时能吃能睡， 三轮车的空间关不住她。 娃娃肥胖的短肢极其灵活地四处爬行，碰壁了就转换方向——“扑通”，她从母亲头顶的空隙一钻，掉到地上。
余晓芳被哭声吵醒，一个反手把她从地上拎回车厢。
不远处独自玩耍的六岁女孩是姐姐。她头发乱蓬蓬地打着结，发量稀疏，下体赤裸，只套件发紧的洋红色T恤，在日头下光脚打转。
没过多久，车上的女婴又绕过母亲的遮挡，爬到驾驶座，撞开了没锁的车门。她像个小西瓜滚下车，脑袋咚地撞地，炸开一声嚎哭。
“我叫余晓芳，嘟嘟的爸爸不见了，我要找到他。”
余晓芳通常以这句话开启自己的一天。
“你报警了吗？”
“走到哪里都会报警，警察回复只靠身份证查不到他最近一年的行踪。”
“家是哪里？父母呢？不帮你吗？”
“江西。我早跟他们断绝关系了。”
“这样带着孩子生活在车上也不是办法。她们太苦了。”
“我知道。我不会一直过这种生活。再找一个月，就找份工作让老大上学。”
三两个人走到车跟前，打听余晓芳的需求，戳戳嘟嘟的小肚子，嘟嘟见到人就咯咯发笑，格外惹人喜欢。
身穿碎花裙的年轻妈妈看不得这个，转身上楼，带着原本给自己儿子准备的没拆封的奶粉和尿不湿，把它们统统堆到车厢。
头发花白的遛狗老人路过，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送到余晓芳手里，牵着的那只秋田犬对着大女儿赤裸的脚丫嗅了又嗅。
一对租住在对面楼上的乌克兰夫妻走过来，丈夫从钱包里抽出两张红色人民币，塞到三轮车席子下，并将这一刻记录在iPad里——
“I’ll show this to my friends. I see Chinese people are helping each other.”（我要把这个给我的朋友们看。我看到中国人在相互帮助。）
也有其他的声音。保安告诉余晓芳，再往地上乱扔果皮垃圾就只能请她们离开。
一个女人，在路对面抱臂观察许久，突然走过来对着捐赠东西的人怒目：“这样有用吗！你们觉得这样有用吗？”之后扭头走开。
二
不管跑多远，那个叫帆帆的大女儿总能被车上一根无形的线拉扯着，最终回到“铁皮盒”的家。
从街这头跑到对面那头，她把自己逗出一串大笑，笑到打嗝，笑到咳嗽——
“别笑了！跟傻子一样，丑死了。”余晓芳不喜欢这个笑声。
这是她冒着单身生育罚款的风险生下的女娃，和嘟嘟同母异父，父亲依旧不详。
有时候她会跟我说起帆帆的父亲是相亲认识的网友，有时候又说是分手后消失了的男友。唯一不变的是她说起这个男人时满意的神情——生孩子，一定要挑个颜值不错的男人。帅男人基因好，懂吗？你看他的孩子就长得很不错。
除了长相不错，她看不太到这个孩子身上还有什么优点。帆帆掠过车厢，胳膊肘无意将热水壶碰翻在席子上，余晓芳一脚跳下车，用江西话朝她大喊：“就是个祸害！祸害啊！”
骑车载着小孙子的阿婆路过，注意到了这个跟孙子年龄相仿的半裸女孩。
“你好小姑娘。”
“呜啦啦啊！”帆帆回应道。很快，阿婆意识到，眼前的女孩竟然不会讲话。
“跟我一起说，这是裤子。裤子。裤子。你要穿裤子。女孩都要穿裤子。”
“阿依啦啦哇哇啊。”帆帆对她“说”。
“拜拜，你说，拜——拜。”阿婆边说边挥手，试图用动作加深她对词语的理解。
“bie——”在重复了几十遍之后，女孩终于开始发出类似的声音。
“对了宝贝！拜拜，拜拜，是拜——拜！”
最终，帆帆学会了一边挥手一边“拜拜”。阿婆对着眼前挥手的女孩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她找到余晓芳，告诉她，她的大女儿学会了说“拜拜”。
“为什么她不会说话呢？”
“我不知道。可能她太笨了。她从小就不爱讲话。”余晓芳撇撇嘴。
“给她找件裤子穿上吧！小女孩光着屁股像什么样子！”
路过的阿婆教帆帆说“拜拜”
天黑下来， 帆帆从当 天收获的食物堆里捡起一包棉花糖，递到母亲面前，发出“哼哼”的声音。 余晓芳把包装撕开，袋子丢到她怀里。 熟练的投喂是一天中母女少有的互动时刻 。
塔下观光的游客举目远眺，将摄像头对准珠江夜行的游船，或是陪衬以黄色柔光的高楼。
余晓芳的焦点与他们不同。她注视着车子对面的下水道，大叫一声：
“快看！老鼠！住在下水道里的老鼠。真搞笑。老鼠都有家。”
“我如果也能有个家就好了。”
母女三人坐在地上吃路人送的快餐
三
搬进出租屋，余晓芳立刻给杨蓉发了条微信，“这个房子有点小，放不下一个写字台。”
2020年8月下旬，杨蓉像往常一样经过珠江新城地铁站，一眼看到了那个在地铁口爬行的小娃娃。
“好想有个家。”余晓芳在人前说。
得为她重建一个“家”。杨蓉想。
回到家，跟爱人王永杰商量过后，杨蓉为余晓芳在朋友圈发起了租房众筹——有了遮风挡雨的住处，孩子们才能上学，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吧？
余晓芳接受了他们的安排。在她的判断里，杨蓉是“做美容整形的一个女的，看朋友圈特别有钱”。
筹款结束后，杨蓉最终租到嘉禾望岗的一间二十平米的自建房，为余晓芳付好了三个月的房租。房间里一张1.5米宽的木板床占据了她和孩子大部分的活动场所，与在车上的生活相比，多了一个洗手台和一间厕所。
三人的出租屋在城中村一角
嘉禾望岗位于广州郊区，入夜以后，便民车跟“摩的”贴身疾行，三人一排的座位总是挤着五个人。司机使劲按着喇叭，催促上车的乘客扫码缴费。路边摊挤占着本就不宽的楼间道路，烤生蚝的汁液滋滋作响，溅到过路的行人的身上，味道随之充满村中各个角落。
“这里的人都很凶，没有素质。”她怀念市中心友善的白领、宝妈和安静的社区。
很快，她便向杨蓉倾诉这里天气太热、蚊子太多，房间里还缺少风扇和衣架。杨蓉在几天后采购了生活物资去看她，发现“家里像垃圾堆一样”，衣服在地上堆做一团，中间挤着尿盆，床上滚着几个半腐烂的苹果，嘟嘟捡起来，本能地塞到嘴巴里。
为什么不收拾房间？她责问余晓芳。对方回她，看孩子太累了，没有时间整理。
过了几天，余晓芳又告诉杨蓉，自己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为帆帆学习用。杨蓉犹豫再三，还是把家里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拿了出来。她一会儿体谅她，单身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的不易，“救急不救穷嘛”。一会儿又反感她，“一味索取，连句谢谢都没有。”
余晓芳偶尔也会心血来潮地想想未来：
“捡废品太赚了。我也想过捡废品。看见那个老太太了吗？附近的废品都是她收的，我没法再跟她抢这个地盘。”
“摆摊也不错。我喜欢吃玉米，那我就去卖玉米，一天卖上两百根应该没问题。但帆帆得先去上学我才有时间摆摊呀。”
“反正我不能去工厂！重复劳动一天枯燥得让人想死，何况我还要带宝宝。”
设想被她一个个推翻。
王永杰跟妻子杨蓉为余晓芳的事吵了架。
“怎么对待孩子那是她自己的事。她就算把孩子卖了，和你有关系吗？”王永杰说。
杨蓉说不清楚。她回忆自己初来广州创业，住的房子比余晓芳现在的出租屋还要简陋。女人少妇，来到她这里“千锤百炼”地变美，或因为生活，或因为工作。时代助推再加上个人努力，她创业成功，变成了有专人拎包的总经理。为了给余晓芳找合适的房子——最好离幼儿园近一些，还要方便余晓芳的三轮车停靠，杨蓉在城中村脚踩高跟鞋，冒着太阳找了七八家出租屋，最终才敲定这一家。
四
这是帆帆面试的第四家幼儿园。
“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幼儿园老师拉住帆帆的手，“你，名字，你的名字叫什么？”
帆帆不断退后，试图甩开老师的手，嘴里嘟哝着模糊的“妈，妈妈”，看向窗外寻找余晓芳的身影。
在场的老师摇摇头，如果不能有基本的沟通能力，是不能入园的。
多次被拒后，我随她们来到一家离家较远的私立幼儿园。
“如果宝宝没有受过普通话训练的话，老师会多花些时间教她。”园长彭佳妍向余晓芳保证。
走了长时间的路，余晓芳有些疲惫，她只想尽快把这事搞定。园长说需要交户口本登记，她摊手，“户口本在我前夫那里。为了不跟我离婚，他把户口本扣下了。”
她的确有过一个丈夫。帆帆即将出生前，为了逃避那笔单身生育罚款，她找到了与她同村的初中同学。这男人缺个老婆，她的结婚证上缺个男人。婚后不久，她又带着帆帆离开家乡，回归了流浪生活。
彭佳妍只以为余晓芳是“带孩子从婚姻中出逃的女人”。她为余晓芳放宽限制，愿意等她下学期拿到原件再登记。
老师给帆帆套上黄色的校服上衣，帆帆表现得安静，顺从，好奇地打量着幼儿园里的一切
入园第一天，在教室里，这个六岁的女孩又脱掉了裤子，光着脚到处乱跑——帆帆的班主任多次向彭佳妍反映这个新生管教困难。
帆帆并不知道厕所和衣服意味着什么，街头长大的她，想要排泄就直接蹲下，任何裤子形式的存在对她来说都是种负担。
她尚未学会如何与人表达亲近。男同学睡着，她猛地把头撞在那个盖着被子的小身躯上，对着他露齿嬉笑。
“班里是不是来了个不正常的小孩？”消息传开，最终有家长找上幼儿园。
彭佳妍意识到这个女孩的教育远没有当初想的那样简单。她找余晓芳谈心，希望她能每天中午把孩子接回家，先教孩子一些基本的普通话。
余晓芳干脆如实告诉她，自己在家不怎么跟帆帆讲话。
“如果孩子觉得饿了想吃饭怎么办呢？”
“也没饿着她，该吃饭就吃啊。”
入园的第四天，帆帆在老师的训练下，学会了吃完饭将餐具归还给老师。上厕所的时候，被老师带领到厕所后，她也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蹲下如厕。
放学后，班主任激动地把帆帆的进步告诉余晓芳。她试图让这位家长重建对孩子的信心——只要多加训练，帆帆回到正常孩子的行列，是完全有可能的。
入园第五天，余晓芳突然给彭佳妍发微信，“我这个孩子连笔都没有学会拿，你们这个学校有用吗？根本学不到东西。”同样的话也多次发给了我和杨蓉，她想给帆帆退园。我试图暗示余晓芳，如果孩子一直不会说话，不上学，长大了怎么工作，又如何养活自己？
她立刻回复我，“不会没有工作的！可以跟我一起卖废品，再不济可以给人代孕。”
入园第六天，余晓芳要求幼儿园退费。她对我说，幼儿园想骗她的钱，于是她决定让帆帆退学，自己教。
余晓芳带着帆帆退园
“就像她（余晓芳）害怕孩子会变好，拒绝让她长大一样。”
相识一周的时间，彭佳妍为这个六岁女童与自己短暂的交汇感到遗憾。后来，她听同事说有天在街头偶遇了这一家人，她们又重新回到了三轮车上，那个叫帆帆的女孩正坐在车内发呆。彭佳妍更关心的，是帆帆“后来有没有再上学”？
退学一个月后，她的书包被局促地夹在车厢的米面袋中间。唯一被她捧在手里的，是一支尚新的蓝色铅笔盒，里面一排排铅笔列队似的排得整整齐齐，她每天“检阅”躺在盒子里的这些宝贝，珍惜着它们——即便这些笔或将永远躺在这里，失去原本的功用。
五
黄埔大道正在沿着地铁站建设新的大楼。白天，推土机和铲车来往穿梭，到了夜晚，疲惫的建设工人陆续从里面爬出来，终于等来了休息的时间。
这是一批被工程队雇佣的散工，王元浩便是其中一员。今年他已经五十岁了，还仍然是光棍一条。八岁时他被母亲抛弃，他变成了贵州一带的流浪儿，刚成年就因为贩毒吃了二十几年的牢饭。狱中劳改，他被落下来的山石砸了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晚上，王元浩和代班的工友一起吃馆子，临走前，他吆喝老板娘再来三道小菜和两碗汤，打包带走。他拎着打包的晚餐来到公园，为了给三轮车上的母女送饭。
王元浩跟余晓芳聊自己之前坐牢的故事，她聊自己的婚恋往事。接着，他勤快地回到工地打了一桶热水，希望余晓芳给嘟嘟洗个热水澡，劝她给帆帆穿个衣服。
“你看看你，都没有爸爸呀。”给帆帆换衣服时，余晓芳嗔怪地对她说出这句话。帆帆不解，黑亮的小眼睛直勾勾盯着今日格外温柔的母亲。
晚上，三人在车上点了盏台灯
回到工地，王元浩恳求老板给余晓芳找份差事。老板体谅她带着两个孩子，答应王元浩可以带她来工地扫地，一月三千，包住管饭。
第二天，他告诉余晓芳这个工作机会，被拒绝。他提出带她们去吃早餐，余晓芳也拒绝了，让他直接在微信转账。
“我要去相亲网上找有钱的老公了。”余晓芳告诉他，自己有更大的计划。
“就你哟，跟个猪头一样，还有钱的老公？”
王元浩决定不再花精力理会她，只在后几天悄悄记挂两个孩子。“我也曾经是流浪小孩嘛。”
他见过一些女孩。刚流浪的时候，一些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跟他一起从收容所出来，在稻草房挤着过冬。年纪大的流浪汉，晚上起身贴到女孩们的身上，随之传来一阵阵撕扯和叫喊声。
后来因为贩毒赚了大钱，回到老家便有一个贵州女孩，被家里人送到他的土胚房给他做老婆。直到他被抓。
“我就算打一辈子光棍，也不会娶（余晓芳）这种女人。”
他把烟一扔，用脚在烟蒂上磨搓，打开手机，在微信上拉黑了一个头像，扭头朝工地走去。
六
除了现实中的王元浩，余晓芳手机里有至少三个相亲群，微信里有至少五十个被她列入相亲对象的男人。
这些相亲对象是余晓芳在街头求助之外的另一重选择。她总在想，或许有天有个真命王老五，能把自己带离这种乞讨的生活？
眼前能领到他们发来的一些几十、几百块红包也不错。晚上有男人打微信视频过来，他们或是“远在索马里服兵役”，或是“失去了双腿但有两套房产”。
她的生存之道从来不是委曲求全。兴致高时，她会承认，嘟嘟的生父并非失踪，而是她主动抛弃了他——一个流浪汉好吃懒做还要用她的钱，她觉得吃亏极了，必须扔下他。
“找不到合适的伞，宁可淋雨。”余晓芳在微信签名打下这行字。
她并非完全不在意形象。形象决定了她在相亲市场中的价值，百无聊赖，她对着后视镜拿着各种渠道搞来的口红试色，好看的就去淘宝搜一搜同款，找便宜的下单。提起杨蓉，这个已经在她生命中差不多消失的过客，她还会记得这个人的医美职业——因为自己也做过隆鼻。
“这鼻子花了两万块。塌鼻梁克夫，不隆鼻没人娶我。”
停在路边的“铁皮盒”
车上的母亲大部分时间在网聊或者玩“消消乐”，车下帆帆学着自己照顾自己。一个铅笔盒、一个化妆袋，她紧紧攥着这些得来的小玩意，不愿分享给别人。嘟嘟爱学人，看到姐姐的玩具，也一定要抓一抓。
帆帆不懂为什么这个小东西总要夺走她的玩具，便抓着铅笔盒不放，二人同时放声大哭。专心“消消乐”的余晓芳顾不得回应，只得一把夺过帆帆的铅笔盒，塞到嘟嘟手里，制止这场哭声。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哭就对你格外宽容知道吗？”她对帆帆说，又好像在自言自语。
失去了铅笔盒的帆帆，默默走到车轱辘附近撒了泡尿。嘟嘟也迅速地爬向姐姐，肚皮被尿液浸湿。
小解结束后，帆帆使劲在裆部挠抓。不卫生的环境让她经常发痒，不穿内裤直接套裤子更加剧了这种症状。屁股痒的同时，她长了针眼的眼睛也突然开始刺痒起来。
“后天性失语”不仅让她过去的经历永远沉寂，无法被打捞，也让她失去了连接世界、消解恐惧的出口。因为一次肉丝塞到牙缝里怎么都抠不出来的经历——她见到肉便敬而远之，再也没吃过。
然而这一次，身体的不适还是超出了她的理解和承受范围。她开始无助地哭喊起来。
帆帆哭着爬上了车，爬到母亲身边，不断扭动着身体，用屁股蹭着床垫，手蹭着眼睛，这哭声很快变成凄厉的尖叫，和她母亲手机里传来的“消消乐”的声音融为一体。
二十分钟后，她哭累了，迷迷糊糊中又摸了几下眼睛，便一头倒在车里堆积的碎布衫中，沉沉睡去。
七
“我也没想到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生她那时候才初为人母嘛。现在又成人母的时候，肯定又不一样了。” 余晓芳偶尔也会解释起帆帆没有社会能力的原因。
她也会说起自己在江西宜春隍城镇一个小村庄的成长经历，讲述那些难以求证真伪的“原生之罪”——
你知道江西吗？我家是开养牛棚的，大部分时间住在郊区养牛棚里。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弟弟是个聋哑人。他都残废了我妈还是对他格外亲，格外好。
我从小就是他的玩具，他取乐的方式特别变态，就是打我。我当然不能任他打啊，我就打回他，我就反抗。然后他就哭，把我妈引过来，我妈就会拿藤条鞭子抽我。
她一抽我，我弟就开心了，不哭了，笑得特别灿烂。我妈还会让我来安慰他，摸他头，甚至让我舔掉我弟弟脸上的眼泪。
她让我像一个妈一样去爱我的弟弟。泪水在他脸上，她让我吃下去。我真的很恶心。我就给他一巴掌，我去你妈X的恶心死了。
我觉得我父母不配为人。他们尊重我弟弟，不尊重我。我曾经无数次跟他们沟通，每天都哭，活在一种要自杀的状态下。我似乎从出生开始就在做这种事情，一直做到十六岁。
如果不是我父母不负责任的话，我不会渴望这个世界来拯救我。我不能够自力更生，不懂得生活，单凭我自己的本事去捡废品，一年攒不到五百块钱。
乞丐只是别的人留下的后路罢了，不至于这个世界有人饿死。如果有人饿死这是个什么世界？一条后路都不留给别人。于是我就来做乞丐。
至于生孩子，我生她们是为了养老，而且我没有朋友。我找不到朋友，我觉得我应该生个孩子才行。
2019年底，刚生完嘟嘟一个月，在车上坐月子的余晓芳被安徽当地记者发现，她的三轮车生活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电视新闻曝光后，村委会不得不亲自到她家调解，劝说父母把在外流浪的她接回家。
小女儿的户口问题如何解决，余晓芳的那段婚姻是结束还是存续，没人能给出确切的回复，推动这件事情的一点点进展——记者给她结婚证上的男人致电，但对方电话一直“正在通话中”。
在那条早间电视新闻里，乡野摇晃的野草和杨树对着镜头招手。从余晓芳家里的牛棚看出去，一条通向村里的土路望不到头。
余晓芳的母亲否认了虐待。从16岁起，余晓芳便辍学跟随其夫妻二人到佛山工厂打工。打工期间，余晓芳开始频繁出走。这种出走一直持续到跟初中同学结婚后。
母亲在镜头前保证，可以帮女儿养她生下的两个女儿。
“我愿意帮她带孩子，谢谢政府，帮助一点就好了。”
镜头前头戴一顶红色毛绒帽，揣着手略显拘束的老太，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浮现了一丝笑容。
余晓芳的生活没有像报道中期许的那样发展。全国疫情解封后的第一天，余晓芳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老家，朝着广州，她最喜欢的南粤城市，一路南下。
八
余晓芳一家三口所到之处常有群众报警，警察来了她便诉说自己的困难，熟练地被他们登记在案。
她自知不讲卫生，但所到之处还是扔满了垃圾和孩子们已经染上污垢的衣服——反正日后还会收到源源不断的赠与衣服。城管来了她驾车而逃，逃不动，便拿起扫帚在注视下把垃圾打扫干净，直至他们无奈离开。
江西救助站站长说她是常救对象，广州社区志愿者评价她“一句话十有八九是夸大”。与这些人打交道时，余晓芳始终保持着求助距离——平时尽量避免与他们打照面，只有需要社工帮忙买回乡的火车票或者换一床过冬的棉被时，她才会主动扣门，让他们找到她。
冬天，为了乞讨方便，余晓芳不再开着车四处走，而是把车停到地道桥下面，带着两个女儿走上街头。她铺一张棉被在街边，又盖一层在身上，以地为床。两个女孩的脸颊被冷风吹硬，红血丝藏在被尘泥包了浆的小脸下面。她们生了冻疮。
白色塑料盒放在被子前面，里面零散放着几张一元、五元的钞票，和一张收款二维码。盒子下面压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两个大字：“求助”。
为了方便乞讨，余晓芳带着孩子睡在街头
“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现在我要专心赚钱，攒点回家的路费。”余晓芳要求我减少跟访的次数。相处四个月之久，她不断向我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也感受到我对她不够信任。
“为什么会觉得我不相信你？”我问她。
“你觉得我在外面乞讨是错的。”
2020年底，社工何世钧在广州火车站发现了她们母女三人。
在他的救助生涯中，曾见过把婴儿从精神分裂症母亲身边送到福利院的案例。此刻，抛去职业素养，他倒希望余晓芳得个什么病，这样社工就有正当理由把孩子从她身边领走。
“她没什么可以控制的，只能通过控制孩子来控制社会。”
他们想过很多方案。比如试图寻找基金会负担帆帆就读特殊学校，或是劝说余晓芳将孩子送养。但余晓芳不断变化着流浪地点，短期救助无法对她进行长期跟踪。救助方也难以信任她——就算是基金会，也担心她们是个无底洞。况且，让孩子离开母亲，找到生父或者第二监护人，这一切就会好起来吗？没人敢做保证。
最后，社工何世钧只能在火车站附近找一家宾馆，带余晓芳和孩子们进去住一晚，躲避即将到来的寒潮。
2018年，四岁的帆帆坐在街头（图片由社工提供）
2021年1月，余晓芳在街头冻感冒，嘟嘟得了中耳炎，她主动找到了附近的社工，被带到最近的妇幼医院住院吊水。医院为她们安排了靠近厕所的隔间，一日三餐免费供应。
护士一遍遍把针头扎到嘟嘟黑乎乎的小脚背上。在街头长大的第一年，也是她来到世界的第一个年头。她变得不再像夏天那样见人就笑，把手伸到她眼前摇晃时，眼睛也不再好奇地追着跑。
帆帆的嘴唇裂成了四瓣。她在妈妈和妹妹的病床前垂着脑袋，眼皮耷拉着，显得没有精神。测量体温后，医生发现帆帆在发烧。她们提出帆帆需要挂号抽血才能拿药。余晓芳抬头四顾，想到周六的晚上，社工不上班。
“社工不在谁带她去挂号？谁来报销？医院挂号抽血化验都是为了骗人钱。我没有钱。”
九
“我现在不赚钱了，在干别的事情。”
五个月后，我突然收到了余晓芳开车赶往北京的消息。她告诉我，她要来北京相亲了。
她与贺延庆在相亲群里认识，不止一次收到他超过一千元的红包，她断定这是个来自北京的有钱人。
这个“有钱人”满足了她很多幻想——因患小儿麻痹症身体残疾，家里人不需要四十岁的他传宗接代；他承诺跟她结婚，孩子们也会有北京户口；贺延庆的父亲前几个月刚去世，如果有一天母亲也去世，她或许还能占有一份房产。
余晓芳不知道“京户”对她们母女三人的具体概念。她只能猜测，或许有更多的补助款，更便利的医保，还有永远留在大都市的生活，不用再像在广州那样，欲望被无限放大，她却只能反问“世界上有钱人那么多，为什么不能分我一个？”
在余晓芳连夜赶往贺延庆家的路上，我见到了余晓芳和两个孩子。
时隔半年，帆帆长高了一头，已经七岁了，到了义务教育的年龄。常常梳不开的打结长发被剪去，她的裤子还是褪到屁股以下，走起路来因为裤腰勒在大腿间，像个摇摇摆摆的企鹅。
她的身体在“长大”，但思想和意识还与最初我认识她时无异，甚至更陌生，她不再试图与人亲近。
“会好起来的。等孩子大点她就会知道自己不正常。”余晓芳说。
嘟嘟已经学会了走路。一只狗经过，她会跟着走；有人拿着零食走过，她也会被吸引过去，跑到马路中间，引发车流堵塞，又被路人抱回。嘟嘟现在一岁零八个月，杨蓉家的小女儿与她相差一周，已经能通过说话来表达需求，但眼前的嘟嘟仍旧无声。
嘟嘟学会走路后，常走到路中间引发车流堵塞
午夜两点，余晓芳根据手机导航到了贺延庆的家。村子被一片玉米地包围，路灯昏暗。走到贺延庆家的平房院落，余晓芳看到客厅的大花被单和旧的家具物件——她已经确定自己不属于，也不该属于这里。
“真垃圾。”“太偏僻了，落后。”“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她问贺延庆，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成婚三年内能拿到北京户口？得到的回答是，政策已经变了，现在得需要十年。
她的被欺骗感更重了。
贺家人也无意挽留她。养育过行动不便儿子的贺母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把自己的孩子养成这样？“那么大个女孩儿，就在这拉屎。”她指着茶几旁边的垃圾桶，“不是正常孩子。谁敢要啊。”
当天下午，余晓芳便带两个女儿准备离开贺家。
“北京很残酷。我相亲很失败。”
“你能不能帮我筹款让帆帆上个学？这样我就不用结婚了。”
她左手抱着嘟嘟，衣角被帆帆乖乖握住，向停在门口的三轮车走去。这突然让我想起一年前帮她们搬到出租屋的那天，三人也是以同样的姿态从车上下来，似乎像是要走向另一种生活。
但时间并不是凝固的。
夕阳下，那个叫帆帆的女孩正在脱离稚嫩，向上生长。而余晓芳怀抱的娃娃也不再是襁褓中的婴儿。
余晓芳将钥匙插进车头，发动三轮车，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驶过村口，越过公路两旁的苞米地，头也不回地向西驶去。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均为化名）
原标题 《被“豢养”的女儿，在“铁皮盒”里长大｜深度人物》
来源：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
编辑：张恒 施尚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