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演艺圈生态的变化,专门针对明星的背调业务逐渐兴起。 (全景求是供图/图)
含税5.3万元,这是艾漫数据调查一位明星的价格。
这家成立了11年的科技公司,主要做文娱行业的大数据挖掘,三个月来,一项乏人问津的冷门业务变得炙手可热——对指定的艺人做风险背调。订单量在第一周就超过四十件,后来基本月入百单,已占据公司百分之八九十的业务。
2021年7月31日,北京朝阳警方通报吴某凡事件,此后艾漫的总裁曹永寿不断接到客户垂询,关心的重点从商业数据、粉丝购买力转向了风险,“这个艺人到底会不会踩雷?”
艾漫的分析师们变身调查员,除了从不间歇抓取的数据里作出舆情分析,还能对明星身边的人做线下访谈。曹永寿不愿意透露调查员的人数,据他描述,这是一群“对娱乐圈很了解,却永远不准追星”的人,他相信他们有辨别谎言的技巧。
品牌广告主和影视片方是他们的客户。五至七天内,客户就能拿到完整的风险报告,付费还能加急。报告包含两年内的风险观察,延长时间需要加价,增加境外社交网络内容也要加价。所有明星统一标价,“任何大咖、低咖在我这里人人生而平等。”曹永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仅2021年,已有不下九位艺人发生重大负面事件,致使合作方利益受损。据估计,郑爽代孕和逃税风波后,至少12个品牌、4部待播电视剧受影响,损失高达数亿元。剧组比广告商更加有苦难言,广告商可以尽快解约,但影视作品可能面临下架,牵连甚广。据曹永寿了解,“没有几个艺人赔得起整部剧的投资,剧组一旦摊上这种事,真的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2021年7月,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做好劣迹艺人风险控制的通知》,其中第三条写道:“广大委员今后在聘用演员前,要做好背调,规避风险。”
影视从业者宋颖观察到,市面上很多影视项目开始控制演员数量,“能少就少,不要太多,群星的项目短期内不会再看到了,因为风险太高了,不知道谁会爆雷。”
宋颖所在的H公司已将明星背调加入固定流程,在拿到评估报告之前,无法签署合约。她评价艾漫的报告足够细致,名气不大的艺人被指控恋爱不忠这类小范围事件,常人难以发现,“肯定没有技术爬虫找得那么精准”。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大部分平台邀请艺人前会进行背调,有些成立了专门的安全团队,有些通过自行搜索。奢侈品牌从业者李一成有位朋友刚签下流量明星,不到一周就出事了,“她说还好没付款”。他们习惯从过往的合作方那里打听艺人的情况,“现在数据已经不是第一考量了,感觉清白才是”。
大部分背调建立在公开信息之上,“私生活一类是无法得知的,除非他之前爆出过相关问题。如果私生活都能通过合法背调得来,那就不会有节目或者剧遭殃了。”一位平台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将调查延伸至线下访谈借鉴了职场背景调查的做法。背调公司全景求是近来收到了对真人秀节目嘉宾、签约小说作者的背调需求,全景求是CEO王维纳发现,这类调查和普通职场背调不同,非常看重候选人的社交媒体内容。查询需征得当事人的授权,取得账号密码,不仅查看公开发布过的内容,还包括给别人的评论。
专业背调有明确的规范,需要正式授权、不可触及隐私、结果严格保密。在王维纳的经验里,商界越有公众人物属性的高层人士,给出授权的可能性越低,以防同行掌握信息后产生利益冲突。他相信顶流明星同理。
不同于职场背调,艾漫调查时艺人并不知情,即便艺人通过身边人的反馈得知,也无法知晓调查者是谁。艾漫同时对客户规定,调查结果不得公开,“我们并不是私家侦探,如果你把我当成私家侦探来用,如果你去公布了,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你负所有的法律责任。”
曹永寿强调,他们不是狗仔,狗仔贩卖隐私,而他们只是提供咨询服务。他把背调比喻为体检,他们只做检查,给出扫描报告,至于诊断结果、启不启用,最终资方才是医生。
“用放大镜看”
在一个项目里,并非所有演员都需要背调,H公司的艺审团队会和主创、制片开会,共同拟定背调名单。名单一般包括电影的主角和重要配角,流量型艺人要重点关注,出镜场次越多的艺人越要调查——关系到出事后替换重拍的成本。
艾漫的报告把风险分为五个类型:政治风险、法律风险、道德风险、商业风险、粉丝风险。政治和法律风险,例如张哲瀚参观靖国神社、李某迪嫖娼被拘,用曹永寿的话来说,“它是一剑封喉的,是不存在端倪的,一触发就‘死’”。
每一份报告都会显示某明星在各维度的风险系数和峰值、近年内风险变化的趋势、造成风险点的具体事件。政治风险一旦出现,直接触发最高级别风险。法律风险的权重也很高,不过有例外,有时艺人参与了有抄袭争议的影视剧,会加剧负面舆论,但在没有最终判决的情况下,未必不能雇用。
调查还会搜集官方对艺人的态度:官方媒体的提及、行业协会的点名批评或表扬、行业协会中担任职务、春节联欢晚会和元宵晚会等国家级晚会的露脸。
官方平台近期内邀请过的明星相对安全。一位中央级视频媒体平台导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会做较深的背调,私人情感问题防不胜防,“基本都有点问题,还得自己判断,一般也不会完全不用,都是看运气”。
核查内容细微到了明星的文身和社交网络上传的图片。技术会抓取特殊类型的图片,交给人工辨别,比如日本的出游照。遇到模糊的图片,更要仔细判断,“你可以理解为,好像粉丝在用放大镜看”。艾漫的数据分析相关负责人汪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除了明星本人,他的亲朋好友、经纪人、同公司艺人、老板等也要一一查看。近年来,因父母是老赖或有其他问题而负面缠身的明星不在少数,“以前信息不透明,最近信息越来越透明了。”汪景分析。
男明星的性丑闻属于法律风险,难以预估,但通过对亲友的调查,可以发现相熟的圈子是否有类似行径。
实际上,情感生活是风险最多又最难以探查的领域。曹永寿宣称,他们的商务团队有常年积累的人脉,可以快速联系到明星的亲友和合作伙伴,进行匿名访谈。他觉得艺人难以提防或造假,“他不可能全世界认识的人都交代一遍,防不住的”。
有品牌要求夫妻共同代言,这对明星人前的形象是家庭美满,但艾漫通过背调,发现他们已经分居多年,长期没有共同出镜。“如果客户很在乎他们婚姻的完整性,我们会告诉他存在这样的风险。”曹永寿说,“广告主会请艺人回应,如果艺人都不敢回应,那基本证明这事就是真的。”
王维纳从事背调十多年,知道私人情感状况最难调查。国内户籍系统和民政系统不完全互联,即使有本人授权,也不一定能查到婚姻状况,更别提“海王”“渣男”这类口头指控。
总体而言,曹永寿发现单身艺人风险系数较高。艺人维持单身形象往往出于现实需求,不论是担心流失粉丝,还是个人生活需要,“像某个艺人都隐婚多年了,但是在外界造成单身的人设,突然发现他是隐婚并且有孩子,马上艺人在商业价值上就会有很大的缺陷,这是道德层面的东西,因为他撒谎。”
明星的性取向也被置于放大镜下,这很难通过已知信息判断,要在线下问出蛛丝马迹。曹永寿发现,同性恋男明星的风险大于同性恋女明星,一旦公开,男明星可能会大量流失女粉丝,而女明星的商业价值往往受影响不大。
据曹永寿了解,欧美艺人更少隐瞒自己的情感状态,甚至大胆公开性取向,反观国内,“十有八九避而不谈,娱乐圈变成暧昧经济情感消费,我来粉你,是因为我把你当成男朋友、老公,我为你花费的是真金白银,导致明星对自己的情感状态越来越封闭。”
这样的行业生态里,明星的人设和私生活变相成了某种商品,“我是一个素人,私生活或情感状态的确是个人自由,我个人的东西也没有带来经济效益。”曹永寿认为,“因为他在贩卖人设,然后人设崩塌,对不起,他赚了多少钱,他就摔得多重。”
经过所有背调,没有一位明星的报告会显示“零风险”,最好的情况是“低风险”。“多多少少都会有,只不过是风险大小的问题,或者对他是不是有影响。如果他真的一点风险都没有,那说明这个人不红。”汪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21年9月3日,北京一建筑外墙上的明星画像。 (视觉中国/图)
提供的只是民意而不是真相
明星经纪人七喜曾为一档节目做营销,一位选秀出道的参演明星被指在旧照比出侮辱女性的手势,这件事登上微博热搜。“这个点没发酵起来,没有影响他职业生涯,这个节目也照常上,审核也照常审。”
那是2018年,不尊重女性对艺人来说还算不上严重的负面新闻,现在情况大不一样。王维纳为一档职场真人秀做背调时,节目组的基本要求就包含不歧视女性。当调查员筛查嘉宾的社交网络言论,暴力、色情和地域歧视都容易分辨,“但歧视女性这个事就难”。
调查员大部分是女性,王维纳给她们定下内部标准:先草木皆兵,如果某些言论让你不舒服,先记录下来;更多调查员加入判定,凡有3个以上女调查员都感到不适,就算歧视女性。
节目组收到背调报告后,可能会和候选人沟通删除风险言论,也可能更换人选。对于候选人来说,这可能难以接受,王维纳解释,“我不管你是不是歧视女性,但你说话让人不舒服了。在社交媒体你让人家不舒服,未来有一天你出名了,这个事就可能放大。”
2010年最早的职场节目《职来职往》开播时,陆续爆出嘉宾简历造假,王维纳联系到节目组,希望提供背调服务,没有得到同意。当时风险不受重视,“他们想事特短视,(追求)瞬间收视率的爆点,现在的节目不允许制造这种争议了。”王维纳说。
汪景认为,大部分风险早已暴露在公开领域,只是“大家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风险点,看到就看到了,不care它”。
五年前就有女粉丝公开举报吴亦凡的私生活,当时对他影响不大。
旧闻也有爆发的危险,具有偶然性。宋颖注意到,《毒液2》上映后,有网友翻出英国男演员汤姆·哈迪2012年的采访言论,指其有辱华嫌疑。“不是没有被爆出来的艺人就一定没问题,第一有关注度的问题,或者他的关系链里有一些是是非非、举报之类的,这个都不好说。”
背调最大的意义可能不在于发现新事件,而是发现新标准。9月2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其中包括“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汪景发现,选秀出身的偶像开始往硬朗方向转型。
过去常引起热议的“耍大牌”,现在不算是严重问题。七喜见过某位男明星只喝80度热咖啡,凉了就要求工作人员重买,“这种只能在行业内口碑差,外面没有人信,只要他在粉丝面前营造好形象就好了。”
“标准就是不停在变的。”七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艺人除了犯罪这类非常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之外,其他被拉下水的,部分是被舆论扣上了敏感话题的帽子。”
曹永寿觉得,很多社会话题没有绝对标准,不像考试有标准答案。
艾漫内部有一份码表,不断更新着每个话题当下的敏感度,为分析师提供判断的依据。“我一直跟我的分析师讲,你们不要卷入这里面的立场纷争,你只能按照我们制定好的标准,判断这件事情。”曹永寿允许分析师有个人观点,但更重要的是把公众的观点提炼给客户。
明星出轨事件频发,有些当事人销声匿迹,有些却活跃如常。如果当事明星不再被大量负面舆论纠缠,就有恢复商业价值的希望。“数据可以反馈出来,公众对这个事情的容忍度。”曹永寿说。
有些难以辨明是非的争议事件,背调报告会呈现不同观点的数量和比例,“网民对于这个人,有多少人持正面观点,有多少人持负面观点。”汪景说,“谁渣谁不渣,或者两个都渣,就看公众的反应了。”
宋颖多次使用过背调后发现,对方提供的只是民意,而不是真相,“调查公司不负责取证,他们更多会告诉你存在这样的舆情,百分之百地证实,他们做不到。”
七喜做经纪人的时候,发现很多原委根本说不清楚,网民不会听明星辩解。后来她给电视剧做舆情监测,发现“大家更多监测的其实是别人口中说出来的话,没有人会在乎这个人说的是真是假”。
“有争议就是风险”
江西小伙刘大凯在网上叫“选秀星探长”,专门为电视节目和经纪公司招募潜在的年轻艺人,大家喊他探长。新人要想大红大紫,投钱必不可少,刘大凯遇见过一个练习生参加选秀,公司花了一百万,家里只拿得出五千元,“说白了,五千块买票都买不了多少”。
像杨超越那样农村出身的少之又少,刘大凯认为,她首先有傲人的外貌条件,其次公司舍得花钱,“这个和投资一样的,她有增长的趋势,投这么点钱是值得的”。
打造明星就像投资股票,涨跌要靠天时地利,“中国的资本急于求成,这个项目数据很好、周期短,利益翻了几番,那我就可以投。”刘大凯参加过韩国SM公司的海选,韩国培养练习生的周期长、投入大,十年时间才培养出几个人。“中国公司会觉得,十年之后钱也不值钱了,万一他不行呢?这个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国内的模式下,艺人的确易在极短时间里爆红,不论本身才能如何,只要数据漂亮,足以拥有商业价值。“很多数据是虚假的流量,把表面工夫做好,评论点赞刷一刷,看起来好多。这是现在的人性,跟风,这么多人关注,我也关注一下。”刘大凯分析,就算事后出问题,资本也赚到了快钱。
天价片酬盛行那几年,投资更是相当不理性,曹永寿见过很多资方压根没多想就抢着签约了,“你去签一个明星,本来在讲价,第二家已经出到1300了,你情不自禁出到了1500,一堆人出1800。”
明星频频爆雷让资本变得谨慎,很多资方拿到风险报告后,会要求将潜在风险点写进合同条款。比如,如果一位已婚明星被查出出轨风险,当事人通常会否认,广告主可以增加条款,要求合同期内不得出现相关行为,否则将面临高昂违约金。曹永寿甚至见过罚7倍违约金的合同,“当他觉得自己不会有这些问题,他就签了,都有侥幸心理”。
李一成在奢侈品行业做了五年公关,品牌方越来越懂得在合同中“留一手”,设置严苛的违约后果,并且将解约条款规定得非常宽泛,“比如这个艺人的某些行为对品牌的名誉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或损害,就可以解约”。
这种约束往往对双方都有效,2021年9月,瑞士爱彼手表总裁的涉台湾言论涉嫌辱华,担任品牌大使的鹿晗立刻高调解约,终止合作。
绝大多数明星都有或大或小的风险,除了公认的红线,其他情况下品牌方会有复杂的权衡。李一成的公司曾举办一场全球活动,外方总部选用了七八个女明星,在国内推送新闻前,他把明星的名字发给舆情监测公司,发现一位外国明星有疑似种族歧视的言论。考虑到她在中国的知名度较小,歧视言论也不针对亚裔或辱华,李一成还是照常推送了。
“就是衡量对我自己的品牌有没有影响,看品牌觉得他的商业价值是不是大于他的负面。”李一成观察,奢侈品大牌看重调性,选人往往缓慢谨慎,而很多快销或美妆品牌喜欢热点明星,“如果签这个艺人就是为了短期内带动销量,可能不会那么在意那些污点,签三个月、签半年,合作结束了他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为了降低风险,李一成的公司通常会先和明星合作一次性的活动,慢慢建立关系,给对方的头衔再逐步上升,最终选出的代言人一定经过了长期多次检验。
明星出问题后,资方的做法取决于和艺人的捆绑程度。宋颖说,如果明星背后牵扯的利益足够大,资本会希望合力保下他,但现在很难做到,“反正我们是没有办到过”。过去流传着资方花高价掩盖黑料的传闻,据曹永寿观察只能发生在2012年以前,后来就不行了,“各种抖音,各种自媒体,删不了的,野火烧不尽”。
曹永寿的一位客户是以男性为目标群体的品牌,请他们调查一位艺人,他们委婉地告知,“你是一个特别阳刚的品牌,他不适合你的调性,因为他的取向不一样。”但是,客户的决策人非常喜欢这位艺人,最终还是坚持签约了。
然而,一旦舆论影响足够大,不论事件如何带有争议、明星方面如何解释,大多数资方目前倾向于谨慎起见,“拿不准就不用了”。宋颖参与的项目里曾有演员出事,但当初的人选是导演所定,不便追责,现在这类决策会采取投票制,参与人员众多,可以分摊责任。创作团队都表示理解,“因为风险太大了,怕太多人的心血和劳动白费了”。
某晚会原计划邀请一位男明星,近期网络出现了关于他私生活的非议,虽然没有引起大规模讨论,但内部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考虑到长期影响,最终没有用他。
“艺人的风险已经做到极致的苛刻了,有争议就是风险,广告主一看,你这个争议也没有个结论,那我先不用你。”曹永寿说。
“你保证他出道以后没有污点吗?”
不久前,有经纪人朋友向曹永寿求证是否在调查旗下艺人,“表示有点不爽”。曹永寿不承认也不否认,他劝对方只能接受,“人家毕竟花了一千多万来请你”。目前还没有明星迁怒或起诉艾漫,也还没有人企图买下黑料。
没有人喜欢被调查,王维纳的经验是,就算是普通上班族,很少有人对背调有良好心态,最终调查报告和自我描述完全一致的人,“连10%都不到”。
2019年5月,韩国《ProduceX101》节目的一位选手被曝是校园暴力加害者,退出了节目,节目组宣布将对其他练习生重新进行背景调查。
刘大凯招募新人前,会稍微浏览对方的QQ空间,遇到性格极端者多加注意,其他在他看来没必要太苛求,尤其年轻偶像常见的恋爱史隐患,“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干点啥不是很正常吗?如果现在你选一个人,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污点,你保证他出道以后没有污点吗?”
七喜的经纪公司签约前也会做调查,但考核重点是艺人的家庭条件。她总结练习生就两种:一种相貌好、家庭差,入行是为了改善命运;另一种是富家子女来体验生活。“我们更希望能够选富孩子。”
她的观察和刘大凯一致,新人问题少,通常入行之后才生变,“一进到这个环境当中,他接触到的诱惑,受到的威胁、伤害、影响都变大了。”对于新签的艺人,经纪公司会立规矩,提醒对方自觉,“能吓唬得住”。等艺人红了就不好约束了,经纪公司反而要仰赖他,为他收拾残局,“大家永远在一条绳上”。
最让七喜崩溃的一次,她底下的艺人私自领证结婚,被人拍照发上网。她通过八卦账号才得知这件事,她没去质问艺人,“埋怨他没有用,倒不如赶紧把事情处理掉,艺人永远跟经纪公司是利益共同体”。
做经纪人那几年她每天都睡不好,“你永远想象不到你睡下之后,你的艺人突然一发神经,半夜又在微博上发了什么东西,或者半夜又要跟谁出去喝酒。人是永远不可控的。大多数经纪人都或多或少会疯。”
做大数据之前,曹永寿做过媒体,担任过尼尔森的中国区总监,在娱乐行业有很多朋友。据他所见,娱乐圈前些年走了不少弯路,热钱大量涌入,“太有利益,很多东西就变性了”。很多艺人飞来飞去,日夜颠倒,带一堆助理,经常不知道自己出席的活动是什么,近乎一台机器。高压状态最终在私人生活领域释放,“在一个染缸里,有时候是主动、有时候是被动进入这个漩涡的”。
他甚至知道有些经纪人刻意掌握艺人的黑料,才能控制住对方,艺人则纵容经纪人赚取非法利益,等到闹掰,“双方把证据一放就和解了”。
粉丝却要求看到完美形象。七喜带过一位男艺人,在工作或聚餐场合被拍到和她坐在一起,粉丝误以为他们在恋爱,闹着集体脱粉,七喜的微博大小号里充斥谩骂。“粉丝对他的约束程度,要不要达到男和尚的标准?”
“很多人追星,其实是在神话明星,明星就是他们想要达到而未曾实现的样子。艺人会受到老板的要挟、公司的制约、舆论还有粉丝的威胁,每一个爱他的人其实都在威胁他。”七喜感叹。
王维纳有一次和长辈一起看电视,播到某位男歌手,长辈要求换台。他疑惑地问,为什么换台?长辈说,因为他离过婚。
“他认为离婚真的是人生污点,他不认为这是婚姻自由,他关心的是你不完美了。公众很脆弱,接受不了这样。”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是说他们不善良,只是共情能力没那么强,思维方式没有那么复杂,喜欢简单贴个标签。”
七喜对大众的道德标准感到困惑,为什么一位年轻女演员总被人骂眼神有心机?为什么一位年轻偶像抽烟要公开道歉?“我不理解他抽烟错在哪了,可能是错在他被拍到了。”
曹永寿内心非常清楚,几乎没有人经得起这样的背调,“坦白讲,真正严格起来,绝无一人能够通过考核,就看社会对你的容忍度在哪。”
但他也认为,既然明星靠这张脸、这副品德在江湖上混,“欲戴其冠,必承其重”。
(应受访者要求,宋颖、李一成、汪景、七喜、刘大凯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