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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岁月（纪实文学）

——红军妇女先锋团长王泉媛的传奇故事

红西路军中有这样一位女红军

她曾和邓颖超、曾志、蔡畅、金维映等人一起走过长征路；她曾是赫赫有名的妇女先锋团团长，一位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她曾当过马匪的“女俘”，受过非人的折磨；她曾女扮男装，虎口逃生，寻找红军寻找党……

她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她，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红西路军女战士，王泉媛。

为生计被迫作童养媳

王泉媛本名欧阳泉媛，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一户贫农家中，新生命的降生本是件值得庆贺的事，然而对于生活难以为继的穷苦人家来说，她的出生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8岁那一年。

“兵荒马乱的，眼下的日子可咋子过哟？”母亲看着衣衫破烂、身瘦如柴的儿女们连连叹息。

她们家是佃户，父亲已四十多岁，是个老实巴结的农民，整天只知道从土里刨食吃，租种了财主家的几亩薄田，每年的收成除了交租子所剩无几，家里住的是用稻草搭成的几间破旧得如牲口一样的草棚。面对眼前的光景，只是默默地忍受着，他蹲下草棚门外，吧嗒吧嗒的吸着烟叶。

“你倒是说话呀？”母亲几乎是拉着哭腔急切地追问。

“我……我能说啥子嘛？还不如……”话到嘴边，这个老实巴结的农民还是把话咽了下去。

母亲明白，这是要把刚满8岁的么女送到一户富庶人家去当童养媳。

想到这里，母亲本能地将么女欧阳泉媛拉过来搂在怀里。

“那个男人比娃要大16岁呀？”

“人家是拿40担谷子换哩！”

“那也不行！”母亲紧紧搂着欧阳泉媛。

欧阳泉媛眨巴着眼睛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父亲。

其他几个孩子也相互看了看，耷拉着脑袋，默不吱声。

“不这样，能有啥子办法？总不能眼看着这一群娃儿饿死，这……这兴许还是一条活路子！”父亲瞅了一眼欧阳泉媛，说话的语气倒是坚定了。

“妈！有了这40担谷子，咱们一大家子人就能活命喽！”站在一边的大女儿极力地催促。

“就是得！就是得！要不然我们大伙都得饿死喽！”大儿子也随声附和。

“人家要得是么妹，要不然……让我去！”大儿女显得倒是毫不在乎。

“你去！你去了，谁来帮我？我还想把你给你哥换媳妇哩。”父亲瞪了一眼大女儿，将剩下的烟卷在泥土里捏灭，卷在烟袋里。

“我才不给哥换媳妇哩！”大女儿倔强地叫喊。

“这事由不得你！下地干活！”父亲将烟袋别在腰间，站起来身，深深地叹了口气，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赶紧的！”大儿子拉着大儿女跟着父亲下地去了。

望着一老二小弯曲瘦小的身影融合在地垅里，母亲再也忍不住了，一串一串的泪珠滴在欧阳泉媛的手背上。

欧阳泉媛抬起小手，为母亲擦去泪水，直直望着母亲。

母亲将欧阳泉媛搂在怀里失声痛哭。

11岁那一年。

一顶山轿在吹吹打打的锣鼓唢呐声中，将欧阳泉媛抬到了未来丈夫王照斗家里，正式成为童养媳，从此改名王泉媛。

走进革命队伍

小小年纪便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王泉媛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对于任何人的命令都不敢违背反驳，终日恭恭敬敬、唯唯诺诺地伺候着王家的人，亦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临上花轿时，母亲泪流满面，拉着王泉媛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王家接亲的人不耐烦了，指使媒婆上前摧捉。

“有啥舍不得的，娃到那边是讨个活路，不要耽误了好时辰。”媒婆跑上前硬生生地拆开母亲的手。

母亲这才哭泣着一字一句地叮嘱：“娃儿，到了婆家，要听话，多干活，那样就会有好日子过。”

王泉媛的哥哥姐姐躲在门后，流着泪，不敢吱声，也不敢跑出屋子。

媒婆又对着轿夫吆喝了一声：“还愣个啥子？走呀！”

轿夫抬着花轿赶紧往外走，迎亲的人群吹吹打打离开了院子。

母亲追出了几步，脚下的石块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上。

大女儿、大儿子这时才从门后跑出来，把母亲掺扶起来，三人哭成一团。

父亲一大早就下地干活去了，他坐在屋后的山坡上，狠命地吸着烟卷。当听到吹吹打打的锣鼓唢呐声在院里响起，才神经敏捷地从地上爬起来，看着自己那破旧的小院落。他是眼睁睁看着花轿将刚满11岁的女儿抬走的。

他泪流满面，紧咬牙关，望着远去的花轿，默不做声。当再也看不到花轿时，才大吼了一声，抓起锄头，抡圆胳膊，在土地里拼命地刨着刨着……

王泉媛是流着泪水离开家人的。她记着母亲的话，到了王家，过着童养媳的生活，虽然娘家和婆家相距不远，可她每年却回不了几趟娘家。

命运的不幸依旧持续地降临到这个苦难的女孩身上。

1929年冬，丈夫王照斗患肺病去世了。本就生活艰难的王泉媛在王家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她成为了婆婆口中的扫把星，成为了克死丈夫的小寡妇。

“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

“反对歧视妇女。妇女要解放，男女要平等。”

1930年3月的一天，家乡来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军队。王泉媛灰暗的生命中，突然投进了一线曙光。

这群人沿街张贴标语，打着横幅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红军政策。

“乡亲们，我们都是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我们要翻身作主人，人人有饭吃，人人有田种，再也不受地主土豪劣绅的欺压和剥削！”

“姐妹们，女人也是人，妇女要解放，男女要平等，我们要自由，女人再也不能受压迫！”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听到这样一些话，看到这样一群人，王泉媛热血沸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注入了强大的兴奋剂，心里默默地念叨：“要平等，要自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她挤过拥挤的人群，来到一位正在宣讲口号的大姐姐面前。

“为了生活，8岁那一年时家里收了人家40担谷子，把我许给大16岁的男人，11岁成了童养媳，已经苦苦熬了5年。丈夫死了，婆婆骂我是丧门星，要我为她儿子守寡，这样的日子，我……我实在过不下去了！”她声泪俱下，一字一句诉说着自己这些年的苦难经历。

“好妹妹，别难过！我们的队伍就是解救全天下受苦受难的劳动大众，解救所有像你这样的穷苦姐妹。”大姐姐上下打量着王泉媛，拉着她的手安慰道。

“我要加入你们的队伍！你们能收留我吗？”王泉媛鼓足勇气，坚定地说。

“好呀！只要你的家人同意，我们随时欢迎！”大姐姐爽快地回答。

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提着篮子，拿着口袋，排着长长的队伍。他们打开粮仓为穷苦人分粮分田。分到田粮的人千恩万谢，逢人夸赞。

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对土豪劣绅进行强烈打击，解救被欺压的穷苦百姓，开仓放粮、分田地，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深受大家的欢迎。

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穷苦人纷纷报名参加红军。还有一些穷苦人家的妹子主动报名要帮助部队护理伤员，拆洗衣被，只要有活干就行。

看着这支有着正义英雄气的军队，王泉媛心中燃起了一团火，她不顾任何人的反对，毅然报名参军，奔向全新的生活。

1930年3月，王泉媛在家乡参加了红军，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者”，她的“革命生涯”从此拉开了序幕。

长征路上中央特批结新婚

1933年12月，王泉媛出席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被调到马列主义党校高级班学习。

董必武是王泉媛的第一任老师。董必武不仅教会她读书写字，还时刻引导她走向正确的革命方向。

王泉媛聪敏好学，不懂就问。毕业时，她的军事技术、战术和指挥考试名列全校学员第二名。当时的排名不分男女，男女学员一块排名。

1934年，经尹仁贵同志介绍，21岁的王泉媛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党员，被调到江西吉安县担任少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兼少共青年妇女主任。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王泉媛被编入中央妇女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她随中央红军一起踏上漫漫长征路，负责群众宣传、照顾伤病员等任务。

1935年新年，中央红军来到西南边陲古城遵义。

中共中央作出部署，在筹备“遵义会议”召开的同时，抽调一部分年轻同志组成地方工作团到群众中做宣传工作，负责人为王首道。王泉媛也被从中央妇女工作团临时抽调到地方工作团做群众工作。

在艰苦的长征途中，王泉媛结识了自己想要与之共度人生的伴侣——王首道。

两人在工作中时常碰面，王首道被眼前这个聪明机敏，明媚可爱的女战士深深吸引住了，在战友们的怂恿下，王首道鼓起勇气向王泉媛表白。而王泉媛却对自己曾经当过童养媳的事情难以释怀。

有一天晚上，金维映和蔡畅两位大姐突然来到王泉媛住处。

“阿金姐，蔡大姐，快来坐呀。”看到金维映和蔡畅进来，王泉媛急忙起身让座倒水，热情地招呼将自己引上革命道路的好大姐。

“泉妹子，这些天看你眼睛红红的，好像有啥心事？”金维映明知故问。

“我……我能有啥子心思？”王泉媛笑了笑羞涩地低下头。

“不对吧！革命战士，要对革命忠诚。”蔡畅故意严肃地说。而后两人又相互看了眼，忍不住笑了。

“你们……你们笑个啥子？”王泉媛被笑起莫名其妙。

“泉妹子，你有事瞒着我们！”金维映大姐和蔼地说。

“大姐……我……只是……”王泉媛眼里闪动着泪花，一时难以言语。

“你到底是啥子想法，能说给我们听听吗？”蔡畅诚恳地鼓励。

王泉媛给两位大姐讲述了自己苦难的身世，童养媳的生涯，丈夫暴病死亡的不幸，无家可归的后顾之忧。

“我和你蔡大姐就是为这事来的。知道你心里有苦，过不了这道坎！”金维映抓着王泉媛的无比痛惜地说。

“泉妹子，你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一定要振作起来。你的婚姻是封建制度给你的枷锁，丈夫死了，这是你的不幸，可你有重新选择生活的权利，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蔡畅大姐语重心长地开导她。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想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阿金姐卖了一个关子。

“阿金，你就别再摆迷魂阵了，我替她说了吧。这个人就是王首道。”蔡大姐揭穿了谜底，“过去，我们不了解你的身世，也不知道你的婚姻状况，对你关心不够。如果你觉得合适，我们就给你做主了。”

在部队离开遵义的前一天晚上，王泉媛接到“紧急通知”，到王首道的住地开会，没想到，这次会议的主题竟是自己的婚姻大事。

王泉媛被金维映和蔡畅领到王首道住处，简单的“会议”结束后，两位大姐悄悄退出房间。王首道突然想到了什么，急忙起身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拿出一把乌黑锃亮的小手枪作为定情信物送给了王泉媛。

“可我没有什么送你啊？我们老家有个习俗，新娘要给新郎送上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的布鞋，穿上这双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回到亲人的身边来……”王泉媛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就是不穿你做的千层底，我也不会离开你，即使暂时离开了，最终还是要回到你身边来的。”

革命者的结合，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到连一个必要的仪式都没有，连一个定情的信物都没有。

这次结婚，是长征路上唯一经组织特批的。

战争状态，行军打仗，十分残酷。恶劣的环境下，上级通知，没有结婚的都停止批准。因为女同志要比男同志经受更多、更艰苦的考验。

就在这甜蜜誓约立下的第二天，他们便因为组织要求必须前往不同的地区进行“革命”，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长达近半个世纪。

爬雪山使她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转战广西西延山脉。

长征出发时，陈洪和两位腿部受重伤的团长以及生病的邓颖超等人，由妇女工作团负责。妇女工作团由王泉媛等12名女兵组成，任务是找民夫抬担架、调查民情、筹措钱粮等。

有一天，王泉媛带领大家冒着风雪向前行进，山高路险，又是茫茫大雪，大家踩着厚厚的积雪艰难地行进，走着走着却迷失了方向。这时山谷里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情形非常危急，王泉媛不顾生死，果断组织大家向枪炮声传来的方向转移。

“姐妹们，前边就是我们的队伍，估计是遇到追击的敌人，我们赶过去就能与大部队会合。”

就在大家拼命向前行进时，抬着红军师长陈洪的民夫突然扔下担架，跑了。

“你们回来！别跑呀！”任凭王泉媛怎么大声呼喊，那几个民夫头也不回，身影迅速消失在风雪中，她的声音也被呼啸的寒风淹没了。

眼看着大部队消失在连绵起伏的群山里，王泉媛心急如焚。危急之下，身高不到160厘米、体重不足90斤的王泉媛和几个瘦弱的姐妹，吃力地抬起担架，踩着厚厚的积雪，迎着呼啸的寒风，一步一步向前挪动。

“把我扔下！你们赶紧走！”陈洪苦苦央求。

“我们决不能把你扔下！”王泉媛坚决地回答。

当王泉媛追上大部队时，毛主席惊讶地问：“小鬼，你怎么才走到这里呀？”

王泉媛向毛主席讲明了原因。

毛主席急忙又说：“来，把东西放到我的马上。”

王泉媛这才注意到，毛主席的马背上一共驮了11支枪。

长征中，最难的还是雪山草地。翻越夹金山前，王泉媛来了月经，只能裹紧单衣，捂着肚子，拄着木棍朝山顶爬去。

寒风卷着雪花满天飞舞，大家冒着风雪一步一步向前挪动。

空气越来越稀薄，雪也越下越大。王泉媛感觉像没穿衣服一般。突然，撕心裂肺般疼痛向她袭来，她扔下木棍，抱着肚子蹲下。

这时，另一名女战士走过去强行扶着王泉媛奋力向上爬。

在那种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爬雪山当中，不知有多少红军战士失去了生命。如果掉下队伍，随时有可能被雪风卷走。

也就是这次雪山之行，王泉媛的生育功能遭到严重损害，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后来，她被留在红四方面军医院治病，从此离开了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大部队。

血战梨园口被俘祁连山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转战川西，王泉媛任中共川西省委妇女部长。

1936年8月，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全团1300多名女战士大多来自四川。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全副武装的娘子军。

1936年11月，西路军西挺进河西走廊，王泉媛率领妇女先锋团跟随徐向前、陈昌浩西渡黄河，踏上艰难的西征之旅，一路转战景泰、古浪、凉州、永昌、山丹、临泽等地，开始了悲壮惨烈的河西大血战。

在西征过程中，红西路军在永昌建立了河西走廊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妇女独立团随总部驻守永昌长达一个多月。

1937年3月，在河西走廊红四方面军遭遇马鸿逵和马步芳兵集围追堵截，历时40多天血战后，2万多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不足5000人。

梨园口一战是最惨烈的战役。

两天两夜的激战，红军还是无法摆脱敌人的追击。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西路军被围堵在梨园口一带。

王泉媛对徐向前说：“徐总，让妇女独立团打掩护吧！”

让一群女兵单独与马家军作战，徐向前余心不忍。

“请徐总放心，我们是女的，万一被打散了，化装起来也容易混过去。”王泉媛看出了徐向前的心思，坚定地说。

为迷惑敌人，王泉媛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换上男装。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率领不足1000人的队伍迅速抢占梨园口，控制进入祁连山的要隘。

敌匪师长马步青命令部队疯狂地向梨园口进攻。

王泉媛驻守在祁连山上，利用地理优势阻击敌人。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枪炮轰鸣声不绝于耳，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独立团的女战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敌人又发起了新一轮进攻。

“团长，围攻的敌人越来越多，咱们得想办法突围呀！”独立团政委吴富莲查看地形后提醒王泉媛。

“告诉姐妹们，再坚持一会儿，等徐总率领的部队撤离后咱们再突围。”

“咱们的子弹不多了！”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彭玉如焦虑地说。

“姐妹们，沉住气，大家隐蔽好，等敌人靠近了再打！保证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王泉媛目光冷峻，轻声命令道。

王泉媛隐蔽在战壕里，睁大眼睛注视着敌人朝阵地靠近。

等敌人进入射程之内，王泉媛突然一声令下：“打！”

愤怒的子弹呼啸着射向马匪，敌人应声倒下。

敌人疯狂地还击。

子弹打光，手榴弹所剩无几，连山上的石头也扔得差不多了，500多名女战士献出了生命。这次战役也因此成为西征时间最长、战斗规模最大、战斗遗址和伤亡人数最多的地方。

当马家军发现阻击他们的队伍是女兵时，便停止了射击。

一个当官的收起手枪，站在队伍前面大声喊道：“弟兄们，不要怕，她们全都是一群女兵，谁捉住了就是谁的老婆。”

敌人嬉笑着一步步逼近，王泉媛命令战士迅速撤往山上，她则带领小部分人作最后的阻击。此时，主力部队已突围，但妇女独立团仅剩不足300人……

在祁连山区与敌周旋1个多月后，躲藏在一孔破窑洞里的王泉媛等人被马家军搜了出来。

马家军对被俘的女红军一遍又一遍地严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把被俘的女红军作为战利品分配给官兵。王泉媛最终被人出卖，暴露了团长身份。

听说抓到了红军女团长，师长马步青兴奋不已，决定亲自审问。连续三天三夜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王泉媛始终没有屈服。后被马步芳赏给其驻扎永昌的得力干将马进昌。马进昌没想到红军队伍里会有如此美貌的女子想占为己有，但王泉媛誓死不从，她怀里始终揣着一把剪刀，以保证自己的安全。马进昌软硬兼施也拿她没办法，只好将其关押在大牢里。

在大牢里，王泉媛带领被俘的战友继续与敌人斗争。永昌的老百姓都认得这个红军女团长，私下里亲切的称她“王团长”，并给予她很大帮助。两年多后，在永昌老百姓的帮助下，经过千难万险，伺机逃出魔窟，逃离永昌。

1942年7月，当王泉媛衣衫褴褛、腿脚溃烂地回到江西泰和老家时，家里人都不敢相认。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都不知道她曾经是红军女团长。

后来，王泉媛嫁给了一个叫刘高华的革命烈士后代，下地种田，自食其力。

新中国成立后，王泉媛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1965年，刘高华被迫害致死。

王泉媛一生没有生育子女却收养了6名孤儿，她与其中一位养女一起生活。

一个“甲子”的轮回

1982年夏季的一天，王泉媛来到北京。找到朱德元帅的夫人，她长征一起出发的战友康克清。她是来请康克清大姐作证，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在康克清、蔡畅等几位红军老大姐的帮助下，蒙受了半个世纪冤屈的王泉媛，终于恢复了党籍和红军身份。当她被确认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高龄，尔后享受副地级待遇。

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得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要来看望她。

听到“王首道”三个字，年近古稀的王泉媛泪如泉涌，嘴角抽动了几下，喃喃地念叨着“总算又见到了，总算又见到了……”

这一次会面是短暂的，但了却了王泉媛半个世纪的心愿。

在中国妇女联合会，王首道慢慢地走来了。远远望去，他高挑的个子，依然很瘦，灰白头发和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浑然一体。

“泉媛同志，你好吗?”王首道伸出了手。

王泉媛看到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人，内心如翻江倒海，眼泪瞬间蒙住了视线，她迈着碎步迎了过来，紧紧握住曾经是自己丈夫和战友的男人的双手，半天后才哽咽着说出一个：“好！”

46年了，快半个世纪了，没想到还能见他一面!

两河口那座小木屋，在王泉媛的心中长成了一棵树、一座碑，成为她永恒的思念。

王首道从许多老战友那里已听说了王泉媛的遭遇，心中潮涌浪翻，才问了一个“好”字，便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她盼望能见到他，因为她心里一直存着一个疑问?

这疑问，是自从她被兰州“八办”拒绝后，就像铁钉一样钉在了她的心上。

王泉媛虽然历尽艰险逃出牢笼，但却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为了找到丈夫，找到组织，王泉媛咬紧牙关一路乞讨，用两年时间走到了甘肃兰州，然而在这里，她却得到了一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王泉媛再也忍不住了，“有人说你我在‘八办’给我留了封信。”

“我给你留什么信了？”

“你在信中痛斥我，说我背叛了革命，并宣称再不往来了！”

王首道大吃一惊：“哪有这样的信呀？我在延安苦苦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他捂住脸说不下去了，眼泪从手缝里渗了出来。

王首道从来没有写过那样一封信。

王首道在延安一直等了三年之久，却始终没有妻子的消息，绝望之下，他甚至以为妻子已经牺牲了。至于那封信，不过是当时由于追求王泉媛不得而存心报复的人故意伪造的！

就因为这样一封信，两个真心相爱的人竟然错过了40多年！

1994年，王泉媛到北京，她再一次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

“首道，我来看你来了!”王泉媛笑着走了进来，眼里闪动着泪花。

为了这次相会，王首道交待工作人员，不许外人在场。

那天来之前，王泉媛专门到王府井百货商店买了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相互问候了一遍后，王泉媛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取出一双手工做的千层底黑布鞋，郑重地把它交到了王首道手上。

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浑浊的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

两位老人颤抖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有多少知心话要互相倾诉啊。

整整60年了，60年的等待太久太久，60年的风雨太多太多。

王泉媛喃喃地说：“60年了，布鞋，遵义的诺言，我说的话终于兑现了!”

60年后再相逢，这是一个“甲子”的轮回。

两位老人走到一起，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

站在他们身边的女儿王维斌，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一张他们有生以来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2006年，已经94岁高龄的王泉媛见到为拍摄历史纪录片《碧血丹心——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永昌》而专程到江西采访的金昌人，老人激动不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句话，“永昌人好，永昌人好……”

2009年4月5日，这位饱经风霜、战功赫赫的老红军女战士在江西省泰和县人民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