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公众》日报网站10月27日发表题为《从京都到巴黎：过去25次应对气候危机峰会的巨大成功与失败》的文章，作者为亚历杭德罗·特纳。全文摘编如下：
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的第一次气候大会是一次开创性的多边会议。会议通过了《柏林授权书》，大国认识到它们的化石燃料对全球变暖的重要影响。通过这种开会谈判制定协约的方式，与会各方开始启动必要的谈判，以确定减少碳排放的具体截止日期和具有约束力的目标。两年后，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峰会（COP3）上，《京都议定书》诞生了，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工业化国家根据该文件作出了减少碳足迹的强制性承诺，承认富裕国家对气候危机负有最大责任。
经常以国际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的绿色和平组织活动家塔蒂亚娜·努尼奥认为，最近的历史表明各国缓解气候危机的政治立场“进展明显”。“柏林是一个里程碑，”她说，“然后是京都，随后事情开始朝着建立促使各国减少排放的真正机制迅速发展。”从京都到2009年，谈判在几乎没有媒体关注的情况下取得进展，进展速度与科学主张相一致。然而，那一年哥本哈根峰会（COP15）的惨败成为转折点。
2009年时，《京都议定书》已经过时，减排雄心需要提高，需要到本世纪中叶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0%，至少这是政府代表团于2009年12月前往丹麦首都时的目标。从一开始，一切似乎都在出问题，比如峰会举办地的物理空间太小，无法容纳所有参会者。
时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在2010年形容哥本哈根峰会为一场“灾难”，并警告说，谈判的停滞将意味着联合国缔约方会议的结束。事实上，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欧洲第一次被孤立。此前，各国必须实现减排目标，但在2009年，指导精神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一切承诺履行都取决于政府意愿。在哥本哈根之后，各国热情一落千丈，媒体和政界对联合国气候会议的关注也在减少。
直到六年后的2015年，消极的动态和谈判的停滞才得以改变。各方达成新协议，按照科学要求推进减排承诺。事实上，在这次外交会议上，科学研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各国政府委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编写一份更新报告，以便能够规划路线图，使地球的升温能够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
就这样，《巴黎协定》诞生了，该文件得到了近200个国家的认可，产生了共识，但有些内容仍需完善。从巴黎峰会开始，IPCC在峰会全体会议中的作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巴黎协定》是在哥本哈根的伤口上诞生的，条约与科学的一致性与其不具有约束力的性质形成鲜明对比，具体行动取决于当权政府的意愿，并且没有任何类型的制裁制度。唯一的约束点是承诺将温度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但可以说总体而言，这仍然是个退步。
《巴黎协定》要求各国政府定期提交“承诺+评审”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向联合国报告它们的减排计划。目前的数据显示，按照各国提出的脱碳计划，21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2.7摄氏度，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30%，各国的意愿并不足以缓解气候危机。
这正是外交使团在最近几次会议中试图克服的障碍，这些会议试图为《巴黎协定》赋予法律内容。在格拉斯哥，政治代表将有一个新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作用。
来源：参考消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