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对说唱丝毫不感兴趣的人，看到下面这些歌词时，也一定会心尖一颤。
这两天，《书院来信》从一众戴墨镜挂金链、唱蹦迪与女人的过往说唱作品中，突然杀出了圈子。
歌手圣代用藏头诗的方式，为三年来始终使人心痛的豫章书院事件又喊了一次——
“我被关在小黑屋里，他们每天都打我，爸妈快来救救我。”
“我想离开这里，我真的不想活了，爸妈快来救救我。”
“快点让我解脱好吗，爸妈别来救我了。”
01
在如今的说唱节目里听到这首歌的人，注定会惊诧。
一是惊诧于会在光鲜舞台上看到隐隐牵动所有人的社会事件。
二是惊诧于这次的表达方式能如此直白。
回忆回忆公众舆论场上那些义愤填膺的讨论，我们或许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模式：
事件被报道、舆论逐渐发酵、人们为此大吵一架、下一天的热搜榜单又会将前言完全覆盖、再出现新的争论。
就像豫章书院事件，2017年被曝光后沉寂，2019年曝光志愿者们收到死亡威胁后又再度沉寂。
为社会问题争辩的空间，通常限缩在热点新闻下的评论场里。
而当新闻从热点中撤下，发声与表达也就随之“退居幕后”。
娱乐舞台与社会新闻被人为地、默然地区分成了仿若两个世界，一边是甜腻、暧昧、阳光与强调自我的情绪，一边是胶着、纠缠、矛盾与外化争端的现实。
《书院来信》毫无征兆地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聚光灯交错的玻璃舞台上突然让人们想起——
“噢，舞台上可以有现实。”
关照真实生活的音乐作品，近年来也不是没有。
只不过它们要么小众到少有人知，比如歌手法老的《AFK》，质疑杨永信的网瘾学校屡被报道但仍未关停。
要么习惯于用更为隐晦的方式去传递，比如蔡依林与阿信合作的《玫瑰少年》，不少听众以为这又是一首天后slay全场的酷歌。
实际上，它是为纪念因举止女性化而遭受校园霸凌致死的男生叶永志。
也只有歌词直白到刺痛双眼、毫不遮掩的《书院来信》，像是终于点燃了烟花的引线，在黑夜的街道上空炸开，让越来越多的人停下来看了一眼：
“真的不敢再打碎玻璃制品”，对应豫章书院事件中试图摔碎杯子、用碎片自残的受害者，被“老师们”用细钢筋体罚。
“喝不惯食堂的盐水”，对应书院事件中学生们疑似因吃带鱼导致食物中毒，学校却仅给予喝盐水作为治疗。
藏头歌词从“快点来救我”，到最后一段“爸妈别来救我了”，传递的绝望层层递进。
再用一句“如果你们爱我，那就从‘头’看一遍”，把整首歌的立意完全挑明。
倘若从所谓的文学修饰性上分析，这样的歌词似乎太平铺直叙，近乎呐喊。
可回头想想现在的喧闹舞台上，能被呐喊的除了“我爱你”，少有其他。
在《书院来信》的直白面前，“艺人就该好好唱歌，别碰国事”的明哲保身训言，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大半个月前，刺猬乐队在音乐节上表演最初名字为《他杀死了地球上最后一个医生》的新歌时，中间还插播了社会新闻，传递了这首歌的创作动机——
它源于2019年底的一起杀医事件，歌手希望把模糊的情绪与反思，在歌曲里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可重要的是，生活不止是个人的一亩三分地，不止是深夜枕边的一滴迷茫眼泪，也不止是年少轻狂地炫耀与愤怒。
还可以有对社会生活的外向反思。
02
与《书院来信》爆红脱不开关系的，是反差。
在网友印象中，近几年的演艺圈的确已经少有尖锐的态度，大众歌曲里也少有对社会现实的关照。
via @牯岭街少女
容祖儿和希莉娜依高在《我们的歌》第二季中演唱张惠妹的《母系社会》，一首带有女权色彩、曾入围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奖的歌，被现场嘉宾评为“炸场”。
可隔着屏幕欣赏这首歌的观众们，只能尴尬而沉默地看着被修改到摸不着头脑的歌词。
“生个儿子”变成了“身各而至”。
难得一次“言之有物”的表达，最后呈现出来，依旧被修饰成了虚浮的无病呻吟。
倘若回忆上一次值得反思的大众歌手舞台，或许还得追溯到2013年辛晓琪在《我是歌手》上唱《亲爱的小孩》，为了纪念“长春3.04偷车事件”中的小浩博。
当年，婴儿被随车盗走的新闻惊动全国，吉林全省搜救，次日偷车者自首，表示已将婴儿谋害埋于雪中。
演唱过程中，辛晓琪在台上痛哭落泪，这不是《亲爱的小孩》被演绎的最完美的一次，但对不少观众来说，或许是最有记忆点的一次。
因为一首歌里的情感，有了可以寄托的实物。
而那些被推到聚光灯下、被大肆传唱的男欢女爱、年少轻狂与被消磨成苟且的“远方”，对比之下难免单薄。
它们并非毫无道理、又或是不该存在，只是在有重量的现实面前显得轻飘飘的，像一个虚构的精致乌托邦，浮于真实的人间疾苦之上。
当直白尖锐《书院来信》让所有观众开始赞叹，文艺创作就该敢于挖掘人性阴暗面、“言之有物”时。
这让人不免开始思考，创作表达是不是必须与具体的社会事件关联才算好？是不是情绪一文不值？
其实也不尽然。
刺猬乐队的那首新歌的歌词，乍一看歌词只是个人情绪的宣泄。
最珍贵的部分，是这夹杂悲悯、愤怒与迷茫的情绪来源于对外界的观察与共情。
而不是仅仅满足自身优越感的，“追逐音乐梦想”“够前卫够酷”。
诚然，从商业功利的角度来说，批判社会事件是再危险不过的事。
在流量与热度的加成下，互联网上随时能打响一场以“观点消灭观点”为目标的无声战争。
可当舞台上只剩下小确幸与小迷茫，不再包容批判与讽刺。
这样的文艺创作，到底是虚构繁华中欺骗人的工业代糖，还是它本义“对真实生活的侧写与思考”。
03
网友们在称赞《书院来信》时，最频繁用的一个词，是“敢”——
“敢在歌里谈社会事件”
对这一行为用“敢”来描绘，足以证明在人们的印象中，歌曲早已被划分为轻松娱乐的范畴，而大众舞台上，亦少有批判现实的视角。
问题，就出在这个“敢”字上。
为什么我们会默认在文艺作品中批判直指社会现实，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呢？
虽然汪峰如今流传度最广的，是《飞得更高》等励志歌曲。
但最初令他一夜成名的，是《晚安北京》《无主之城》等等，里面全是初代北漂视角下的迷惘与沉思。
与汪峰境遇相似的是，虽然罗大佑传唱度最高的歌曲是《光阴的故事》与《童年》，但他本人身上最深刻的印记一定是“热衷针砭时弊”。
罗大佑1982年首专《之乎者也》的同名单曲，“歌曲审查之／通不通过乎／歌曲通过者／翻版盗印也”而被审查员驳回，罗大佑故意将这段改写成“眼睛睁一隻／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欢喜也”。
名曲《鹿港小镇》，取材自一位前往台北打工的贫穷小镇青年，快速膨胀的城市与依旧落后的农村，是那代人必须直视的割裂与伤痕。
那首几十年来以“公益歌曲”传唱的《明天会更好》，还有一纸更尖锐深沉的原版歌词：
嘶哑着你的咽喉 ——唱出你的热情
发出一阵怒吼 —— 伸出你双手
让我们撕碎这旧世界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们重构美丽新世界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这些如今看来也会被称赞为“敢写敢唱”的歌曲，对于世纪之交时期的歌手们来说稀松平常。
虽然在彼时，这些歌曲依旧会引发质疑与围堵，但还不至于被冠上一个“敢”字。
一方面，在三四十年前，摇滚、公共事务、城乡差距带来的诸多阵痛的确是时代底色，人们需要在社会的大变革中找到情绪的宣泄口，去讲述历史车轮下小人物的故事。
物质条件与社会福利提升后，这样的诉求开始变弱、变少。
郑智化 《中产阶级》
另一方面，成长环境的代际差距，决定了这届年轻人更强调自我、看重个人小情绪的表达，并追求理想主义的构想。
当个人选择趋于多样多元，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减少，共情也在削弱。
于是细腻与温柔成为最抚慰人心的特质，当我们试图开口表达，最熟悉的一定是“幻想挣脱、孤影自怜”式的自我感受。
2012年苏醒的专辑主打歌《心世界》，集中写下了那几年震动人心的现实新闻——
小悦悦事件、老人摔倒没人敢扶、郭美美事件、药家鑫事件……
那时这首歌因歌词尖锐一度被禁播，而看到歌词内容的听众们，也逐渐开始夸一个“敢”字。
但慢慢到现在，这个字所称赞的内容，似乎变得“贬值”了起来。
当歌手对自己曾接受的指责进行自嘲和diss back，也被称为“好敢唱”；
当歌手在歌词中只是表达出了一些“老子最强什么都不care”的我行我素，也会被赞为“好敢唱”……
“敢写、敢唱”，好像越来越只是指向敢表达一些和大众期待中不太一样的声音而已，亦或是粉丝对偶像一种比较别致的赞美。
这次《书院来信》明确向一件广为人知的社会事件开火，倒是让全网统一了声音——
“这才是真的敢唱。”
可是，值得深思的是。
当社会痛点被搬入文艺作品时就足以被惊叹“敢”，当尖锐与批判的态度就足以被视作莫大的勇气。
是不是，这才是最大的不对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