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之中，华春莹可以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以严谨的态度，亲和而有力的语言向全世界阐述中国的态度与声明。有人甚至将其称之为“中国第一女外交官”，尽管华春莹非常优秀，但这个称号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被人名副其实的领走了。
这个人就是新中国的著名女外交官，龚澎。
说起中国外交，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不过在战后国际新秩序中，女性的身影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而我们是真正倡导并执行男女平等的国家，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认为我们还是清末那个制度落后，意识腐朽的旧中国。所以，在我国的外交阵营之中就必须有女外交官的一席之地。
那么中国的第一女外交官，又为什么是龚澎呢？
现在的人们可能对龚澎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是只要稍微了解中国外交史的人，对这个名字就不会陌生。龚澎不仅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女性外交官，而且在建国前还长期担任中共方面的官方新闻发言人，曾经担任彭德怀和周总理的秘书，她的背后还有一个外交家族。
这个龚澎究竟有哪些传奇之处呢？
清末时龚氏家族在安徽合肥是一个大家族，人丁兴旺，在当地很有威望。龚澎的父亲名叫龚振鹏，1882年出生在合肥。
龚振鹏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并且怀有一个救国爱民的赤诚之心。因此，他在年轻时期就立志要做一个救国图强的男子汉。
龚振鹏曾经寄希望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认为清政府只要按照新法进行改革，还是可以达到中兴目的的。但是维新变法仅仅103天就失败了，这也让龚振鹏对清廷彻底失去信心。
于是他在合肥结交了一批爱国青年，并且暗中计划通过武力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
当时很多人都想通过暗杀、起义来推翻清廷统治，然后再模仿西方进行改革。而此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当时最先进的革命组织，龚振鹏毅然决定加入，并且参与了刺杀安徽巡抚的行动，结果行动失败，他被迫背井离乡。
后来他投奔直隶地区的亲戚，并顶替了自己一位堂兄的名额参加了保定陆军学校的考试，最终获得录取，从此他就改名为龚振洲。在军校他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很有特色，名字叫蒋志清。后来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曾经流连于红尘，为了约束自己便借《易经》中的名句，改名为蒋中正。
龚振洲在保定军校毕业之后，继续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当时清政府已经岌岌可危，各地势力也已经暗流涌动。
武昌起义爆发的同时，龚振洲也在湖北清江发动起义，但可惜势力单薄最终失败，龚振洲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来被部下营救。
尽管清江起义失败了，但是龚振洲却被视为是真正的英雄，孙中山从国外归来时，首先就到上海看望了正在养伤的龚振洲。黄兴也被他的壮举所感动，还把夫人的堂妹徐文介绍给了他。
因此龚振洲算是辛亥革命元老级人物，跟随孙中山，创立了国民政府。不过后来，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下令通缉国民党人，而龚振洲就榜上有名。
龚振洲夫妇当时刚刚有了第一女儿龚普生，迫于国内形势严峻，他们便带着女儿远赴日本避难。
次年，他们在日本横滨迎来了第二个女儿，龚振洲为她取名龚慈生，这个呱呱坠地的女婴就是后来的新中国第一女外交官，龚澎。
袁世凯倒台之后，龚振洲便带着家人返回国内，孙中山任命他为粤军支队司令。他原以为这次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做一番事业了，但是不久便发现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组织纪律松散，内部勾心斗角极为严重。
后来粤系军阀陈炯明叛乱，龚澎逐渐心生退意，于是退出了军队，带着家人到上海定居。
尽管龚振洲退出政界，但依旧心系天下，他在上海和好友章太炎时常谈论国家大事，忧国忧民。后人，对龚振洲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
龚慈生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是一个拥有爱国情怀的热血青年。19岁的龚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燕京大学，就读于历史系。
龚慈生性格开朗，形象出众，并且在语言方面有特殊天赋，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也颇有见解。她除了刻苦攻读本专业之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龚慈生于燕京大学毕业，并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到上海参加地下工作。当年年末，淞沪会战失败，上海陷入日寇之手。龚慈生亲眼目睹日寇的狂妄以及国军的溃败，内心深处更加坚定了要救国图强的决心。
为了激励自己，她以革命烈士澎湃为榜样，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龚澎，以随时提醒自己不忘革命之志。
由于上海沦陷，龚澎和一些同学商议之后，便决定去延安继续革命。他的父亲龚振洲先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不过他还是支持女儿的决定，只要是为了救国救民，哪个党派不重要。并且，他还激励女儿无论多么困难只要自己认为方向是正确，就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
龚澎到达延安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培训，并且在延安参与各项工作，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八路军女战士。
在延安期间，组织上根据她的学历及特长，将她安排在新华日报工作，并且她还会参与翻译国外新闻的工作。
1938年，新华日报安排龚澎到太行山区工作，在途中遇到了彭德怀。彭德怀饶有兴致的和这名女大学生聊了起来，他发现这个女娃子才华出众，见解非凡，并且还精通多国语言，是个难得的人才。
彭德怀仔细一打听，原来这个女战士是国民党元老龚振洲先生之女，心中暗挑大拇指。当时彭总实际上在指挥整个华北八路军作战，他的指挥部里急需各种人才，于是他自作主张，让龚澎到指挥部来工作。新华日报那边彭老总去打招呼。
能够参加一线抗战正是龚澎求之不得的机会，于是龚澎便跟着彭老总到了指挥部，成为了指挥部里的一名秘书。
随后，龚澎便随着彭德怀和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地区工作，参与了八路军抗日战斗。在八路军总部的工作是艰苦并且紧张的，当时八路军的条件非常困难，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而且彭老总的脾气不太好，有时候龚澎和其他同事只能低头挨训。
但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她也得到了真正的锻炼，虽然是文秘工作，但身边都是一群铁血汉子，无论是文职还是打仗，都必须斩钉截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这种经历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宝贵财富。
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期间，龚澎遇到了一位刚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这个人叫刘文华，是刚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学生。
按照刘文华的学识和文凭，随随便便就能在上海或重庆找一个条件优越的工作，或者可以直接留在国外。但这位刘文华心系家国抗战，依然放弃了优厚待遇和美好前程，返回国内，到延安参加革命。
刘文华对龚澎也有点一见钟情的意思。龚澎原本就是燕京大学一枝花，天生丽质难自弃，腹有诗书气自华。
彭德怀也逐渐发现，这两个革命青年时常在一起探讨工作，眉宇之间似有那么一点不同寻常的情义。
老彭自然一眼就看出了端倪，于是主动来做月老，为他们两个接上这个红线，二人很快便坠入爱河。
敌后抗战是非常艰苦的，但彭德怀还是为他们举行了婚礼。这场婚礼非常简单，但是却充满了希望和温馨，他们还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一棵杨树上，让这课小树作为二人革命爱情的见证。
不过，二人的甜蜜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就不得不分开了。
当时是国共合作期间，八路军在重庆设有办事处，同时为了领导我党南方各省的地下工作，中共中央在重庆设立了南方局。
由于在重庆要和各国媒体打交道，因此党中央紧急召集部分精通外语的人才赴重庆工作。龚澎便是其中一位，为了革命事业，龚澎只能和爱人依依惜别。
刘文华也舍不得新婚妻子，但他也知道革命事业是最重要的，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革命必须先把自己的小家放在后面。
尽管不舍，但他依然支持妻子的决定，最后，他在山坡之上望着妻子的背影慢慢地消失在了群山之中，而他却久久不愿离去。
他们都不曾想到，此一去竟成永别，从此天人永隔！
1942年，刘文华在部队转移途中意外患上了急性肠炎，在平时这只是小病，吃点药，稍微静养些时日便好了。
但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不仅没有任何医药，部队甚至连基本的休息都顾不上，连续多日都在不停的转移、作战。
正是由于这种恶劣的条件，刘文华的病情不断加重，最后因病不治身亡，就这样一位年轻的高材生就消逝在了敌后抗日战场上。
正当龚澎在党的事业之上发展顺利之时，她意外病倒了。1942年夏天，龚澎因为生病打针感染而发炎化脓，伤口久治不愈。而留在太行山刘文华在前线征战途中患了急性盲肠炎，因为医疗条件有限，刘文华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陨落在了战场之上。
彭德怀得知刘文华牺牲的消息之后非常悲痛，为这样有才华的青年感到痛惜，也因为龚澎刚刚新婚就失去爱人感到悲伤。
周恩来得到消息之后也非常震惊，考虑再三之后，他决定暂时先不把刘文华牺牲的消息告诉龚澎。因为当时龚澎的状况也不好，她当时也得了重病，虽然得到了良好的治疗，但是一直未能痊愈。
在这种情况下，她又突然得到了父亲龚振洲先生去世的消息，身体与心理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因此，周总理让她安心静养，先不必参与工作。
龚澎当时的状态的确很差，自己离开新婚丈夫，历经辗转才到达重庆，本想一展身手，结果却意外得了重病，不但没有为组织上分忧，反而给同事添了许多麻烦，这让她深感愧疚。而父亲逝世的消息，也让她情绪更加低落。
经过几个月的静心调养，龚澎的身体和情绪得以好转，而此时她也意识到一些异常。在和丈夫刘文华告别的时候，二人曾经约定每十天通一次信，就算信件在途中有所耽搁，也不会相差太多。
但此时距离刘文华上次来信已经过去了几个月，而且重庆和八路军总部之间的通信一直都很正常，并未中断。之前很多女孩子还经常问她们夫妻谈恋爱的事情，喜欢开玩笑，但最近没有人再向她问起过刘文华的消息，她有点不好的预感。
于是她开始主动给刘文华写信，询问情况，但均未得到回信。后来，她便直接写信询问周恩来关于刘文华的情况，周总理见此事已经瞒不下去了，于是便将实情告诉了龚澎。
这对于龚澎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年仅二十余岁的龚澎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对于她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使她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
这种情况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残酷的，不过龚澎在低沉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坚强地站了起来。尽管丈夫已经牺牲了，但她不会忘记他们之间对于革命、对于爱情的誓言。他们的感情和婚姻是革命和国家命运绑在一起的。
随后，龚澎便将全部的感情和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当时龚澎在重庆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并且还兼任翻译工作。
为了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龚澎将我党众多新闻稿和文章翻译成英文，向全世界传播。
其中，毛主席的《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一大批著名文章，都是由龚澎翻译完成的。
龚澎在重庆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的记者，而同时他是周恩来的媒体联络员以及我党的新闻发言人。
由于经常在周恩来的身边工作，随时接收总理的指示，龚澎也从总理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匪浅，龚澎也在不断的提高自己。身边很多同事，甚至国民党一些官员，都感慨龚澎的身上越来越有周恩来的风格了。
忙碌的工作让龚澎变得充实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也会想起刘文华，想起他们一起在黄土高坡上畅谈理想的时刻。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龚澎在重庆又遇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乔冠华。
乔冠华很有名，在到达重庆之前就是全国有名的大才子，连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非常欣赏他的才华。来到重庆之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他负责《新华日报》国际新闻方面的工作。
由于龚澎和乔冠华是对外工作两个负责人，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讨论、配合工作，慢慢地二人便产生的微妙的感情。
那时刘文华牺牲已经很久了，乔冠华来到之后和龚澎的配合又非常默契。只是龚澎心中还是放不下刘文华，而乔冠华虽然才华横溢，但在感情方面却非常木讷，二人天天见面，天天在一起，却又得刻意保持距离和客套。
时间长了，不仅二人觉得有些尴尬，连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也都替他们着急。后来还是在朋友的极力撮合下，二人才戳破了这层窗户纸。
1943年底，龚澎和乔冠华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喜结连理，并且这又是一个简单的婚礼。他们的新房就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都见证了他们的婚礼，并且为他们送上祝福。
从此以后他们在生活上是夫妻，工作上是同事，配合也更加默契，成为一对令人羡慕的革命伉俪。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是在三年内战时候，革命工作都是艰苦而有风险的，但龚澎和乔冠华从来都不曾被困难和危险所阻，屡屡都能出色的完成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外交局面，为了打破僵局，周总理亲自挂帅兼任外交部长，并率领一众精英硬是在重重封锁之下，为新中国打开了外交局面。
外交部成立之后，乔冠华任外交部副部长，龚澎任新闻司司长，也就是外交部的主要新闻发言人。
龚澎是当时外交部第一位新闻司司长，并且也是职务最高的一位女性。女性工作人员在外交部所占的比例很高，如何领导并锻炼这些年轻的女同事就成了龚澎义不容辞的责任。
外交部当时有很多女翻译、秘书有问题都喜欢向龚大姐请教，龚澎也从来都是有问必答，耐心指教，如果遇到连她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她还会主动去请教周总理。
在周总理领导的外交历史中，日内瓦会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龚澎也两次随团参加了国联大会。
日内瓦会议不仅是新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机遇，也是打开局面让国际社会更加清楚认识新中国的重要契机。
按照国际惯例，在休会期间，各国使团都会举行一些活动，并私下与其他使团进行沟通、联络，甚至协商一些重要的协议。
周总理非常重视这种机会，于是让中国使团也要多举办一些类似的活动。在一次中国使团举办的冷餐会上，各国媒体记者纷纷前来参加。
他们有的是出于对这个新兴国家和政党的好奇，有人对毛泽东和周恩来感兴趣，也有人是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西方阵营的一些媒体就是为了伺机找到一些漏洞，专门报道对中国不利的新闻。
当时西方阵营攻击和抹黑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就是女性权力和地位，尤其是旧中国女性裹脚的陋习被他们大书特书。
当龚澎盛装出现在宴会上的时候，让各国记者为之惊叹，其中有很多记者和龚澎都是在重庆时的老朋友。
当然他们也不忘想出一些难题来刁难，其中有一位记者就刻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询问关于中国女性裹脚的问题。
龚澎面对这种伎俩已是见惯不怪，于是便让中国代表团所有在场的女性都站出来走了一圈，一面向这些记者们展示一下新中国女性的风采，一面让他们看看是否还有他们所说的“裹小脚”。
当事实摆在面前时，那个提问的记者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尴尬，同时也向全世界说明了中国女性裹小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日内瓦，龚澎成为了继周恩来之后，中国外交代表团的第二张名片，就是从那时起有人便称她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
龚澎在外交部担任新闻司司长长达十四年，期间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长期紧张繁重的工作，放龚澎的健康受到了影响，1970年，龚澎因突发脑溢血而突然昏迷，数月之后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56岁。
龚澎发病之后，乔冠华就一直守在她身边，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尽管多年来夫妻二人都在一起，但基本上都是为了工作。他们曾经约定等有了空闲就带着孩子去旅行，去游览大好河山，但可惜他们却从未有过真正的空闲时光。
龚澎逝世之后，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元帅都深感悲痛，表示中国外交事业上损失了一员大将。龚澎同志为了国家和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后辈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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