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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值得译的。伟大的诗作永远经得起种种变形，种种翻译。若不能，也就大约距离僵死不远了。
——艾略特·温伯格
电影《第一炉香》剧照（来源网络）
张爱玲（原著）、王安忆（编剧）、许鞍华（导演）、杜可风（摄影指导）、坂本龙一（音乐监制）、和田惠美（服装指导），再加上马思纯、俞飞鸿、彭于晏、张钧甯、范伟、梁洛施……电影《第一炉香》完美地解释了如下定律：把所有好的要素相加，最有可能的是一部烂片。这个定律不适合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另有规律），但适合电影《太平轮》。
电影《第一炉香》主创团队（来源网络）
电影《第一炉香》的问题，不是出在加法不对，而是出在其中一个加数，这个加数指的不是最多人诟病的马思纯，而是最多人为之疼惜的张爱玲。
20世纪中国，文学界拥有最多粉丝数的当属以下三人：鲁迅、金庸、张爱玲。他们分别占据三个世界的文学高峰。鲁迅是精英世界的旗帜，金庸是江湖世界的老大，而张爱玲则是外主流世界的顶流。
自左至右：鲁迅、金庸、张爱玲（来源网络）
用传播学视角观察文学，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它有意思到甚至可能改写文学史。比如，判断一个作品是否不朽，不是看它所谓艺术性有多高，而是看它传播力有多强。
检验官是两个“老千”，一个“千”是千万人，另一个“千”是千百年。后者是最了不起的“文学判官”。传播千万人容易，传播千百年太难，活个十年就了不得了，谁经得起千年的折腾？
即使对传播学最不屑的文学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一部作品连一个人都传播不到，那它艺术性再高，艺术生命力也等于零。因为它至少要传播到一个研究者眼里，否则，它除了作者，千百年下来，连一个读者都没有，谈何研究？它一出生，就已经死亡。
决定作品命运的是传播——不管是大众的传播，还是时间的传播，抑或是诺贝尔奖评委的传播。
优秀的历史学家与杰出的历史学家是有区别的，优秀的历史学家善于发现新的证据，并善于利用已知的证据来验证历史或解读历史。而杰出的历史学家还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我为什么会看到这些证据？这些证据是何以传播到我的眼前？它们凭什么可以让我看得见？
同样，不同于优秀的文学研究者，杰出的文学研究者也会进行这样的“传播学”追问。有意思的是，当文学研究者从文学的本体追问延展到文学的传播学追问，表面上看，他离文学的本质越来越远，但更有可能的是他离文学的本质越来越近，因为一位文学研究者一旦开始思考文学的传播，他就无可救药地陷入了对文学艺术魅力的永恒探寻。
伟大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会发出光芒。光就是一种传播！对个体而言，这束光是否可以穿越你的眼睛深入你的骨髓？对空间而言，它是否可以翻越语言的篱笆而穿越国界？对时间而言，它是否可以无视任何媒介的障碍，穿越千年照亮你的眼眸？
真正的伟大，不是迎合微信的逻辑或是抖音的逻辑，而是任你换了什么电脑或什么手机，你在中秋夜键盘里敲下都是这五个字：“千里共婵娟”。
所以，检验一位作家的伟大，可以看他的传播力。除了“传播多久、多远”这样的大主题外，有两个指标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跨界，一个是跨媒。
先说跨界。
跨界最有影响力的首推鲁迅，鲁迅的影响力是改变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就是教科书，鲁迅是进中国教科书最多的作家，他塑造的是一代代的国民精神（鲁迅也是屈指可数能够进入日本教科书的中国作家之一）。金庸再火，张爱玲再牛，也只能在中国教科书前望洋兴叹。金庸一直在教科书领域试图闯关，但至今只可以进入读本，却无法成为课文。而张爱玲，就更不用说了。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教材把关人的原因，跟作品无关。但把关人是客观存在，归根结底还是作品属性的问题，作品有没有“闯关”把关人的传播属性？这是症结所在。当然，你若说，不稀罕进教材，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跨界最受欢迎的是金庸，鲁迅的文字，会止步在一定文化层次，在引车卖浆的受众群，金庸的市场肯定更大，张爱玲也没办法比。
但张爱玲在两岸三地小说家的影响力（指的是渗透到作家作品里的影响力），可能无人出其右。有的作家在大陆有影响力，有的作家在港台有影响力，但若指跨越大陆或港台在同行形成广泛影响力的作家，提及张爱玲，再比她高的就会越过现当代作家，直接追到曹雪芹了。不要以为同行好影响，文学界可不比科学界或社科界，要让作家口服心服的作家寥若晨星。有关张爱玲的影响力，可参阅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一篇文章：《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与“张派”作家的超越之路》。
在跨越国界方面，鲁迅在世界、尤其在日本的影响力中国现当代作家无人可比。金庸、张爱玲的影响力随着华人华侨的迁徙无远弗届，但仍然逃不了华语圈的魔咒。金庸、张爱玲在华语圈越火，就越衬托出在非华语圈粉丝群的不成正比。且不说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海明威在中国的传播力，就是福尔摩斯在中国粉丝数的爆红，也反衬出金庸、张爱玲在英美粉丝数的凄美。
电影《第一炉香》剧照（来源网络）
对一个作家的本质认识，可能要走到其影响力的边界才能更好理解。搞创作的，做电影的，研究讲好中国故事的，如果不搞懂鲁迅、金庸、张爱玲的传播特性与传播受众的边界，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
鲁迅、金庸与张爱玲的粉丝相加，将覆盖中国99%的人口。所以我说，读不懂鲁迅、金庸与张爱玲，就读不懂中国。
再说跨媒。
在《观看王维的19种方法》一书中，艾略特.温伯格开宗明义：诗是值得译的。他的信念是：“伟大的诗作永远经得起种种变形，种种翻译。若不能，也就大约距离僵死不远了。”
“经得起”——是正话反说。质言之，伟大的作品恰恰体现在它可以被不断地被改编，甚至不断地跨媒介生存。你只要看看莎士比亚400年不断被改编的历史，你就知道为什么莎士比亚是戏剧界的珠穆朗玛峰？你只要看看《雷雨》还在不断地被改编，你就知道曹禺在中国戏剧界的地位。
无论是鲁迅，还是金庸、张爱玲，门前永远排满着前赴后继的改编者，但被改编的命运却是不一样的。鲁迅作品的改编，极少出挑的；金庸作品的改编，太多上位的；而张爱玲作品的改编，不乏跑调的。
鲁迅作品的改编，失败的概率极低，但眼睛一亮的凤毛麟角。改变鲁迅作品，很容易拿及格分，电影《阿Q正传》《祝福》《伤逝》，原著的厚重摆在那里，只要忠实原著，差不到哪里。争议者寡，中规中矩者众。
金庸作品的改编，走红的概率极高，借势上位很容易。电视台的购剧部门都有一个不成文的“成见”，不管谁翻拍金庸，即使骂声一片，收视率是没有问题的。到了自媒体时代，你就是专门借金庸说事，也可以搞一个自媒体顶流。
而张爱玲作品的改编，反差性极大，大起大落，看缘分，还看运气。不仅看人，比如李安的《色戒》，就夺了彩头；还要看运。同是许鞍华，1984年拍《倾城之恋》，那是“十三学得琵琶成”之前；1997年拍《半生缘》，则“一曲红绡不知数”；到了2020年拍《第一炉香》，就“门前冷落鞍马稀”了——整一个“琵琶行”里“琵琶女”的身世起落。
鲁迅的伟大，在于任你如何改编，我自岿然不动。金庸的伟大，在于助你更好改编，仿佛如有神助。而张爱玲的伟大，在于看你怎样改编，得失一念之间。
一个是高山之巅，仰之弥高。一个是巨人之肩，成人成己。一个是在水一方，可遇不可求。
电影《第一炉香》剧照（来源网络）
电影《第一炉香》，主创中所有的人都被骂，唯一不被骂的是原著张爱玲。其实，反过来也可以这么理解：真正的原因出在张爱玲身上。张爱玲是一个魔咒，其捉摸不透的作品，正如其捉摸不透的人生。打开书懂了，合起书又不懂。王德威曾经喊出“谁怕张爱玲”以激励大家走出张爱玲并超越张爱玲，但真的有人怕张爱玲。谁怕？许鞍华、王安忆……所有的改编者都怕！
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不仅经得起“误读”的种种折损，而且其伟大恰恰成就于层层“误读”。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说不尽的《红楼梦》……，这些格言名句，一再告诉我们：伟大不等于误读，但没有误读，一定没有伟大。
致敬张爱玲，也致敬许鞍华。她用对她的“误读”，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她”。
所以，还是可以走进电影院，不管用赞美还是骂声，表达对电影人努力的一种敬意，并把它回向给张爱玲。
本文首发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邹振东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厦大邹振东（xdjszzd），转载须联系授权。
原文链接：传播中的鲁迅、金庸与张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