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丹(皇帝不叫我)
第一，从椅子到亲生儿子
公元1367年(吴元年)，朱元璋自称吴王。
这年年底，他开始筹备建国大典，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他给渡江以来所生七子正式定名，分别取名朱标、朱樉、朱棡、朱棣、朱橚、朱桢、朱榑。明太祖一生，共生了26位皇子。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困守江北和州的朱元璋，率部横越长江，向江南发展，先后占领采石与太平路（改太平府，今安徽当涂）。“渡江之役”是朱元璋事业发展的关键转折，之后他迅速摆脱寄人篱下的困境，队伍独立壮大，成为南方实力最为强大的诸侯。
渡江时，朱元璋28岁，已娶有多个妻妾，其中一位有孕在身，就在渡江三个月后，在太平府为朱元璋生下第一个儿子。
“太平”诞麟儿，真乃佳兆！当时元军猛力反扑，朱军后路断绝，形势相当危急。可此儿一来，旋即转危为安，并于次年攻占元朝在江南的重镇集庆路（即南京）。此子深得其父之爱，朱元璋称王，他是世子，称帝，他是太子，如果不是死在老父前头，朱标定然是大明的第二位天子。
朱元璋生儿不算晚，生的也多，从1355年渡江到1368年开国，共得七子。这14年正是朱元璋打拼江山的关键时期，可孩子们都还小，帮不上忙。
儿子长大需要时间，在此之前，朱元璋先收了一些养子。
在主公与臣属的关系之外再立一个“义父子”的名分，在元末群雄中是普遍现象。朱元璋的结发妻马氏就是他恩主郭子兴的义女，有这层关系，朱元璋才以主帅义婿的身份进入郭家军的领导核心。朱元璋所收养子非常多，有史可查的就有二十多人，如保儿（李文忠）、驴儿（朱文正）、周舍（沐英）、道舍、柴舍、马儿、金刚奴、王驸马、也先、买驴、真童、泼儿等；就是他的骨血至亲李文忠（外甥）、朱文正（侄儿），也要在舅甥、叔侄关系之外，多添一个义子的名号。
朱元璋以养子作监军，监督大将，“义子至，如亲身至”，对他驾驭大将、控制军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到大明开国时，养子多死，亲生子也渐渐长大，于是在建国的第三年（1370），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将他的孩子全部封王，最小的还不满周岁。
（创业！奠定大明王朝的各项制度，这被称为“开国规模”/皇帝不称朕）
二、众建亲藩，收夺天下之权
洪武三年（1368）大封诸王时，虚岁十一的四皇子朱棣，被封为燕王。朱棣有无雄才大略，这时还看不出来，但朱元璋以燕为其王号，以北平为其封国，已露出将来派其守边的意向。十年后，21岁的朱棣正式就藩，成为北方拥有强大实力的雄藩之王。
自朱元璋在南京立稳脚跟，就开始扩充他的后宫。他一生纳妃四十多人，生子26位，除长子朱标立为储君外，其余23子都被封到各地封藩建国（有两子夭）。
“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朱元璋在封王诏中说。
他在设计“封建制度”时，显然更欣赏周代的模式，而不是汉、晋模式，汉、晋皆行分封，却与不封之秦一样不免于“速亡”的命运；朱元璋从既要“封”又要长久的目的出发，自然认为享祚八百年的周模式是最佳的。
实际上，朱元璋的认识非常狭隘，他没有看到，秦废分封，代表的是中央集权和君主独裁的大趋势，他本人既要不遗余力地收揽天下大权，同时又众建亲藩，授予王子们巨大的方镇之权，此举不啻南辕北辙，必然在朝廷与藩封间产生不可化解的矛盾。周代诸侯的强大，直接导致周王室的衰落，朱元璋心目中最佳的分封方案，根本达不到令帝业永固的目的——这在他身后很快为燕王的反叛所证明。
事实上，朱元璋一手设计的分封不可能做到与周代一模一样，朱家诸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也不能自辟官属，与周代诸侯在封疆内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只向周天子承担有限的义务大为不同。
明初的分封，主要意义在军事方面。朱元璋说，“以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岁操练军马，造作军器，欲为防边御寇，以保社稷，使帝业万世固”。
正是在“朕以御虏付诸王”思想的指导下，洪武五年在每位王府下设三护卫（一个卫的满编兵力是5600人），赋予将承担大任的诸王以兵权。亲王之国后，得“理”都司、行都司及诸卫军务，平时练兵备边，遇有征伐，即节制沿边士马，朝廷官军与护卫兵马，皆从王调遣。
当洪武中期朱家王子纷纷之国的同时，朱元璋开始大兴党狱，对勋臣宿将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整肃。就在燕王就藩的这年年初，丞相胡惟庸等大臣被杀，宰相制度也一并废除。这不是巧合，在权力的盈缩、收受间，正体现了朱元璋通过分封亲藩收揽天下大权的微妙心理。
亲王的封国，腹里要地（如开封、成都、兖州等）有一些，但主要集中在南北边疆，尤其是面临漠北军事威胁的万里北边。从辽东到甘肃一线，布列了辽、宁、谷、代、沈、庆、肃等王，这是国防第一线；在其后方，是秦（西安）、晋（太原）、燕（北平）等王，是为第二线。秦晋燕都是年长王子，分封较早，新封辽、宁诸王皆是其幼弟，可见王国守御是向前推进的。这些守边之王，统称为“塞王”。
塞王们在各自的封国里，统领兵马，节制大将与文武守臣。朱元璋通过在沿边设立塞王，完成了对边地统治体制的转型，将过去的“总兵守边”转变为“塞王守边”；在内地则择要地建藩，以为镇戍——与外姓臣子比起来，还是朱家自己人可靠哩！
（皇朝权力的中心：紫禁城/皇帝不称朕）
三、自私狭隘的分封设计
正统六年（1411），封在湖广安陆的梁王朱瞻垍死了，因为没有子嗣，梁国除封。梁府宝藏五千余件，全部陪葬王墓。安陆富庶，先后封了三位亲王，除了梁王，还有郢王朱栋、兴王朱祐杬；安陆所属的德安府，也封了两王：岐王朱祐棆、寿王朱祐木耆[A1] 。这些王爷，寿命皆促，薨后国除，生平留下印迹甚少，死后巨大的财产无人承继，随之埋入墓中。他们就是无忧饮食、安享富贵的一群行尸走肉。
“孩儿”之用，从创业时的义子监军，到开国后亲王典兵，节制文臣武将，其思路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对外臣的极端不信任。
然而，心腹监军有利于加强皇权，亲藩手握方镇大权，却必然削弱天子权威，形成尾大不掉之弊；朱元璋大封亲藩，将天下大权尽可能集中在朱氏一族之手，却也严重损害了大宗（嫡嗣）的权利，这与其强化皇权的努力简直背道而驰——他死了才一年，燕王朱棣就发动“靖难之役”，经三年鏖战，最终小宗（朱棣一系）篡夺了大宗（长房嫡子朱标、朱允炆一系）的继承权。
汉晋立国之初，天下未定，皆大肆封王：西汉大封刘姓王，是为夺异姓王之权，晋武帝司马炎大封本系之王，是为夺三代旁系亲王之权，唯独朱元璋在天下承平之时大封亲子为王，是为夺臣下之权。
建文帝朱允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开始削藩。然而削藩之策损害了全体宗族的利益，他也在这场惨烈的家族内乱中遭到众多亲贵的背叛。这是建文帝失败的重要原因。朱元璋异常重视敦“亲亲之谊”——在他亲手拟定的“祖训”中，有着许多罗曼蒂克的畅想——他却忽视了，汉七国之乱、晋八王之乱，都是亲族内讧，当他嫡庶无别地赋予所有宗室平等权利时，他种下的这棵大树，从根儿上就歪了。
唐人颜师古注《汉书·窦婴传》，对“宗室”的解释是，“帝之同姓亲”。与前代一样，明朝对宗室实行豢养政策，而待遇更为优厚。
明代的分封是这样的：
皇子除一人为储嗣外，余封亲王（女为公主）
亲王之子，除一人为世子外，余封郡王（又亲王女为郡主，郡王女为县主，孙女为郡君，曾孙女为县君，玄孙女为乡君，婿皆为仪宾）
郡王之子，除一人袭王爵外，余皆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
看！只要是老朱家的子孙，不管支系离本宗有多远，起码都有一个“中尉”做，同时依照爵级，吃到一份不错的“铁杆庄稼”（女儿也一样，郡主的禄米达八百石）。
除了岁禄，宗人还享有冠带、养赡、婚丧、赐田、第宅工价等各种福利——“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明史·诸王传》）。
朱家“之谊”，还滥及王亲，如王妃父与世子妃父都应授官，王妃与将军夫人的娘家，还可以得到差役的优免。不仅姓朱的不分男女白吃，就连朱家女婿（公主之夫称驸马，其他一概称仪宾），也吃一份禄米，万历朝大学士李廷机感叹说：“（宗禄）滥乎仪宾，数半宗室，则其食禄也亦半之。”
朱元璋对儿孙的照顾，事事从优，无所不至。司马光说：“自唐末以来，王公以下不复承袭。”唐宋以来的趋势是，宗室之爵不再世代承袭，皇子也并非一概封王，就是封王，“迁转亦有次第，不遽封也”。可是明代的分封，全是一步到位（如皇子十岁就封亲王），而且宗支远近与嫡庶，享有平等的继承权。不管生子多少，都照样封，这才有了晋藩庆城王生子一百，九十九子受封镇国将军的怪现象。
承袭应降等，这是累朝通例。以清代为例，除军功封爵可由嫡长子承袭原职外，其余诸子一律分别嫡、庶，降等袭职；非军功封爵者，嫡长子亦降等承袭。这样愈往后，有爵宗室人数愈少。如顺治时，有爵宗室约占同辈男性人口总数的50%，到乾隆时，就只有9%了。清代有爵宗室与一般宗室的待遇差别很大，前者年俸平均为3600两，后者只有36两。而明代宗室全为世爵，又无降等之例，有爵宗室越来越多，久之，哪里招架的住！
朱元璋让所有子孙都戴上“铁帽子”，白吃白占，世世无替，这真是一种极其自私的制度！朱家子孙岂不欢喜？
（大明的“臣子”，如今只剩下陵寝里的石人了/皇帝不称朕）
四、“藩禁”：优待与禁制并行
崇祯九年（1636），天下大乱，烽烟四起。七月，清军入关，京师戒严,封在河南南阳的唐王朱聿键忧之，“上书请特奉敕收诸寨义勇以靖乱”。王心一片赤诚，挺身而出，不料廷议却以“非所当言”，从叛例，发凤阳高墙圈禁。王子“忧国”，竟然违法了！
对朱元璋制度设计的错误，建文帝首先进行了矫正，下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王府官也不准兼任地方职务，从而斩断了亲藩干政的渠道；作为这一错误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篡逆者朱棣“心知其弊”，他登基后没有成为旧制的维护者，继续对之进行矫正。所有这些矫枉之举，都集中在政治方面，永乐以后最大的变化，是宗室失去了“事权”，但相应的经济待遇不变。宣德后，“藩禁”愈严，封建制度已尽失朱元璋分封的本意。从此大明的天潢贵胄们，“食禄而不治事”，徒为一个坐食无聊的寄生阶层——欢喜乃转为悲歌！
明代针对亲藩的种种限制和防范措施，通称为“藩禁”。对宗室来说，禁制与优待并行，主要包括：
1、入仕之禁
顾炎武说：“汉唐之制，皆以宗亲与庶姓参用，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朱元璋并不禁子孙出仕做官，《皇明祖训》规定：“凡郡王子孙，有文武材能堪用者，宗人府具以名闻，朝廷考验，换授官职，其升转如常选法。”可是汉王高煦之变（宣德元年）后，“当时大臣倡为疏忌宗室之说，遂废出仕之令”。
唐宋以来士人出仕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考诸前史，以公族应制举入仕者，代不乏人”（康熙语）。宋代对宗室防范加严，“一概废而不用”，到了北宋晚期，准许宗人入试，南宋时宗室通过考试登仕者尤众。但在明代，这条道路是被堵塞的。
宗室既不能由宗人府推荐做官，也不能像普通士人那样，通过读书中举做官；不单不能入仕，就是上言时事，也是有罪的，可能会像唐王朱聿键那样，遭到黜为庶人、禁锢高墙（宗室监狱）的风险。
2、四民之禁
“四民”者，士农工商等“百业”的代称。入仕之禁，将广大宗室排斥在统治集团之外，而四民之禁则将全体宗室阻断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
此禁的目的，本是为了“天潢”的体面，也是为了防止宗室利用特权，与民争利。但宗室既不能读书应试，又“不得种田纳税，商贩营利”，只能被包养起来，“不农不仕，吸民膏髓”，成为无用之人。
3、上京及出入之禁（“城禁”）
明代皇子稍稍长大，就要离开北京，到封国居住。祖制规定，诸王可轮流上京朝觐，但宣德后就不再准宗室来京了——此后诸王朝觐者，仅襄王朱瞻墡一例。弘治中，皇太后因思念儿子崇王朱见泽，欲召之来京一见，竟不可得！
祖制还规定，“亲王在国，讲亲亲之义”，允许三五年或十年互访一次。可宣德后，诸王兄弟也不准来往相见。襄王瞻墡在正统元年由长沙徙封襄阳，经过湖广安陆，“见其弟梁王瞻垍，流连不忍去，临别痛哭，谓此生不得复见矣”。母子兄弟不得见，这样的禁令是非常不人道的，所谓“亲亲之谊”，也是虚假的。
诸王在国，处处受到限制，处于地方守臣的严密监视下，就是出城郊游、祭祖，也须先行奏请，私行便是违制。天顺时，英宗特准襄王每岁秋冬之际，出城游赏三五次，已是极大的恩例——“城禁”实际上是对无罪宗室终身性的人身禁锢。
4、婚姻之禁
国初，天潢多与勋贵联姻，虽然从洪武末年，皇子已多从低秩武官之家选妃，但直到永乐时，宗室与勋贵结亲者犹多。可是从宣德朝开始，宗室男女就只能从普通官民之家，即所谓“良家”选亲了。这使得明朝的外戚和“王亲”具有平民化的特点。
针对宗室的禁令还扩及到“王亲”身上，比如王亲不得任京官，王亲居官者禁与缔姻宗室同城，王亲禁掌兵权等，到正德四年（1509）更颁布定例：“今后在外的官不许与王府结亲”。
以上一系列“藩禁”，如来朝有禁，出城有禁，入仕有禁，越关有禁，王亲有禁，以及宗室不得从事四民之业，婚丧名封必请于朝而后行，王府官不得外转等等，“法网之繁”，无以复加，都是在“优礼”宗室的同时，强加给他们的制度化约束，实际上是对高贵无比的“天潢”群体的歧视。
五、明代宗藩政策的困境
燕王朱棣起兵之初，设计挟持了十七弟宁王朱权，为笼络他，许诺事成后中分天下。可朱棣夺位后，朱权却遭到猜忌和监视，还被改封到南昌，被迫韬晦以避祸。朱权之孙朱奠培在位时，与朝廷及地方守臣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从几代宁王与朝廷的恶劣关系来看，第四代宁王朱宸濠的反叛，倒不是太突然了。
针对亲藩的苛刻禁令，无论对广大宗室还是明代社会，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它首先激化了朝廷与各地亲藩的矛盾，燕王一系本就是篡逆起家，他在掌握政权后，却一步步加紧对其他亲藩的迫害，这在道义上很难站住脚。嘉靖以前，多次发生亲王、郡王级别的宗室叛乱，特别是到了王朝中期的正德年间，宁夏、南昌两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的亲藩叛乱，其中宁王宸濠之变尤为典型。宸濠的多位祖先，是皇权迫害的受害者，与地方守臣关系恶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宸濠之变”何尝不是宗室对无情皇室的反抗呢！
在宗室歧视政策下，朱家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除了“食租衣禄，坐靡国课”，无所事事，成了一个寄生阶层。他们既不能读书变化气质，又不能从事生产，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对于宗室婚姻（王亲）的限制，又使得“诗书故家、衣冠世族，俱不敢与王府结亲，恐为子孙之累，故各处王府夫人、仪宾，市井白丁、田野愚夫一例滥选，家教不端，守身不律，非惟不能导引宗室为善，反纵其为非，干犯宪典”。这些都使得宗室群体的整体素质低下，戾气很重。
虽然嘉靖以后，再没发生宗室反叛事件，然而庞大的宗室群体给国家带来的困惑与危机，却越来越严重。
由于朱家人生来就享有优厚的宗禄，各府大小宗人为了多求禄米，莫不广纳妾滕，广生子嗣，造成“天潢支派繁衍”，宗室人口剧烈增长，相较于国初，已“数百倍”。宗室众多，不敷供应。嘉靖末，“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到了万历二年（1574），才过去不到十年时间，“岁该禄粮可九百万石”——这还只是根据玉牒所载宗支员数做出的计算，尚不包括郡县主、君及仪宾，其禄米开支已超过国课收入约五百万石！
正所谓“百姓税粮有限，而宗支蕃衍无穷”，宗禄已成为难以摆脱的巨大负担，明人管志道说，“天下有三大忧，而宗室居一焉”，顾炎武也说，“中原有三耗，王禄一”。
明代中后期，财政危机严重，朝廷既无力保证宗人粮禄的供应，又绝其仕进之路，不准其自谋生路，导致大量“无名粮庶宗”衣食无着，落入饥寒交迫的地步。时人记载说：“庶宗蔓延，禄米渐薄，前进无路，暴戾愈张，每每见盈街满巷之恣睢狂逞也。”明代晚期，宗室犯罪现象日益严重。
朝廷想了许多办法，如减禄、限爵、限婚、严嫡庶等，还有官员提出更为大胆的建议，对部分“不系赐名授爵者，尽弛诸禁，听其士农工商从便为之; 其有文学才能者，一体应举入仕”，试图缓解这一矛盾。总的来说，就是为宗室“开其生路”。万历中，迫于日益严峻的形势，终于准许开宗室读书入仕之门，但仍不忘附带限制性条件，如宗室不得选除京职，不许掌兵——然中举者寥寥。
明朝皇室对他们的亲戚防忌如此，已完全背离了“太祖众建屏藩之初计”。
六、宗室的覆灭
明代人对本朝宗室人数的估计，最大的数字是“几百万”。这里的“几”，是接近的意思。明代玉牒上记载的宗室人数，根据隆庆、万历时期的奏议，约在三、四万人左右，但这只包括男性“有名封”（有赐名与赐爵）宗室，还有数量相当的女性成员，以及众多无名无封的底层宗人不含在内。现代学者以顾诚先生为代表，认为明末宗室人口应有二十多万。
在数量上空前绝后的朱元璋后裔，构成了明代的宗室阶层，可宗室没有成为明王朝统治的基石和骨干，二百多年里，他们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被当作政权稳固的潜在威胁，处处加以限制，同时他们又成为巨大的包袱，对明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拖累作用。待到亡国时，覆巢之下无完卵，大明宗室们不得不与王朝一起承受覆亡的悲惨命运。
明末的反抗斗争，直接目标是皇权，可是“天高皇帝远”，而皇亲却近在身边。明代皇子受封亲王者62人，建国者50人，所封王府分布在山东、山西、北直隶、河南、陕西、湖广、江西、四川等省，这些地方都是“民变”的主要区域（山东则是清兵的扫荡区）。自然，“反皇帝”最直接地体现在诛杀宗室上。
当明亡之时，姓朱已成为宗室的原罪，加上某些上层宗室横暴乡里，贪婪盘剥，“民怨已极”，这成为杀死明朝宗人的正当性理由；同时，诛杀亲藩也是反叛者表达与明朝誓不共戴天决心的最好方式，李自成攻下洛阳后，杀死崇祯帝的叔父福王朱常洵（最贵最近的亲藩），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凡农民军所过之处，宗室往往成为泄愤的对象，大量宗人遇害。如大同，“宗姓约计四千余”，“屠戮将尽”；成都陷，蜀王“合家被害”；兰州克，肃王“被执，宗人皆死”。类似记载不绝于书。
但如果说明朝宗室由此“屠戮几尽”，则言过其实。好比李自成对宗室就不是一味滥杀，他俘虏的晋王、秦王等，都未有加害，而是随带在营中。在动乱中遭到残害的，多是中上层宗室（王、将军等），这些人名头大，祖遗家产丰厚，目标又显眼（如矗立在城中通衢、规模宏伟的王府、将军府等），当乱民起、乱兵来时，自然最容易受到攻击。如大同经闯王之乱后，“各王府及有宗禄者，诛锄殆尽”，“所遗者唯穷宗数百余人”。“诛锄殆尽”并非指“有宗禄者”全被杀死，多数人应是弃家逃亡了。当时天下鼎沸，长江以南，到处是避乱的宗室，往南京一路，每天来船，不是流浪的王子（如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等），就是落难的将军。
拥有较高地位和较多财富的宗室，死亡较多。可是明末宗室的主体成员，是广大下层宗人。他们生活条件很差，空守着天潢的名号，却与常人无异，他们不会成为“流贼”的杀戮目标，后来也不成为清廷的剿杀对象。他们大多数人在入清后，成为普通的百姓——也由此解除了“宗室”名号带给他们的束缚。
清兵在崇祯年间三次入关，在畿辅、山东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劫掠，王府往往成为他们重点攻击的目标，大量宗室成员被俘被害。如崇祯十五年（1642），清军攻陷山东兖州府，将所获鲁王朱以沛及乐陵王、阳信王、东原王、安丘王、滋阳王等郡王，还有管理王府事务的宗室等官数千人，“尽皆诛戮”。
清兵入关后，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对其宗室的政策，也由杀戮改为“收养”。在进入北京的第二天（五月三日），摄政王多尔衮就传谕兵部，称“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不久再次重申，“朱氏诸王有来归者，亦当照旧恩养，不加改削”。其目的就是为了诱引朱氏宗王来降。
以上两道敕谕皆指“朱氏诸王”，对一般宗室，则由地方官“量给粮米，以资糊口”，或发到各村落散住，令其自食其力。
顺治三年（1646）二月，负责招抚江西的兵部尚书孙之獬奏：“江西故明宗室数千人，聚居省城，不无可虞”，请敕令镇守将领“驱治”之。多尔衮遂借此事，下令将“其宗室名色概行革除”，禄田、钱粮与民田一体起科，犯法者与小民一体治罪——一纸诏令，就将前明宗室名号连同一切特权，正式废除。实际上是通过“平民化”措施，将人口众多、分布极广的中下层宗室的问题一揽子解决了。
而对“诸王”级别的高层宗室，则突然由“恩养”转为人身消灭。
当年五月，北京忽传出“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此案导致鲁王、荆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位王子被诛。上年在杭州降清，被送来北京的潞王朱常淓，也在此时被害。事变后的第二个月，多尔衮传谕兵部，要求各省（主要是北方的山东、河南、山西）查明前明宗室的情况，并委拨官兵将诸王及其眷属护送来京。
随着清军向南用兵，在顺治三年到七年间，对前明宗室展开了残酷的屠杀。如三年，清军入广州，执绍武帝，杀故明藩王十五人于东校场；七年，在惠州诱杀六王，“凡诸王子在襁褓，及宗室女已嫁者，尽杀焉”！
这一时期，清廷已将明朝宗室作为一种隐患（他们多为南方反清势力所拥戴，成为“复明”的旗帜和象征，南明诸帝，原都是流亡的明朝王子，其中就包括那位因“倡议勤王”而被废黜禁锢的唐王朱聿键，他入闽后称帝，是为隆武帝），予以消灭，以故死者颇多。在严酷的环境下，许多朱姓人家被迫改姓逃亡。
明清易代之际，几十万朱氏子孙死亡流移，苦不堪言。
过去三百年，明朝宗室享有极高福利，却无法志高气扬，安享富贵，他们处处受监视，遭到与其高贵身份全不匹配的歧视，委屈难诉，抱负难开，许多人甚至衣食不继，最后一哄而散。朱家子孙的命运，实为一曲备受压抑、不得伸张的悲歌。
本文首发于《中国青年报》9月28日《文化地理》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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