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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热电影《我不是药神》前日正式公映后，仅用时20时29分累计票房（包括点映）就突破3亿。电影之外，“天价药”、“仿制药”的话题更是引发众多讨论。
电影中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德国药物“格列宁”售价高达4万元一瓶，而印度仿制的药售价仅500元，为了拯救众多白血病人，男主角程勇明知违法依然为病人代购药物。从人情角度，代购是为了治病救人，但从法理上讲，仿制药是盗窃别人的科研成果。
正版专利药和仿制药为何能有几十倍的悬殊，药物研发、生产、销售的哪一环使其有了这么高的溢价能力？“天价”专利药是否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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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专利药和救命的“假药”
“命就是钱”可以说是电影故事主旨的高度浓缩。
《我不是药神》中，程勇的原型是号称“中国代购抗癌仿制药第一人”的陆勇。他帮助白血病病友从印度规模性地购入靶向药物“格列卫”（电影中为“格列宁”）的便宜仿制药，因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销售假药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随后上千名病友集体写信请求对陆勇从轻处罚，最终检察机关撤回了对陆勇的起诉。
这件事助推了国家医保改革，2018年，已有19省市将“格列卫”列入医保报销范围。
这款“天价”药是什么来头？
抗癌药“格列卫”由瑞士诺华公司生产，是国际上公认的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和胃肠基质肿瘤的一线药物。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研制的小分子靶向药物，格列卫的出现，使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10年生存率从不到50%，增加到90%左右，并且大多数患者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
因为其独特性与价值，药物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自2001年被引入中国至今，格列卫的售价约为每盒2.3万元至2.5万元人民币。对与大多数家庭来说，每月一盒的药物用量是他们完全不能承受的，所以才有了电影中印度仿制药的流行。
仿制药是不是假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未经国家批准生产、进口即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处。
但从治疗效果上来看，仿制药是与被仿制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给药途径和治疗作用的替代药品。
今年4月，国办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指出，要促进仿制药研发，重点解决高质量仿制药紧缺问题。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事关人民群众用药安全，事关医药行业健康发展。
仿制药没有经过研发，直接使用了原研药的专利，优势当然是价格低。
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在执行药物保护专利，但印度政府几近“耍赖”地强制许可本国药企在药物专利期内仿制生产。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指当重大公共健康危机发生时——如传染病、发病率高的重大疾病，该国如果没有能力生产对应的药物时，可以通过法律框架和谈判，强行取得专利。也因此，影片中的程勇会是从印度代购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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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卫”研发50年，投资超50亿美元
医药圈流传着一句话：“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意思是指新药研发成本巨大。
公开报道显示，“格列卫”从研发到2001年获批上市总共经历了50年，公司投资超50亿美元。专利保护期是新药的保护伞。按照规定，新药在专利期内可以垄断销售，过了专利期因仿制药的出现，性价比就会大大下降。
有报道称，“格列卫”大火的时候，不少公司连仿制药都做好了，就放在仓库等着专利过期的那一天。2013年，因“格列卫”的专利权已经到期，国内企业江苏豪森药业的仿制药“昕维”获准上市，治疗效果差不多，价格却低得多，“格列卫”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受到明显冲击。因此，从药企的角度，必然要在专利期内赚取足够的利润，否则药企也很难有动力继续研发新药。
某药物研发服务平台创始人兼CEO张元（化名）表示：“天价药物的出现，研发本身的影响占60%，剩下的40%属于商业行为。”
据他介绍，高价的第一大原因就是研发人才缺乏，成本居高不下，效率低下，除了资金投入，还有研发周期，“从分子、到动物再到人体，抗癌药物平均研发成本超10亿美金，平均周期超10年，就我所知的周期最长的一款肿瘤药物研发周期长达30多年”。
同时，他表示，在专利期也会存在很多商业问题，基于专利药的独特性，在专利期内，每一家药企都是逐利的。
“站在药企的角度，企业投入巨大，可能投入和产出比不对等，它们会把整个营收规划在专利期内，如果不在这期间快速求得回报，一旦过了专利期，市场仿制的质量和速度都很快，各个国家审批的速度也很快，这样对药企本身也是不公平的。”张元说。
此外，在张元看来，药物价格高低是由产品价值与供需关系决定的，如果药品能解决的问题的价值大且需求高，市场是允许它价格高的。
他表示，国内药物与国际动辄十倍百倍的差别，有政府监管的相对缺乏、企业的逐利行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有需求。
长期关注医药领域投资的汇鼎基石投资管理合伙人何欣也认为，价格高是因为新药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尽管确实有回报率惊人的品种，但全行业来看，新药研发的IRR水平并非暴利。根据相关报告，2017年全球制药巨头在研发上的投资回报率约3%-12%。
她表示，成功上市一个新药的成本从2010年的12亿美元已经增加到2017年的20亿美元，周期在8-15年。
在专利期内，药品的定价有标准吗？
张元告诉新京报记者，定价需要向物价部门报批。作为抗癌药，如果新研发的恶物在市面上有参照，就可以有一个大致参照定价，但如果市场上没有同类产品、有唯一性的药物，它自主定价的能力就很强了。
所以，能够治疗慢粒白血病的“格列卫”因其唯一、价值大、需求量大，产生了老百姓望尘莫及的“天价”。
▲《我不是药神》中程勇原型讲述正品药价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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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不回研发成本，将无人研发新药
在影片中，研发出新药的药企成了“反派”。但药企真的该骂吗？
张元认为：“由于研发是根本，期待专利药和仿制药降到一样的价格是不可能的，没有利益的驱使，药厂就没有了创新的动力。”
他举例，去年很多人发现很多便宜的药买不到了，其实是因为药物便宜到药企生存不下来了，于是放弃了研发生产，像这样的情况受影响的还是老百姓，只能买高价药；同样的，如果都用仿制药不研发，也不会有医疗的进步，所以给药企利润空间和创新动力，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对于一些本身研发成本就很高的药物，如果价格与其他国家差异不太大的话，我觉得可以接受。”他表示。
在何欣看来，“研发成功一种新药的投入是巨大的，但仿制抄袭的难度和成本相对来说低很多。如果没有专利保护制度，仿制者就可以以很低的价格销售疗效类似的药物，原研药企在这样的低价下无法收回新药研发的成本，导致没有人愿意研发新的药物，最终损害的是所有患者的利益。”
同时她表示，专利保护的存在首先能保证不断有新药诞生，让曾经的不治之症不再不治，有经济承受能力的人早一点使用到新药，而让更多人在专利期结束后能使用到低价可靠的药品，最终让所有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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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平台、创新技术降低成本
专利药创新药高价是必然，那政府和市场能做什么？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在支持创新和研发专利的同时，一些在药物研发方面有所创新的公司已经开始行动，致力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天价”，平衡药企与患者的利益。
例如药物研究协同服务平台“药研社”，由公司承接药物研发订单，平台上的从业人员可抢单，系统进行精准匹配，协调监督整个研发过程。
药研社创始人兼CEO孙美林介绍，公司目前通过平台协同能够将研发成本降低30%，周期缩短20%。这样的模式从“天价”药的源头上作出探索，有利于降低价格。
复宏汉霖是一个医药研发公司，针对新药“天价”的问题，公司联合创始人、总裁兼CEO刘世高表示，“从中国市场的现状出发我们采取的战略是‘可负担的创新’，生产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高质生物药。”
在刘世高看来，要做到质高价优，唯一的方法就是采用创新技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复宏汉霖采用高表达的细胞株、自主开发培养基等办法来降低成本。
另外，在政府层面，张元认为，如果某种需求量足够大且价钱高的药物，政府可以代表民众跟药企谈判，此外，目前在国内鼓励生产的专利期结束后的等效仿制药，也能一定程度上解决价格过高的问题。但是要对仿制药加强质量监管，要做到“等效”或者“优效”，成分一样但是在有效性和不良反应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是不行的。
“无论如何，支持创新、研发，保护专利一定是应该坚持的原则，”他表示，“药品研发能力决定定价能力，在有还是没有解决方案面前，‘天价’就不叫问题了。”
他认为，未来，“天价”专利药的现象有可能改善，但完全避免不现实，这是研发发展周期中的必然的“阵痛”。
“别再碰假药了，专利药进医保了。”在电影的结尾，程勇出狱后，曹警官对他说道。这也是电影的最后一句话。医保，可能是促进二者平衡更有效的方法。
记者 唐亚华 编辑 魏佳
值班编辑 吾彦祖 花木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