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众号【血钻故事】
作者：左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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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揭开你的面纱，显露出你的娇艳；
面纱对你有何用处？除了掩饰你的赧颜。
——伊朗诗人，哈菲兹
阿巴丹纵火案
1978年8月19日，一名宗教恐怖分子，在一家伊朗电影院放了一把火，烧死了477人。
现场惨不忍睹，大部分烧焦的尸体停留在座位上。警察为了不让纵火犯逃走，愚蠢地封闭了出入口，救火队动作迟缓，赶到时，大火已经烧死了大楼里所有的人。
着火的地方，是伊朗南部油港城市阿巴丹的雷克斯电影院，死者大多为附近的油矿工人，当时正在放映马苏德·基米亚伊导演的《驯鹿》，一部批判国王的电影。
阿巴丹纵火案
伊朗国内反对派，将矛头指向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认为他不满人们看批评他的电影，才故意下令放火。国际媒体也听信这套说辞，把此案比喻为1933年纳粹策划的国会大厦纵火案。加上警察的愚蠢和救火队的迟缓，愤怒的人们相信，凶手就是国王无疑。
受害者的照片，登上了报纸和宣传册，一个个悲惨的家庭故事，激怒了国民，他们不愿意再对话，也不想再妥协，甚至不想再多了解真相，只想立刻把国王送上绞刑架。
真正的纵火犯，是一名盗窃犯和瘾君子，叫侯赛因·塔巴利扎德，以及他的三名同伙。犯罪之前，有人寄给他们一条女性内裤，嘲讽他们软弱，不敢起身反抗国王，因为此时的伊朗，除了阿巴丹外，其他地区的反抗早已如火如荼。塔是名宗教极端分子，常年受蛊于宗教仇恨思想，认为电影院等休闲娱乐场所代表堕落，于是从这下手。
纵火后，塔巴利扎德逃离了现场，后来向自己的母亲坦白了罪行，在一次打架斗殴事件中被捕。胆小怕事的法官，不敢说出真相，硬把这场大火归咎于国王的秘密警察，还说罪犯使用的燃料只有军队才有。更可恨的是，塔巴利扎德最后逃出了监狱，甚至向宗教领袖邀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群众的愤怒在燃烧蔓延，像大火一样停不下来。国王慌了神，与首相商议，让其辞职以安抚民众。换上来的新首相，认为示威者主要是保守的宗教人士，为了讨好他们，下令关闭所有娱乐场所，宣布重新使用回历。
但这些措施无济于事，示威游行已然失控。9月8日，星期五，示威演变成抢劫、杀人放火，安全部队举枪镇压，造成86人死亡，因此被人描述为“黑色星期五”，并引起新一波更剧烈的示威暴乱。9月10日，新首相不得不宣布对全国12个城市实施军事管制。
话说早在这年的1月，不满国王的示威游行，就出现了组织化的苗头，背后明显有严密精准的煽动，阿巴丹纵火案只是将暴乱推向了高潮。
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爆发于1月7日，在圣城库姆，6人死亡。
根据穆斯林的传统，人死后40天，亲人、朋友会举行悼念活动。所以第一次骚扰后的第40天，人们再次聚集，并再次游行示威，且造成了新的死亡，于是40天后，又出现聚集悼念、游行示威……如此恶性循环，没完没了，伊朗因此陷入“40天魔咒”。
尽管如此，1978年的春天，国王仍然坚信江山稳固如初，理由为：所到之地，到处都能看见夹道欢迎的人。美国情报局1978年初编写的情报也写道：“国王还可执政十年。”
但到了5月，学生罢课，巴扎商贩也跟着罢市了。软弱的国王当时也首选了安抚之策，先撤换国家安全部门萨瓦克的头目，然后在宪法日承诺，下届议会将举行自由选举。
可8月19日的纵火案表明，国王的退让，根本无济于事，骚扰背后的组织者，目的非常明确：要国王下台。
9月，驻伊美国大使沙利文向媒体放话：看来，穆罕默德·礼萨的王位保不住了。
火种
穆罕默德·礼萨，生于1919年，巴列维王朝第二代国王，老国王礼萨·汗第二任妻子生的老二，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但性格优柔寡断，没什么大才，如果不是生在帝王家，也就一般人。
礼萨和他第一任妻子埃及公主芙兹叶
穆罕默德·礼萨出生那年，英波协定签署，伊朗被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丢失军事和财政权。这激起伊朗人的满腔怒火，刺激了民族觉醒。当时的伊朗，处在腐败无能的恺加王朝末期，饱受英俄等列强欺负，国家分裂，民不聊生。
老国王礼萨·汗，还在俄国人控制的哥萨克兵团担任上校，两年后的1921年2月，他带领1200名群情激愤的士兵，前往德黑兰要军饷，顺便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1925年他废除恺加王朝名号，1926年戴上王冠，正式建立巴列维王朝。
老国王礼萨·汗，1874年出生于伊朗北部马赞达兰省贫苦的农民家庭，刚落地，父亲就去世了，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少年时出来赚钱养家，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是个文盲，14岁那年，经由表舅介绍，混入沙俄控制的哥萨克旅当兵。
一战期间，礼萨•汗因为骁勇善战而誉满全国，一路从军士提拔至校官。许多恶霸土匪光听他名字就脚打颤，人送绰号“礼萨·马克沁”，意思是他擅长使用老式的马克沁机枪。
礼萨·汗
在夺取实权后，礼萨·汗从俄国和英国手中收回了军事权，实行全民两年兵役制，壮大属于伊朗的武装力量，统一度量衡，扩大税源，并在南征北讨中击溃了分裂的割据势力。说他是现代伊朗的“立国之父”并不为过，戴冠为王也算水到渠成。
按照穆罕默德·礼萨的说法，父亲担任国王的投票，几乎全是赞成票，只有4票反对。这当然属于自吹自擂，并不真实。其实在王朝建立之前，冲突的种子就已经播下，并在此后贯穿始终，直至王朝覆灭。
1924年，废除恺加王朝的前一年，礼萨·汗曾提议成立议会制共和国，直接效仿西方的分权民主制。可提议被神学家们拒绝了，他们认为君主制要比权力分裂的共和国，更接近宗教“天国”。正是这一拒绝，迫使礼萨·汗自任国王，成立了新王朝。
可是他刚一登基，神学家们就不乐意了。原来，礼萨·汗虽是文盲，却极其向往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效仿他实施了一系列政教分离的举措。刚一上台，他就废除了神学家审查国家律法的权力，并鼓励妇女丢掉黑面纱。
1927年，礼萨·汗废止了一系列屈辱的“投降法”，取消外国人在伊朗享受的特权，但外国人不愿意服从伊斯兰法，所以他许诺实施一部西式民法。可这一措施，遭遇教会强烈对抗，引发了长达7个月的全国总罢工。
为了安抚宗教势力，礼萨·汗派妻子去圣城库姆充当调解人，但差点被神学家们杀死，不得不发急电向丈夫求救。老国王怒了，带着军队镇压反抗，无视伊斯兰教戒律，穿着马靴跨入清真寺，用手杖抽打阿亚图拉（高级神学家）。
就这样，王朝与教会的梁子算是结下了，二者的紧张关系始终未曾缓和，国王穿着马靴跨入清真寺的形象，成为强权的象征，刺激着一波又一波什叶派信众投身反抗洪流。
所以说，1978年由极端宗教分子推向高潮的示威暴乱并非偶然，王朝诞生之初，甚至在王朝诞生之前，宗教和王权之间冲突的火种就一直存在。
在1927年那场反抗浪潮中，有一粒火种后来烧成了燎原之势，成为1978年骚乱的精神导师，这就是当年才25岁的霍梅尼。
白色革命
为什么是1978年阿巴丹纵火案，将反抗浪潮推向高潮呢？说起来是有几分意外的。
阿巴丹是伊朗最大的港口城市，石油的集散地，国家石油公司、世界最大炼油厂的所在地，一战和二战期间兵家必争之地，一座西方人投入重金打造的工业城市，最西化也最国际化。而巴列维王朝又恰是西化国际化的积极推动者，换句话说，阿巴丹应该是国王民意基础最坚实的地方。但偏偏就在这里，他的声望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70年代的阿巴丹、阿巴丹炼油厂
这说明，王朝末期，不仅教士反对国王，恐怕连那些认同西化的人也开始反对国王。
但谁能想到呢，就在纵火案发生的7年前，伊朗还一副太平盛世的样子。
1971年，在波斯波利斯遗址，国王花费巨资纪念波斯帝国诞生2500年，宣示伊朗复兴了波斯帝国往日的荣光。当时伊朗，何等风光，简直举世瞩目。
庆典邀请世界各地60多位政要参加，包括美国的尼克松、英国王子菲利普和查尔斯、南斯拉夫的铁托，还有中国特使郭沫若（中途生病，未能成行）。
设计师用了37公里真丝搭建了一座嘉宾居住的帐篷城，5条大道连接起50个小帐篷，最大的帐篷长68米宽28米。每个帐篷都有两间卧室、两个卫生间，外加工作室和会议室，还有专门的侍从。《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帐篷如同小别墅，非常精美，好像从装饰杂志直接搬下来的。庆典因此被称为“百万富翁的露营”。
巴黎的马克西姆餐厅停业两周，专程来负责宴会美食。国王还专门修建了机场，以及一条1000公里的公路，还从国外运过来大量和平鸽。
1971年庆典
为了这场庆典，国王一共花费了3亿美金。可站在电视机旁观前的伊朗人，却普遍觉得国王不知人间疾苦。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大型的抗议浪潮已经出现，且有暴力冲突，主要由左派游击队和穆斯林组织带领。但就像1978年国王还感觉江山固若金汤一样，彼时的他更没把抗议游行当回事。
当时的巴列维王朝，逐渐收回了大部分被列强掠夺的权益，并培养了大量本土的石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不必害怕西方国家撤资撤厂，可自主挖石油、炼石油和卖石油。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在欧佩克部长会议中，伊朗最早提议，将石油价格提高至每桶11.65美元，要知道，1971年每桶石油才2.18美元，1970年才1.8美元。同一年，穆罕默德·礼萨还宣布，废除与西方签订的所有不平等石油买卖协定。
1975年，伊朗整年的石油收入突破200亿美元，相对于1964年的5.5亿美元，10年增长了40倍。期间，伊朗经济增速维持在7%-8%，人均GDP达1.6万美元。
可以想象，当时国王何等自信，伊朗不再受制于西方，反而有能力反制西方。美国总统尼克松以私人名义致信国王，指责他将石油价格提太高，扰乱了世界经济秩序。国王不仅不示弱，反而硬怼回去。
有如此成就，当然主要得益于伊朗拥有石油这种资源，但部分也得归功于1963年国王启动的白色革命。这场革命，将90%掌握在大地主手上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原来收入低微，专门给大地主打工的农民被解放出来，走向城市，满足了急速工业化的需求。
70年代末，曾经占比70%的农村人口，已经下降至40%，城市人口中，一半为白色革命后从乡村来的农民后裔。这些农民大多变成了产业工人，他们是250万制造业工人、100万建筑业工人……
与此同时，世俗化也在快速推进。1925年，老国王礼萨·汗就用波斯历法取代伊斯兰历法，禁止妇女批带面纱，并于1940年将教界彻底赶出了议会。穆罕默德·礼萨承继父亲遗志，出招更狠，将教会占据全国30%的耕地收归国有，堪称釜底抽薪。全国1.5万伊玛目，不得不依靠政府补贴生活。
1965年-1975年，清真寺数量从2万减少至9千，宗教学校也在锐减，世俗学校的人数却在不断攀升，1973-1977年，大学生从2.48万增长至15.4万，识字率从15%提升至60%。
上世纪60-70年代的伊朗，从城市人口、产业人数、受教育人数等各项指标来看，堪称不折不扣的现代工业化国家，人们生活富裕，城市风气开放，超短裙、西装、美酒、咖啡、电影、歌舞，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风貌
正因有如此成就，国王才有底气举办庆典，才会到了1978年还觉得抗议不算事。但他没有明白，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一定会带来政治的稳固。其中，家境优渥的留学生的抗议游行，就是信号之一。
留学生
1953年出生的默罕·纳赛里，就是一位享受改革红利，却要国王滚犊子的留学生，而且还是阿巴丹人。
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为英伊石油公司工作，收入不错。纳赛里是五个孩子中的一个，从小就有机会接受教育，并顺利考上大学，拿到了心理学学位。
23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正处伤心时，母亲跟他说：“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是你父亲和一名苏格兰女人的私生子，这个女人来自英国的格拉斯哥，是英伊石油公司的护士。”纳赛里听完母亲的说法，犹如头顶晴天霹雳。母亲又说，她这么多年保守秘密，是为了避免父亲因为通奸判石刑。
巴列维王朝实施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但宗教始终不曾彻底远离伊朗人的日常生活，石刑是伊斯兰教的刑法之一，判通奸的人，半个身体会被埋在土里，露出上身和头部，然后由众人用石块砸死。
石刑
纳赛里的母亲保守秘密多年，算是仁至义尽，如今她终于要这个私生子还债了。她下达最后通牒：“你长大成人了，我也不是你的母亲，你必须离开这个家。”年轻人崩溃了，与母亲激烈争执，威胁要把她告上法庭。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净身出户，必须得到父亲留下的遗产。但狠心的母亲讽刺道：“你拿什么钱去告我呢？”
1977年，双方达成了妥协：纳赛里离开伊朗，前往英国留学，顺便找找亲生母亲，同时每个月从家里支取固定的津贴。
在英国留学的纳赛里，参加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南斯拉夫研究项目，日子还算逍遥，但亲生母亲始终没找到。直到有一天，津贴突然断了，他急得不停打电话、写信，但无一不石沉大海，不得不飞回伊朗。
但飞机刚抵达德黑兰机场，他被伊朗警方逮捕，并迅速投入了监狱。他一脸懵逼，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得知，原来他在英国留学时，虽然连亲生母亲是谁都不知道，却也跟着同学，一起参加了反抗国王的游行，萨瓦克拍到了他参加游行的照片，认定他为国家叛徒。
天雷滚滚，有时候老天爷喜欢专找一个人锤。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风潮兴盛，伊朗中上层孩子，都喜欢前往欧美国家留学。70年代末，同时在欧美留学的人数，多达10万多人。这当然得益于巴列维王朝的开放，以及它推动的经济改革，奇怪的是，像纳赛里这样的留学生，却从来不感激国王，他前往英国留学的1977年，正是留学生抗议游行最激烈的时期。每当国王出访西方国家，这群年轻人就举着牌子，高喊着口号，让国王去死。
但国王似乎并没有心思了解这些年轻人，反而责怪西方媒体偏颇报道，只看见示威抗议的学生，看不见更多伊朗人还举着支持他的标语。
国王显然过于自信了，留学生抗议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什么，却传递出极其危险的信号：王朝的改革，既得不到像宗教保守势力的支持，也没能换来像年轻学生这种新新人类的拥护。
纳赛里被抓进牢后，他的母亲倒也没放弃他，通过贿赂官员，把儿子解救了出来，当然不能白救，条件是他必须永远离开伊朗，且不能再拿家里的钱了。
可怜的年轻人又一次去了英国，继续寻找格拉斯哥的亲生母亲。那是1978年，伊朗国内已是水深火热，没有人知道国家的前途在哪里，有机会出走的年轻人反而幸运。
独裁遇到荷尔蒙
像纳赛里这样衣食无忧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反对国王呢？穆罕默德·礼萨没工夫思考这个问题，但它却是理解王朝命运的一把关键钥匙。
1931年，穆罕默德·礼萨被父亲送去瑞士的贵族学校，念了5年中学，所以说起来他本人就是一名留学生，观念思想，基本都是西化的。
二战前，老国王礼萨·汗与希特勒亲密接触，引入大量德国技术人员，甚至因为希特勒鼓吹雅利安人，将波斯更名为伊朗（雅利安人的故乡）。他本以为向德国靠拢，可以牵制长期在伊朗作威作福的英俄。但二战爆发，盟军围剿法西斯，老国王连夜送走600多名德国技术人员，被迫与德国断绝来往，并迅速退位、逃亡，最终客死异国他乡。
希特勒送给礼萨·汗的签名照
1941年，作为盟军的傀儡，穆罕默德·礼萨屈辱上位。1943年，伊朗向德国宣战。1946年，盟军正式退出伊朗，苏联不太想走，煽动北部的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闹分裂，但迫于美国和联合国的压力，最终也退出了，伊朗重获独立。
但是，当时穆罕默德·礼萨依然是提线木偶，并没有什么权力。收回闹独立的阿塞拜疆，让他的威望暂时登上了一个小高点，但接下来的几位首相都不太“听话”，第一任首相佛鲁基是英国人强制安插的，后来的嘎瓦姆·萨勒塔内，在阿塞拜疆的自治问题上跟他闹矛盾，接下来的拉兹姆·阿拉，甚至涉嫌谋杀国王，1951年上任的摩萨台更加霸道，连王宫厨房开支都要管，主张激进的石油国有化政策，一度迫使国王流亡罗马。
直到1953年，美国人害怕摩萨台赤化，派遣中情局少校金·罗斯福，扛着大批钞票，一捆一捆分发给伊朗突击队，动员军队哗变，亲自开着敞篷汽车往外撒钱，让群情激昂的民众高喊“国王万岁”，这才颠覆摩萨台政府，让国王重掌大权。
擅长政治表演的摩萨台
据说当时穆罕默德·礼萨正在罗马一家餐厅吃饭，一名记者过来告诉他，国内的民众都在高呼“国王万岁”，他抬头瞧了一眼说：“我早就知道，我的人民是热爱我的。”
受了多年的窝囊气，国王因此格外珍惜手中权力，生怕它溜走，所以采取各种措施巩固大权，解除工会，取消新闻自由，罢黜反对党，声称“伊朗是一个人说了算”。
1959年，他组了两个御用党派。1964年，他不放心，又将两个党合并，组成伊朗党。1975年，伊朗党更名为复兴党，并规定为伊朗唯一合法政党，所有参与该党的人，必须拥护宪法、君主制和白色革命。这等于从政治机制上彻底排除了异己，实现了名副其实的独裁。
庞大的官僚集团、军队和萨瓦克，组成国王独裁的三大支柱。原本弱鸡的国王放出狂言：“那些反对我的人，只能在监禁和流亡之中作出选择。”
正是权力过分集中和傲慢，得罪了长期受西方自由媒体、左派浪漫主义影响的留学生。
正在美国留学的阿扎尔·纳菲西，也是在国外参加游行示威的伊朗学生之一，她和纳赛里的年纪差不多，家境甚至更好，父亲曾担任德黑兰市长，母亲也一度担任国会议员。她从中学时代就出来留学了，1971年那场举世瞩目的庆典，她是在美国电视上看到的。
7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纳菲西，参加了一个读书小组，阅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崇拜的偶像包括切·格瓦拉、列宁、斯大林。
1977年11月15日，穆罕默德·礼萨前往美国访问，在白宫南草坪出席欢迎仪式，遭遇留学生抗议。纳菲西在抗议队伍中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和同学一起高喊口号：国王去死、美国滚出伊朗……
在美留学生抗议，穆罕默德·礼萨和卡特
抗议引发了骚扰，美国警察使用催泪弹恢复秩序，造成130人受伤。
这些年轻人在游行中联谊、喝酒，在深夜的街道骑摩托、歌唱，反抗是社交方式，是青春荷尔蒙的宣泄，大多数人受激进风潮的裹挟，受制于西方媒体对国王的想象，相信自己站在自由开放的一边，国王则是杀人不眨眼的独裁者。
在这些年轻人眼里，世界黑白分明，容不下灰色地带。可假如国王一直羸弱，这些年轻人可能根本就没机会留学，更遑论吃饱了没事干整天大喊“自由和民主”。
改革制造敌人
历史上任何一场变革，实质都是得罪一部分人，同时讨好另一部分人。巴列维王朝推动的白色革命也是如此。如果这场革命，仅仅得罪10万留学生，本也威胁不到王朝的统治基础。
问题在于，巴列维王朝因为浓烈的世俗化倾向，又釜底抽薪拿走了教会的土地，所以始终站在教士阶层的对立面，加上革命强制夺走大地主的土地，因此也被大地主嫉恨，另外大规模急速的工业化，短期内加剧贫富差距，碾压了巴扎商贩、手工匠人、受压迫的产业工人。
如此算下来，这场王权集中下强制推动的革命，实质是推动伊朗城市化，却几乎把城里人得罪光了，支持者可能只剩下底层的农民。白色革命之初，伊朗乡村人口占据全国70%，如果能够讨好他们，政权稳定性或也能保证。
可悲催的是，白色革命的核心虽然号称“打土豪分田地”，但没能真正分均匀。伊朗农民分为两类，一类为有租佃权的农民，一类为啥也没有的农民。前一类农民，因为占据水源、种子、耕牛和人力的优势，可以跟地主分享收成，后一类农民，只能充当苦劳力，赚点辛苦钱。
白色革命推动的土地改革，主要惠及第一类农民，他们依靠手中原有的资源优势，购买了国家重新分配的大多数土地，没任何资源的农民，继续被压在最底层。所以重新分配后的土地情况依旧不平等：土地超过50公顷的农民虽然不多，土地总面积却占全部耕地的47%。
不公导致不满。大量农民出走，到了城市，变成产业工人，受制于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又多是过去住在城里收租的大地主。兜了一圈，底层农民的命运未曾真正改变，韭菜还是韭菜，镰刀依旧是镰刀。
国王分配土地契约
如此一来，白色革命几乎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于是巴列维王朝也就制造了近代世界史上最奇葩的景观：一场让国家富足的变革，没有人说一声谢谢，反而招惹了一身怨恨。唯一不敢怨恨的，大概只剩下变革的推动者：军队、官僚、萨瓦克和国王。
1963年1月，土地改革刚一公布，就引发大规模抗议，背后的主谋，正是1927年就参与过抗议的霍梅尼。国王的土地改革，动了教会的土地，霍梅尼号召教徒拼死抵抗。国王派遣伞兵袭击清真寺，企图用暴力镇压抵抗，但老教士倔强地放话：“我准备让刺刀刺透我的心脏，但决不向暴君屈服。”
双方冲突的高潮，出现在这年的6月3日，霍梅尼因为频繁挑衅国王权威，且多次号召信徒示威抗议，被依令逮捕。消息传出，成千上万的教徒举着霍的巨型画像走上街头，愤怒的人群烧毁汽车、洗劫商店、破坏政府机构，警察局成了废墟，砸死不戴面纱的女人。
当人群冲向广播中心时，国王向卫队下令开枪，坦克、装甲车冲入人群，致使街道尸体横陈，到处火光冲天，浓烟遮住了德黑兰的天空。伊朗国内媒体说死了几百人，国外媒体说死了上万人。
双方僵持不下，国王意识到，逮捕霍梅尼甚至杀了他很容易，但会引出什么后果实在无法预料。他派遣萨瓦克的头子，跟倔强的老头商量，只要他离开圣城库姆，前往马什哈德（伊朗第二圣城），就能获得自由。但老头冷若冰霜地回应道：“伊斯兰教教义比国王权势要悠久得多，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
国王不甘示弱，强硬地回击：“别让我穿上我父亲的靴子。”这让人想起1927年，他的父亲穿着马靴踏入清真寺，鞭挞阿亚图拉。
庆幸的是，国王最终妥协了，霍梅尼重获自由，抗议也渐渐平息。
但第二年，老头又大放厥词，攻击国王的外交政策，说他为了美国人1亿美元的贷款，让美国军事专家获得治外法权，丧权辱国。
这一次，国王学聪明了，派一小股军警把正在晨祷的霍梅尼押上一辆军用卡车，接着又把他送到了土耳其的布尔萨。
从此，霍梅尼开启了长达15年的流放之旅。不过这位固执的教士并未就此沉寂。当国王改革制造的敌人越来越多，他们最后都以这位老人为中心联合了起来。
鲜花与刺刀
1978年抗议游行高潮迭起，阿巴丹大火后，国王手下掌管军队的将军穆加达姆，劝国王立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穆罕默德·礼萨并不太想动用大规模武力，不想看见子民血流成河。新任的首相，虽然采取了军管措施，但军队比较克制，常常仅限于警告。
你可以说国王软弱，也可以说他仁慈。其实暴乱发生以来，国王一直在退让，并告诉国民：自己在改正一些错误，正与过去一刀两断。
但反对他的人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利用他的退让，步步紧逼。比如，在1978年初，针对学生仔的抗议，国王放松了报禁和舆论管控，但反对他的人恰好利用这点，不断往国内塞各种反动言论。
当时霍梅尼流亡至巴黎郊区，主要依靠儿子和女婿，遥控伊朗国内的革命。他手下有一个搞宣传的能手，叫穆罕默德·贝赫什蒂，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把霍梅尼每天的讲话和答记者问录在磁带上，再用电话传回伊朗。在暴乱最激烈的日子，这些录音，以及依据录音复印的文字材料，传遍了德黑兰大街小巷，完美打败了国王的宣传机器。
到了1978年10月底，包括阿巴丹在内的石油工人也开始罢工，每年产出200亿美元的石油工业瘫痪，从每天生产600万桶油下降到不足150万桶。国王没辙了，只能派遣军队守护加油站，每几个小时供电一次。接着是航空业、大学、商店，几乎所有人都亢奋起来，没有人正常工作，弄得连土豆和牛奶都买不到了。
支持国王的官僚都不敢上街，一旦被群众抓住，必死无疑。一天中午，德黑兰阅兵大道，一辆梅赛德斯轿车驶过，被愤怒的群众拦下，他们认为如此高档的汽车里，一定坐着什么特权人士。车里下来三个人，面对危险，急中生智，振臂高呼“霍梅尼万岁”、“杀死国王”，这才逃过一劫。
1979年伊斯兰革命
军队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但要不要下令大开杀戒，国王始终下不了决心。他希望得到美国支持，隔三差五询问驻伊朗美国大使沙利文：美国有什么建议。奥沙利文每次给出的回应都模棱两可：你先回去等两三天，我再问问总统。
其实卡特政府高层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国务卿万斯，主张不动用武力，鼓励实施自由化计划，总统安全顾问布尔津斯基，支持国王采取果断的强制措施，先恢复秩序，再谈其他。
11月初，布尔津斯基亲自给国王打电话，敦促他不要犹豫了，赶紧采取强制措施。国王不放心，认为这可能不是美国政府的意思，于是找沙利文证实。沙利文这个捣糊匠，跟往常一样，说我拍个电报，问问华盛顿吧。国王只好继续等，第二天他又问沙利文，得到的回复是：我没有接到任何指示。
与此同时，霍梅尼这边却在加紧争取和柔化军队。他们大力号召，拿着刺刀和步枪的士兵，不要杀害自己的穆斯林兄弟。有些士兵动摇了，不听指挥，甚至朝指挥官开枪。国王意识到军心不稳，于是让士兵尽可能到远离家乡的地方执行任务。但抗议的人群并不惧怕拿着刺刀的士兵，反而把鲜花送到他们眼皮底下。
形势急转直下，国王实际已是光杆司令。代表工人利益的“民族阵线”领导者卡里姆·桑贾比，和嘴里随时喊着自由人权的迈赫迪·巴扎尔甘，都去了巴黎，与霍梅尼共聚一堂，这意味着反对派实现了联合，在“赶走国王”这点上取得了共识。
1979年1月初，就连沙利文也在督促国王离开伊朗。他说，“紧迫的休假疗养现在不能再推迟。”国王发现美国已经放弃自己，终于泄了气：退就退吧，用武力挽回不支持的人民，即使血流成河也没意义。
1月11日，在千万人的唾弃中，憔悴的国王登上了一架波音727客机，永远告别了他统治37年的国家，从此再没能回去。
狂热分子载歌载舞，像过新年一样狂欢，他们推倒国王的雕像，撕掉钞票上国王的头像，将以国王名字命名的街道、城市、乡村、广场，改成“霍梅尼”。
2月，霍梅尼乘飞机回国内，上百万群众涌上街头欢迎他们的精神领袖。他封了神，数以千计的人说在月亮上看到了他的影子。他成立了临时政府，宣告结束君主制，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同年11月，全民公投通过伊斯兰共和国宪法，霍梅尼当选最高神权领袖。从此，伊朗再无君主立宪，只有政教合一。
恐怖之神
1979年夏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满怀着希望的纳菲西回到了伊朗。可是刚回到国内，新政府就给了她的家庭一组“三连暴击”。
纳菲西的母亲曾经就职于旧政府国会，如今新政府找她算旧账，要她交出当时所有工资。当过德黑兰市长的父亲，也在清算之列，被拉到革命法庭审讯，好在他跟旧政府首相闹过矛盾、坐过大牢，还有份档案证明1963年他同情过抗议者，侥幸躲过一劫。习惯了美式生活的纳菲西本人，则被人强制戴上面纱，虽然妇女的抗议迫使新政府撤回了法令，但街上的治安队随时可能向不戴面纱的妇女泼硫酸、动剪刀和匕首。
与此同时，妇女婚龄从18岁又回到9岁，一夫多妻制和“临时婚姻”也合法化了，女法官的职务解除了，通奸罪、卖淫罪统统恢复到野蛮的石刑。
刚回国的霍梅尼，跟过去一样，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临时政府的首相是巴扎尔甘，他躲在幕后。但就在成立临时政府的同时，他建立了专属的武装组织：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卫队。
革命委员会的公开目的，是为了抓“反革命分子”，但很快就发展为道德纠察队，连饮酒和听西方音乐的人也会抓起来。它还四处捕杀上百名旧政府官员，每抓住一个，就拉到大街上草草处决，没有任何审判程序。
纳菲西家侥幸躲过灾难，可他们家许多经常走动的朋友，比如杂志首席编辑、银行行长、前校长、将军，却一个个被残忍杀害。普通人也无法幸免于难，中伤过霍梅尼或伊斯兰教的人、同性恋、少数族群，比如巴哈伊教徒，都可能莫名其妙拉出去处决。
1979年6月，身患淋巴癌的国王流亡至墨西哥，10月，他飞到美国纽约医院接受外科手术。他和家人发表病情公报，声称罹患癌症6年之久，为了国家最高利益，一直隐瞒至今。手术后两天，是国王60岁生日，他的病房被鲜花包围，仿佛一间花店。
不过在伊朗国内，新政府和群情激愤的伊斯兰教徒，却责备美国人给国王提供庇护所，屡次要求交出身体赢弱的病人。美国政府并不想招惹麻烦，治疗期间，没有任何官员与国王接触，卡特总统也没打一个电话，国王能来美国治疗，纯粹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但新政权不管这些，11月4日，大约4000名德黑兰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扣押了52名外交官当人质，试图逼迫美国交出国王。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德黑兰人质事件。
德黑兰人质事件
反西方情绪一浪高过一浪。纳菲西回国后，原本在一所大学教书，但因为大学是“西方帝国主义代理人”被迫关闭。除了大学，当时一切跟西方沾边的事物，包括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酒吧、咖啡馆、电影院，都被砸个稀碎。
卡特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冻结伊朗在美资产，实施经济制裁，1980年4月甚至派遣“蓝光”突击队员突袭德黑兰，试图救出人质。但8架执行任务的直升机，3架在沙漠遭遇恶劣天气无法飞行，其中两架发生碰撞，造成8名美国军人死亡。这次失败的营救，直接导致卡特在当年11月的大选中落败。
在营救行动3个月后的7月27日，带着遗恨的国王永远离开了人世，又过了1个多月，两伊战争爆发。多种因素叠加，扣押美国人质已无益处，伊朗于次年1月19日将人质交还美国，历经444天。
失业在家养花，被怀疑是“西方间谍”的纳菲西如梦初醒，与当年被她骂成渣的国王相比，无数人称之为神的霍梅尼，才是最恐怖最不讲人道的暴君。
尾声：幸福终点
纳菲西终究算万幸，凭借家族雄厚的财力外加一点点运气，成功躲过了8年两伊战争，避开了革命卫队的骚扰，90年代中和丈夫移民美国，就职于知名高校，后来依据特殊经历，写出了畅销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所缄默的事》，成了世界知名的作家。
伊斯兰革命后，萨达姆不爽伊朗什叶派将革命火种传播至伊拉克，于是趁乱发动了战争。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让伊朗损失了35万年轻生命，仅德黑兰就有20万妇女失去丈夫，经济损失高达3000亿，国家建设延误20-30年。这是伊朗人选择霍梅尼后，所付出的第一笔惨重代价。
两伊战争没有赢家，但成就了一个叫卡西姆·苏莱曼尼的年轻人。此人出生底层，1979年加入革命卫队，在两伊战争中表现神勇，凭借赫赫战功，迅速成长为伊朗数一数二的人物。2020年1月3日，伊朗宿敌美国，发射了三枚导弹，精准击毙卡西姆·苏莱曼尼。成千上万的伊朗人涌上街头，扬言报复，但报复未成，倒先把56名同胞踩死了，尔后伊朗革命卫队又误击了一架乌克兰客机，造成176条生命无辜枉死。
1979年后的伊朗军政体制，混乱而低效，是公认的事实。最近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伊朗已有近600例感染，其中死亡43例，死亡率超过7%，远超一般水平。这还是伊朗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BBC最近通过逐一询问伊朗医院，发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人。这说明，伊朗官方可能存在瞒报。
一个捂不住的事实是，目前包括副总统鲁哈尼在内的多位高官也感染了病毒，从侧面印证了其严重程度，可能远超官方目前承认的水平。
苏莱曼尼
伊斯兰革命距今40年，直到今天，还在给伊朗人制造无尽的厄运。清醒过来的人忍不住怒吼：敌人不在境外，在境内。
国家由每一个国民组成，国民什么样，国家就怎么样，自己选的路，含着泪也要走完。
像纳菲西这样的人，有能力承担国家开倒车的后果，大不了一走了之呗，但有的人却承担不起，而且一辈子也没机会移民，即使侥幸走出去了，还是背着国破家亡的沉重负累。比如，被母亲赶出家门，失去经济来源的留学生——纳赛里。
1978年早期，纳赛里从监狱出来，又去了英国，幸运地躲过了后来伊朗一系列动荡，反而恰是政局动荡，帮他在国外成功申请到难民身份。那是1981年，连续3年向7个国家申请难民身份失败后，比利时给了他难民资格，让他定居布鲁塞尔。
在布鲁塞尔，纳赛里攒了一笔钱后，再次前往英国。对纳赛里而言，自从被妈妈赶出伊朗，就再不想把自己视为伊朗人，做梦都想找生母，然后做个英国人。
他买了一张前往英国的船票，刚登上船，就乐观地以为自己就是个英国人了，因此把难民身份证明文件邮回了布鲁塞尔难民署。可当他在英国下船后，因为没有身份文件，被英国遣送回了比利时。回到比利时，人家也不认他了，又把他人送回英国。就这样，他被踢了N次皮球。英国人为了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麻烦”，把他送到了法国布洛涅。法国人可没那么客气，以非法入境的罪名，逼他坐了四个月大牢。刑满释放，法国要他84小时内离境，他狼狈地再次飞回英国。可抵达英国伦敦后，他又被拘留，又被送回了法国……
来回折腾，纳赛里已身无分文，所以只能在“国与国的中转站”住下，也就是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向旅客乞讨过日子。航站楼成了他唯一安全的居所，就这样，一待就是两年。两年后，他还没死心，再一次买了机票飞英国，可惜又又又被遣送回法国，再次被捕，判了6个月监禁。
纳赛里最后一次出狱，已是1988年，两伊战争都快打完了。他再次住到了戴高乐机场，四顾茫茫，两眼摸黑，忘记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一次，他再也没打算走了，准备将后半辈子就交待在这儿。于是一年又一年，这一住就住了18个春秋，直到2006年，因为健康原因，才搬出机场。
纳赛里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机场的一道“风景”。2004年，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将他的悲剧故事改编成了喜剧电影《幸福终点站》，由汤姆·汉克斯主演。
纳赛里和《幸福终点站》
有意思的是，早在1996年，纳赛里其实就重新拿到了难民身份，法国已允许他离开，但他始终没走。无邦可居的恐惧，早就令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再无勇气离开机场半步。都说吾心安处是吾乡，一个人但凡有个让他骄傲的祖国，不至于把一个离别之地当成永久居所。
在《幸福终点站》中：有人建议主人公维克多申请美国政府庇护，但条件是必须表现出对自己国家相当恐惧，维克多拒绝了，并且骄傲地说道：“那是我的家，我不害怕我的家。”
家国相依，有国才有家。拥有一个让人心安的祖国，是多少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无所谓，又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大奢望。
END
本文作者：左页，血钻故事研究员，前媒体主笔，公众号左页乱翻书（zuoyebook）的主人。重点研究方向：东南亚，日韩。
部分参考书目：
1《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作者：阿扎尔·纳菲西，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霍梅尼》，作者：海因茨·努斯鲍姆，世界知识出版社
3《巴列维王朝的兴衰》，作者：侯赛因·法尔都斯特，新华出版社
4《巴列维回忆录：对历史的回答》，作者：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5 The 15 Year Layover，author：Michael Paterniti，GQ
6 William Knox D’Arcy in hinstory of Iran，author：Albert Boghoziyan
7 Revolutionary Arson, 19th August 1978: 470 Burnt Alive，author：Potkin Azarmehr
8《伊朗与西方》，纪录片，BBC
9《影子司令：伊朗军事大师苏莱曼尼》，纪录片，BBC
看到这儿的都是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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