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在世界上最大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内演出过明清皇室丰富多彩、冷酷无情的悲喜剧。
故宫成立后，也发生过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故宫里帝后使用的金器，如何被公开售卖？赵孟頫的马画如何被盗？抗日战争期间，如何保全故宫文物？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毒贩在故宫的筒子河外被抓捕？且让档案来还原历史原貌。
金匙（清光绪年间）
故宫金器三次售卖记
“金瓦金銮殿，皇上看不见”，这句民谣中的金銮殿指的是紫禁城。自古以来，黄金就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而古老的紫禁城所绽放出的金灿灿的光芒，无不与皇宫中所用的黄金材料有关。黄金不但具有延展性与可塑性，而且稳定性非常强，氧化速度非常慢，历经数百年，依然光亮如新。故宫采用的是我国古建筑的贴金技术，据学者研究，紫禁城古建筑的贴金部位，多用于立柱和门窗。如太和殿一些木质构件，贴上的是真材实料的黄金，纯度可达98%。
在故宫的珍宝馆中，一件件璀璨夺目的金器，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这些金器与故宫186万件文物，绝大多数属于清代宫廷的遗存，称为“旧藏”。清代的金银器制作，达到了我国黄金工艺制作的历史高峰。除礼器、祭器以外，还有大量的金碗、金勺等餐具和生活用品等。这些金器，源自宫廷营造体系——内务府造办处与苏州、南京、杭州三织造等共同奉旨制作。故宫的每件金器背后，都有一个个故事。
金盆（清）
档案记载着1932年，故宫博物院分三次招标，售卖“残废”金质器皿的故事。事情要从1929年春天说起，当时故宫的理事何敬之先生召集开会，议题是要售卖故宫旧藏中与历史文化无关的物品。
故宫博物院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售卖这些金器？
档案记载，故宫售卖金器是想筹一笔款充作基金，以作为建设之用。
听说故宫要售卖黄金，商家闻风而动，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消息啊！京城里面各黄金商号备足钱款，纷纷准备参与竞标。
故宫特向行政院呈报核准，依据《故宫博物院处分无关文史物品经过情况》的规定，聘请北平地方法院、北平市市长、平津卫戍司令、本院理事及北平大学代表为委员，成立临时监察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决两项事项：一是处分物品一定要遵照理事会决议，处分的物品限与文史无关；二是处分的物品售得款项要求悉数充为基金，专作修建及印刷流传之用，不允许用作其它用途。
临时监察委员会于1932年6月29日和1932年7月23日分别召开了第14次会议和第15次会议。第14次会议出席委员有周大文、刘瑞琛（北平地方法院检察处）、程干云、易培基、俞同奎、吴瀛、程星龄、江瀚，其中第二项决议是准予处分延禧宫的部分残废金器，但是年号在咸丰以前者不得处分。
第15次会议按照商人们的要求作出决议：一是将金器内灌有银铜等条块者，准予得标后剪开剔除；二是要将“残废”金质器皿投标开标。一开始拟参与的商家有汇泉金店等26家金店。
1932年7月21日，正值三伏天气，而到故宫看货的第一拨人流络绎不绝，其中商号有汇泉、泉兴、庆和、天聚兴、三阳等32家。第一次售出的金器主要是餐具，其中有金筷子、金调羹、金如意头、金勺、金碗盖等9种共79件金器。
7月28日，来了第二拨看货的商家，有庆和、宝恒祥、三阳、宝兴等31家商家；7月29日，到故宫投标的商号有三聚源、宝恒祥、通记、三阳等29家商家。8月11日，第三拨看货的商家有三益兴、开泰、宝恒祥、三阳等42家商家，8月12日，又有商家接着来投标。
经过看货、投标等程序，这些被处分的“残废”金器都变成了现金，宫中的黄金器皿流落到民间。而这些被处分的“残废”金器都来自故宫何处？据档案记载，这些金器有出自永寿宫的金火锅2个、金如意3件、金碗盖32个，景仁宫的金火锅2个、永寿宫的金碗12个、金筷子27副、金调羹27把、金勺18把、金匙1个、金如意头2小件、金盘10个，还有内务府的金盆1件、金筷64支、金碗架台88件……
金带盖大碗（清）
1932年7月，按照故宫博物院处分残废器皿投标适用规则规定：此次标卖旧藏残废金器皿共重约5435两，共分成十标，承购商人可任择一标或数标购买。其中第一标金器约重564两8钱。规则还规定金银器皿的承购商人，于看货之日，以试金石验估成色。
故宫三次售卖“残废”金器，招标的结果是，第一次分10标，共计售出3标；第2次将第一次所余7标，分成8标，售出6标；第3次，将第2次所余2标分成9标，全部售出。
故宫的部分金货，就这样流落到民间，而档案记载的只是民国售卖“残废”金器的一次。当然，被售出的大多是被称为一般品相的黄金器皿，真正的珍品还完好无损地留在故宫中。
赵孟頫马画追回记
故宫历史上曾数次发生盗窃案。档案记载了1936年6月18日，包括元代名画家赵子昂作品的71件宝物被盗的案件。
1936年6月18日,北平市公安局侦破故宫博物院盗宝案的案卷(一) 藏于北京市档案馆
1936年6月18日,北平市公安局侦破故宫博物院盗宝案的案卷(二) 藏于北京市档案馆
1936年6月18日，故宫博物院在给北平市公安局的公函中报称：“本院乾清宫正殿屏风后间，原存有未经整理之物，17日出组提取物品，发现该处铁丝网上封条破裂，当由全组人员入内。见号片错乱，显有别情。复经派组根据点验清册，逐号点查，计失去大小白如意12柄，青玉如意2柄，珐琅表17个，珊瑚如意一柄，折扇35把，铜香炉一个，附铜香铲、铜如意头一个，又查原点验清册太字70号系赵子昂画马一轴，现查此号票物品无着。惟有无号画轴一卷，中心已被撕去，只存天地装裱即号之物。”
这些宝物中价值最高的，当属赵子昂的马画了。赵子昂，名孟頫。他是元代著名画家，是楷书四大家之一。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他的书法和绘画成就极高，最擅长的是画马。在民国时期，其马画价值连城。
被盗的《秋郊饮马图》 赵孟頫作 藏于故宫博物院
被盗的71件物品，是在乾清宫御座屏风两端的铁栅栏内遗失的。该处封锁严密，平时游客根本不可能进入，由此排除了外人作案的可能。北平市警察局将作案人锁定在故宫内部，即故宫内所有的看守和被辞退的人员中。随后，按照故宫提供的失窃单，在地安门外各古玩字画铺详细调查。
经过调查发现，故宫内果真有一名20余岁的保安，名为王旭，他于4月份突然辞去职务，有作案嫌疑。警方随后在地安门外大街双和掛货铺，查到古物折扇一把，为绵宁那彦宝所画，与失物相同。另有故宫博物院的守护赵伯岩及父亲赵盛甫在故宫充当小工。6月19日夜，赵伯岩和父亲赵盛甫闻讯潜逃。
警方派人到赵伯岩亲属家查找，杳无踪迹。经调查发现，王旭与赵伯岩之间往来密切，于是将王旭及赵伯岩之妻传到故宫讯问。王旭供认：“代赵伯岩夫妇变卖古物并偷窃珐琅表等物属实。”王旭供认，他得知当年4月将被革职，遂于3月份和同事赵伯岩闲聊时，谈到当时“因时局关系恐其守护队差事不能常久，伊二人商议偷窃故宫古物变卖，得财以免将来无事时受窘”。于是，他俩商议在看守之机，盗窃故宫内宝物。
1936年3月17日，正值保安王旭当差。两人约定：让赵伯岩谎称是带亲友游逛，如果有本院或者是游人来，王旭咳嗽一声表示来人，赵马上找地隐藏。赵伯岩进入乾清宫，盗窃赵子昂马画一张和折扇等物品。18日，王旭到赵伯岩家，赵交给他赃物，其中有赵子昂的马画，画上有成亲王和王文治的题款。王旭将古物陆续变卖给古玩店。经传讯，成兴云铺的徒弟张丙午、藜光阁裱画铺的王学谟、品古斋字画铺的祁长硕等均承认买赃的事实，并指认卖赃人王旭。
1936年7月17日北平市政府训令第2586号称：“本院守护队兵王旭捕获，并先后取获贼物书画折扇23把，赵子昂画马一张，其余犯守护队兵赵伯岩及其父本院伕役赵盛甫畏罪潜逃”。至此，赵子昂的马画连同部分被盗的物品终于完璧归赵。
抗战期间故宫守卫记
现今存世的明清档案，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大也是最为完整、最系统的古代王朝档案。其上起明朝洪武年间，下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时期，跨越五百余年，蕴藏着巨大的历史文化信息。
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收藏有186万件和69.6万件珍贵的文物。这些原藏于紫禁城的珍贵文物，现在却分存两岸、隔海相望。那么，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为何会分存两处？这就要从日寇侵华战争讲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对我国华北地区虎视眈眈。面对日寇随时可能侵略华北的情况，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和故宫理事会其他成员对故宫文物的安全深感忧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于是，他们未雨绸缪，提议将故宫的文物南迁，以保证文物的安全。
1933年1月21日，山海关失陷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的文物分批运往上海。1933年2月5日晚，故宫博物院第一批文物自太和门搬出，经过午门，一直向北平火车西站而去。从此，这些国宝级文物阔别了家园，开始了漫长的漂泊旅程。
故宫文物南迁示意图
“七七事变”后，故宫南迁的文物加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分3路运往四川，在巴县存80箱，峨嵋县存7287箱，乐山县存9331箱。1946年，3处文物集中于重庆，1947年运回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运文物中的2972箱被运至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951年，留在南京的文物1万多箱运回故宫，其余2221箱划归南京博物院所有。
1936年，故宫南迁工作人员及家属在重庆合影
在故宫博物院迁台文物中，当时保管明清档案的文献馆也将其中的珍贵档案、物品分在第一批和第三批中运出，共有204箱。其中包括宫中档31箱、军机处档案47箱、实录2箱、清史馆档案62箱、起居注50箱、图书1箱、诏书1箱、杂档2箱、本纪8箱。这些运台档案总计40余万件，内有实录、圣训、起居注、乡试题名录、各科史书、外纪档、丝纶簿、诏书、国书、上谕档、议复档、寄信档、随手登记档、剿捕档、朱批奏折（15万余件）、录副奏折（18万余件）及清史馆稿本等。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文物中的100箱内阁大库档案也被运往中国台湾。1951年，该所曾逐箱清查件数及重新办理登记，共计311914件。
1937-1938年，南迁的故宫文物在贵州转运（资料图片） 新华社
1937年，转往四川的故宫文物在川陕公路上运输的场景（资料图片） 新华社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国民党第11战区北平前进指挥所组织北平市党政接收委员会，负责北平的全部接收工作，10月9日上午10时，该委员会正式接收北平。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在第11战区前指所和北平市党政接收委员会的协调配合下，于10月下旬接收了北平故宫博物院。
北京市档案馆的民国档案史料中，有一份档案原标题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系故宫博物院在接收以后形成的，从这份史料中可以看到，抗战八年间，留守人员对于故宫文物的守卫与保护。
报告中写道：“北平本院在沦陷期间，虽遭受种种压迫与困难，院务并未停顿，各处馆工作仍于可能范围内继续推进。”
在这份报告中，详细记载了故宫人在八年期间，经历了院长更迭等人事变动，但故宫的工作在内部，按照文物清点、文物保管、文物分类、物品提移、物品放行、守卫消防、文物编印等流程，有条不紊地有序进行。故宫的警卫，据《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记载：“本院之警卫事项，向由本院守卫队警会同警察局之保安五队及内六区派来长警共同担任。”
故宫内常年有守卫警员140人，负责故宫及所属大高殿、天安门、太庙、景山等处的值守。“现本院守卫队警共有一百四十人，逐日训练，授以学术各科及国术、西乐等，每日昼夜分班应勤，各陈列室及院内各处守卫事宜均责令担任。所属之大高殿、天安门、太庙、景山等处，亦仍由该队派警驻守，并因时局关系，督饬各守卫队警严守门禁，昼夜巡逻，以防意外。”
为防止发生火灾等事故，故宫自购新式救火机三架。故宫的消防常年由警察局借用的消防队担任，“亦每日训练实习，并兼授消防课程，现计有官长警二十五名。”
在抗战期间，由于故宫的经费拮据，在古建工程维护方面受到较大的影响。但是零星修理了故宫内部的清史馆界墙、修理御花园内南北大墙、查补延晖阁房顶及添配瓦件、查补漱芳斋东配殿及添配瓦件、修理养性斋渗漏计十一间等等配殿与房间等的维修。抗战期间的故宫人，在执着地修护与保卫着故宫这座旧宫殿，默默无闻地保护着历朝历代留下的文物。
筒子河外毒贩被捕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许多军阀与毒品都脱不了干系。
民国时期，官方对于毒品的打击力度其实非常大，警察经常会突袭吸毒者的窝点，对吸毒和贩毒人员的惩治力度也很大，重则死罪。
但是，日寇占领区并非如此，日寇利用毒品毒害中国人是常态，打击毒品是个例。当时的毒品主要经日本、越南、朝鲜流入中国。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中，记载了一个抓捕朝鲜人制毒的案例。
1942年3月，在故宫西筒子有朝鲜人制毒，被巡警查到后，发现附近河地工人王成祥等代为搬运家具等物品的事件。
筒子河景色 摄影：张风
西筒子距故宫近在咫尺，此事影响甚大，伪政府北京内六区警察分局分局长袁华汉，给伪政府北京特别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呈送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交代事件的经过如下：
据故宫守卫队排长张宝贤声称，他于3月27日，在巡查故宫外面时发现，故宫外西筒子以南的一间空房子内，有4个人在制造白面毒品。他当即干涉。这时有个王姓男子将他拉到旁边的空屋内声称，白天这里不方便，等到晚上在前门外颐园澡堂子里面，我会给你300元封口费。由于张姓巡警当时是一个人，势单力薄，于是巡警假意答应下来。回队后，他马上报告并偕同首席局员李凤伦及骑车队警官迅速赶往故宫外的西筒子河。这时，他们才发现制造白面的4人已经携毒品逃逸。
警员们分头过筒子河，追缉毒品制造贩子。追缉的警官有鲁兆耀、警士杨德增、乌炳烈等人，当他们追至南长街西大街处，由警士杨德增、乌炳烈捕获逃犯一名。经询问正是朝鲜人李汉旭。李汉旭，又名为吉田冡一。一并起获的证物有蓝布包裹一包，内包有白面三大纸包共数十两。警员将人与赃一起，一并押回原处。
据毒贩交代：制造毒品白面共有四人，其中有两名朝鲜人，两名华人。华人中有一人姓王，在前门外惠中饭店三十四号房间，与在逃郑姓朝鲜人一起居住。并称他于昨晚由筒子河西岸，将木箱和家具运至故宫西筒子河以南的一间空房内。
警方传唤后得知：负责联系搬运家具的是西筒子河工头王成祥，他指挥工人崔永善、张全林、张纪元、臧海昆等五人搬运。经王成祥供称：是本段张警长介绍认识的朝鲜人，在此寄存家具等物品。并由五名工人帮忙搬运，于本月26日晚间，用船将各物品连同朝鲜人两名和华人两名，渡运到东岸。在西筒子河库房内，王成祥得朝鲜人酬劳大洋15元，并未给搬运的五名工人。五名工人供词大致相同。
警方随即将第十段一等警士代理警长张启明带来。经讯问，张坚称，有李姓朝鲜人曾在界内北长街十号居住，与他相识后，该朝鲜人日前说想在西筒子空房内制造药水，唯家具等物须先寻觅地寄存后，再由筒子河用船渡运到东岸的空房，委托他帮忙。事情是经过他应允的。在王成祥等人用船渡运后，张启明得酬金大洋32元。
经查实，前门外惠中饭店并无王姓人员，两名人员均系在逃。经查，一等警士代理警长张启明，身为警察，却不知束身自爱，竟然因贪图金钱而介绍朝鲜人渡运制毒家具，实属于胆大妄为，将另案处理。
故宫筒子河外抓捕毒贩仅是个案。其实，侵华期间，日寇不但鼓励朝鲜人在北平多开“大烟馆”，还鼓励日本国民参加这项犯罪活动。贩毒利润高，又有日本军人和日本浪人的暗中保护，毫无风险可言，日本人干这种买卖是很积极的。
在东四豆腐巷（今多福巷）内有一大烟馆，老板是一个日本退伍军官，他在喜峰口战役中被炸掉了一条腿，后来在军部支持下开了只赚不赔的大烟馆，除用毒品害人外，还搜集军事、经济情报。这家大烟馆因在开业的第三天，有一对中国老年夫妇相拥在门口吞食“烟膏子”自杀而成为“头条新闻”。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编研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