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反美阴谋》，[美]菲利普罗斯泽，陈安译，上海翻译出版社，2020年6月版，第496页，88.00元。
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2018)的《反美阴谋》(原题目The Plot Against America，2004年；陈安译，上海翻译出版社，2020年6月)被称为“以美国为主题的优秀历史小说”，与美国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部作品在2004年9月出版时正值美国大选之时，评论界一片叫好，虽然最后没有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但是在许多大媒体的2004年度好书评选都被评为本年度最佳小说，在2005年获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奖和W.H.史密斯文学奖年度最佳图书。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反美阴谋》又被美国媒体不断提起，直到2020年根据它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集播出，更是人气爆满。本来美国总统的选战过程和大选结果就是牵动人心的话题，但是罗斯以虚构历史和文学想象的手法把这个话题变得更为惊心动魄和更有撕裂性，他对过去历史的虚构时常被认为是对历史预言，因而它总是随着美国政治选战博弈的如期到来而一再引起关注。一部小说能够产生如此特殊的传播现象，说明罗斯的“伟大的美国小说”的确真正探测到美国政治的复杂脉搏和幽暗深渊。尽管罗斯本人一再否认其小说有任何指涉现实的意图，但是读者和评论界的阅读感受和思考却怎么也无法与现实政治隔离开来。当《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向作家提问：“你认为哪些书最能针对美国目前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纽约作家、历史学家罗恩·切尔诺回答说：“我选择菲利普·罗斯的《反美阴谋》。罗斯告诉我们，民主制度会怎样被腐蚀，这不一定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却可能是一个缓慢、隐蔽而又险恶、几乎难以察觉的过程，犹如一氧化碳从门下渗入。查尔斯·林德伯格出现在白宫，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却又觉得真有这种可能。”（转见陈安《“虚构历史”的〈反美阴谋〉为何获全美最佳历史小说奖？》，《南方周末》2019年8月8日）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在罗斯去世后说，菲利普·罗斯是这样一个作家：“通过他的书写，美国过去及现在的很多时刻可以被探索和理解。”具体谈到《反美阴谋》的时候他说罗斯“是我们时代的卡桑德拉，告诫我们会面临什么，然而也像卡桑德拉的遭遇一样，没有人认真地听从”；“一个民粹主义煽动者,激进的孤立主义者,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者……美国深层偏见的阴暗一面……清清楚楚向我们展示美国偏见与愚蠢的一面是多么阴暗和膨胀。用R.D.莱恩对精神分裂症的描述来说，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分裂的自我’……这本书里他为我们提供了对‘分裂的现实’最具洞察力的分析。” （萨尔曼·拉什迪《面对菲利普·罗斯的一生，我们只能鞠躬致敬》，王佩轲译，“上海译文”2019，5，22，www.douban.com/note/719470337）
美国优先的诉求、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国内法西斯政治的可能、反犹主义的历史与现实阴影，这是《反美阴谋》中的四大政治议题，也是罗斯对美国现实与未来的警示预言。
故事发生于1940年6月到1942年10月，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顶峰大道的一户犹太人家庭。
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写出了全书的核心主题：“恐惧主宰了记忆，一种永久的恐惧。当然，童年总是有童年的惊恐。不过，我还是怀疑，如果林德伯格没有当上总统，如果我不是犹太人的后代，我这个男孩会不会少些惊吓。”“第一次震惊发生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共和党在费城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名国际飞行英雄查尔斯·A·林德伯格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第3页）这原本是一个幸福的犹太家庭。父母为人爽直热情、慷慨好客，住在街区里的都是犹太人，男人们或有自己的小生意，或是个体经营的各种工人或推销员，女人照料家庭、孩子。直到共和党人提名林德伯格为总统候选人，一切就都变了。在历史上，林德伯格于1927年驾驶“圣路易精神号”单引擎飞机完成了从纽约长岛到巴黎的直达单人飞行，成为轰动一时的飞行英雄。在作者的小说中，罗斯的母亲正是在林德伯格胜利结束飞行的那一天发现自己怀上了罗斯的哥哥，在当时这种联系的神秘性“给了我母亲一种近似神圣的殊荣”。1932年3月林德伯格的儿子在新泽西州的乡村房子里被绑架后遇害，三年后疑犯被判有罪并伏法。之后林德伯格夫妇移居英国，其后多次去纳粹德国旅行，曾受到空军元帅戈林的款待并接受以元首名义颁发的勋章，甚至公开地表示对希特勒的崇敬。结果他变为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坏蛋。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林德伯格于1940年参加总统大选，主张“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反对介入欧洲战场，同时号召人们不要相信犹太人的宣传。最后林德伯格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争取第三次连任的罗斯福而当选了美国第三十三届总统。林德伯格上台后与轴心国谈判交往，签署协议，欢迎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访问美国，指责犹太人鼓吹战争。林德伯格还以“融入美国”和开拓新事业为旗号，分化、消解犹太人社群，开始实施大规模迁移犹太人的规划，反犹主义在美国蔓延。罗斯的父亲认定林德伯格就是美国的希特勒，但是从犹太社区到罗斯一家都随着对待林德伯格的态度和现实政治的变化而产生种种风波，朋友圈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撕裂日益严重。在公共场合中谈到大选问题也会引来陌生人之间的口水大战，甚至在公共服务中也会看到由于立场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罗斯的姨妈嫁给在犹太人中享有威信、支持林德伯格的本杰尔斯多夫拉比，哥哥桑迪对新总统的承认和被推荐参加新任总统迎接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国宴，所有这些变化都造成家庭的一次次撕裂风波。
虽然小说最后的结局是因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变而导致国家发生动乱，林德伯格驾机逃离美国，罗斯福重返白宫主政，美国终于向轴心国宣战，但是在罗斯笔下挥之难去的仍然是恐惧与危机感，以及“作为一个被林德伯格统治下的美国恶意侮辱并毁灭的受害者”的怨恨。罗斯以历史虚构的笔法揭示出这将是一段被遗忘的黑暗历史，仿佛也是戏剧性地展示了美国的未来必定遭遇的阴影与恐惧。该书译者陈安指出，罗斯虚构这段历史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展示美国若演变为纳粹之国，美国犹太人行将受迫害、被同化、遭屠杀以至最后消亡的可能性。所谓‘反美阴谋’就是林德伯格政府在德国纳粹政权的遥控和操纵下蹂躏美国宪法、迫害犹太人、剥夺他们的民主自由权利的阴谋。”。（同上引文）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反美阴谋”，小说中的拉瓜迪亚市长从人性的角度把它们归纳为“歇斯底里、无知、敌意、愚蠢、憎恨，以及畏惧。我们的国家成了令人厌恶的奇观！……用这种荒谬邪恶的胡扯来毒害我们的国家，这该叫纳粹元首感到多高兴啊”。（387页）
还应该补充的是，罗斯在虚构这段历史的时候还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例如当共和党在欢呼鼓掌声中选定林德伯格为总统候选人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这个街区每一所房子里的男人们都响亮地喊出了：‘不！’不能这样。不。不能让他当美国总统。那一夜的愤怒真的是个吼叫的锻铁炉，是拿住你并把你像钢铁一样扭曲的熔炉。……愤怒把我们街区的所有家庭都引向了街头……好像是一场地震把他们轰出了家。而最使一个小孩儿感到震惊的是那种愤怒，是那些我所认识的人们的愤怒。”（21页）以愤怒驱除恐惧，这是最初的也是本能的反应。
但是接下来的局势发展是愤怒也被逐渐消解。取代最初的愤怒的是令人恐惧的困惑，对于各种在不同程度上决定命运的坏消息的将信将疑，即便是相信世界会变坏，但还是对会坏到什么程度难以确定。这时仅仅有现实感还是不够的，有历史感的人会想到多年以后的后见之明将会对今天的选择如何评价，但是即便想到这些也无法摆脱今天的困惑、犹豫，最后只能以“命运”作为唯一的安慰。困惑、不安和恐惧必然造成社群内部和家庭内部的意见冲突、观点分歧，怀疑和恐惧与对现实政治的看法、态度的冲突撕裂混同在一起，构成一个普通家庭在社会裂变之际的真实叙事。没有迫不急待的和廉价的滥情，有的只是从生活细节中逐步陷入的困惑、揪心和恐惧感，伴随着仿佛来自第三只眼睛的关注和调侃，逐步引领着读者的感受和思考。真正有深度的历史小说总是能够把历史的宏大叙事融汇在家庭与人生的微观感受之中，在恐惧与撕裂中呈现出历史裂变时发出的声响和渐次蔓延的裂缝纹理。
菲利普·罗斯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祖先是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他父亲赫尔曼·罗斯信仰正统犹太教，曾从事过多种低收入的工作，后来开办了一个家庭制鞋作坊，但是没有做多久就倒闭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他在一家保险公司做推销员，太太贝丝·芬考·罗斯照料家庭的生活，罗斯的哥哥桑迪有绘画才能，这些在《反美阴谋》中都有描写。罗斯从小同时承受了东欧犹太文化的滋养和压抑，在他写的“伟大的美国小说”中，犹太人最敏感的生存、尊严和精神性生活的遭遇以及对犹太人社群的道德问题的反思，都是与美国历史的时代症候紧密糅合在一起的主题元素。罗斯在《美国阴谋》中对支持林德伯格的犹太人领袖的大胆嘲讽和批判，对犹太宗教与文化风俗在现实生活中的变化持欢迎的态度，他在其他作品中也曾描写了犹太人的某些不良品行，这些都曾引起犹太教会的不满和指责，甚至被一些犹太人怀疑和指控为“反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罗斯始终在反思和探索的是如何把犹太的道德经验与人类普遍价值相融合。
对这部小说的基本性质可以有多种看法：带有童年自传成分的历史虚构小说或是幻想小说？或者是影射二十一世纪初小布什统治下的美国政治现实的小说？关于一个犹太人家庭在历史裂变中的现实主义小说，或是讲述一个犹太儿童在时代变故中的心理成长小说？小说以七岁至九岁的“我”为主要视角，同时在历史的天空上又时常出现作者的主观视角，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平行共进的双重视线，很自然地弥合了微观叙事与宏观叙事之间的缝隙。罗斯极为巧妙地将自传、历史与想象融为一体，他的小说经常带有自传的元素，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为原型和视角审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揭示人生与社会的真相。除了《反美阴谋》还有其他几本小说的主角都是用自己的名字，其他如内森·祖克曼的名字下其实也是写他自己。罗斯自己曾说过他的生活和写作就是“从我生活的真实情节里伪造自传，虚构历史，捏造一个亦真亦幻的存在”。因此，在这些小说中他既探讨同时也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这不仅仅是一种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另类自传小说文体探索，而更是反映出他作为一个犹太裔美国人在生活与写作中的真实精神状况。
在阅读中，读者不难发现在深刻、严肃的叙述主题中包含有戏谑、嘲讽的修辞手法，在“我”的主观的、微观的叙事中随时插入更多视点，糅合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宏大视野的叙事，读者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更细微的体察。另外，在小说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也有多重的反向渗透，很难简单地用“虚构的另类历史”或“历史的另类小说”来作为它的文本定义和艺术风格特征。在小说虚构中包含历史真实，在历史虚构中包含生活真实，为了使读者对历史有真实的认知，罗斯在书后附有历史著作的书目和书中历史人物的真实年谱，作为阅读的参照。
在《美国阴谋》之前的“美国三部曲”（《美国牧歌》，1997；《我嫁给了共产党人》，1998；《人性的污秽》，2000）中，人物舞台的背景是真实的美国历史，罗斯通过这些普通人物的命运和悲剧揭示美国不同时期的时代症候。 如果说在这些时代症候中最突出的病症是背叛与反抗的话，在《美国阴谋》中就是恐惧与撕裂。在他所有作品中，《美国阴谋》对美国历史的虚构是最为突出和鲜明的，他对书写政治主题的强烈兴趣使他突破了仅仅是在真实的时代历史中揭示普通人命运悲剧的局限，而把虚构历史作为反思命运和预测未来的叙述策略，意图激起对美国命运的更尖锐和更深刻的思考。
在这部小说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政治学界对纳粹德国的认识和对反犹主义的态度来思考罗斯小说中作为“反美阴谋”的历史真实背景的复杂性。伊多·奥伦在他的《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唐小松、王义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指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美国有许多政治学家对纳粹某些政策和实践表示过肯定的好奇甚至明显的羡慕，他们“展示了一种对纳粹德国的妥协主义立场。他们并非提倡在美国实行整个纳粹型的独裁政治，而是不带偏见的研究纳粹的纲领，以便分清它令人不快的极端面与合理面。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学习纳粹主宰下的某些功绩，尽管它带有反民主和反犹太性质。下面引述的大多数学者相信，纳粹政权有它‘好’的方面，正因为此，它值得赞许。在他们的眼里，一个最大的可取之处在于纳粹的行政改革”。（77页）更具体来说，“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间，一些顶尖的美国知识分子对法西斯意大利或苏联采取妥协主义立场，把它们描述为正在进行有价值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试验的实验室。这些知识分子未必希望美国遭受无产阶级革命，更不想让它走向民族独裁，也并不是没有察觉这些政权制度中令人讨厌的特点，但他们乐于提出这样的建议：美国应该模仿纳粹主义和……国家中更为积极的方面”。（89页）
至于对反犹主义的态度，问题更为严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许多位居高层的美国人宽恕了纳粹的反犹太人政治。学术世界也受到反犹太人浪潮的触动，名牌大学严格控制对犹太人的录取，犹太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学术工作市场遭到公然的歧视。在许多著述中，反犹太人主义与对纳粹主义的不批评态度的联系是更为明显和直接的。著名政治学家威廉·贝内特·芒罗在他的研究中“实质上暗示，犹太人的问题源自并重的两方面：犹太人本身的顽固天性和加害者的堕落。他以拐弯抹角的方式含沙射影地说，虽然反犹太人政策太过分了，但是把犹太人减少到与他们的经济规模相符可能是正当的，只要以一种不那么残酷的方式实施”。（86页）
伊多·奥伦最后总结说，“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对纳粹主义妥协的态度处在合法的学科讨论范围内。相当一部分美国政治学家，包括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对纳粹主义的‘优点’大加颂扬，批判的只是它的‘过度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还把纳粹反犹太主义合理化。这些政治学家并不是狂热的亲纳粹者。他们典型地抱有这样一种态度，认为应该用一种价值中立的方式对纳粹德国加以研究，区别纳粹政权的良莠方面，美国可以从纳粹政权的某些成就（特别是公共行政领域）中得到启示，尽管纳粹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反民主和有害的成分。”（126页）这部分知识精英对纳粹德国的态度与林德伯格对纳粹的赞美有时候看起来只是程度上有区别，最起码不会让人感到有什么截然不同。
从这个视角来看，在罗斯的小说中支持林德伯格的犹太领袖本杰尔斯多夫拉比的绥靖主义和实质上的反犹主义就显得并不奇怪了，因为他也无非是宣称美国可以而且应该与希特勒打交道，欧洲犹太人虽然值得同情，但美国犹太人首先应该保卫美国。
就是这样，罗斯以虚构的和真实的“反美阴谋”让我们看到一个毫无原则、充满偏见和不负责任的当权者会如何把国家逐步拖入深渊，但最后他还是以罗斯福重返白宫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心。
责任编辑：黄晓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