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王派可以说是全才，表面的职业是媒人，“可以做牙齿波浪，可以搂腰，可以收小的，可以说风格，还可以做‘马八六’。”
牙婆就是做人贩子，抱腰据说是给产妇接生，说风情和马泊六都不是好话，《坚瓠集》曰：“俗称撮合者为马伯六，群碎录云，北地马群，每一牡将十余牝而行，愚合计之，每伯用牝马六匹，故称马佰六。“是暗中牵线搭桥，给不安分的男男女女创造机会。果然一刀被武松宰了。
看王婆，总觉得作者就是讨厌她，都开了茶馆，还是不许她“上岸”，就是要让她坏下去，不仅坏，还很自豪地把说风情和马泊六这种话挂在嘴边。也是风气使然，宋朝的茶肆业非常发达，除了正规茶馆，还有人情茶坊、水茶坊，后两种都有些“杂趁（额外业务）”，一个类似现在的酒托，另一个则干脆就是借茶为由头的“娼家”。而宋徽宗时代的酒肆，据《东京梦华录》所言，几乎就和如今台湾人常说的酒家一模一样，每家都是如此。
而王婆这个形象，在《水浒传》成书之前的《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三十六人赞》，以及《梁山七虎闹铜台》《都孔目风雨还牢末》等元代水浒戏中都是看不到的，可以确定即便是施耐庵从话本中得到的灵感，也不可能早过元末。施耐庵仅仅是为了复原宋徽宗时代的时代风气而塑造了王婆的角色，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怎么把她塑造得比样板戏中的反面典型还要典型？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但不是对着王婆去的，而是对着主要从事宗教、中介、医务工作的职业女性去的。关于古代的职业女性，素有三姑六婆之说，三姑是尼姑、道姑、卦姑，六婆是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王婆本人身兼数职，既是牙婆、媒婆，也是虔婆、稳婆。
在宋以前可看不到这些职业名称，但唐以前的女性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修史的班昭，开创一代书风的卫夫人，殿上人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以辋川看碟留名的梵志……这样响当当的名字可以数出很多。但他们是以个人闻名，定义不了某种社会类别。这并不是说当时的性别歧视非常严重，恰恰相反，有时候定义才是歧视的开端。
这种系统性的歧视开始于南宋。生活于南宋的袁采（约1140—约1190）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是出了名的女性同情论者，强调“女子可怜宜加爱”，坚决反对指腹为婚，强调父母为女配婚不必过于看重对方的家世财产，不应鞭挞奴婢，要对年长的女性以礼相待，等等。
但也是他，在自己的家训《袁氏世范》中告诫说：“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妇人以买卖、针灸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因为这些人是“坏”女人，会败坏家风。看上去很矛盾，其实不然，他的同情女性，其实是带有强烈男权立场的，他主张女性不用操持外事，尽量减少跟外界的接触，但又认为有三种女性尤为可敬，可以称为“贤夫人”，一是丈夫愚蠢懦弱，而妻子可以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而不被别人欺骗的，二是丈夫无才，而能够和孩子一起打理好家庭，不致破家荡产的，三是丈夫早死，而孩子尚且年幼，妻子可以教养好孩子，与同族亲戚和睦共处，最终把日子过好的。
这实际上已经将女性牢牢固定在家庭范畴内，剥离了女性作为个体的生命价值，只承认她作为母亲、妻子的家庭义务和角色定位，如果脱离家庭而走向职业道路，他就根本不把其当好女人看，直接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他的同情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袁采作为一个女性同情论者，女性观尚且如此矛盾和扭曲，士大夫阶层对女性的整体观念如何，是可以想象到的。
这也说明，当时的职业女性的从业范围其实已经被划定清楚了，就是宗教从业者、中介从业者和靠提供医疗服务卫生的女性，当时还没有成规模的女性家庭教师的出现。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未必接触过这些职业女性群体的全部类别，所以各家论述略有差异，但很显然地表现出对职业女性的敌意、歧视与不信任。
李元弼《作邑自箴》就说：“勿放尼姑出入，收生妇事毕亦然。”明确要求即便是必须延请的接生婆，也不能在自己家中逗留，接生完毕必须立即离开。陈襄《州县提纲》则警告县中缙绅之家的家长们，一定不要把舞姬和能够出入“贸易机织”的“百姓妇女”放入自己家中，理由非常明确，是“教子弟奸淫”，敌意非常明显。如果把时间回调，看看再早一点的名人家训，则不容易看到这种敌意，比如司马光在其《家范》中，就对这些职业女性只字未提。可以说士大夫阶层的这种认识，是12世纪才产生的。
而在袁采之后约一世纪后，“三姑六婆”这种称呼被固定下来。有两种记录可以作为参考，一是元代徐元瑞的《吏学指南》，这是一本官箴，专门指点官场做事的惯例、经验的，在其中提到地方官刚到一地，想要了解一地的“奸细盗贼”诸事，茶房、酒肆、妓馆、食店、柜房、马牙、解库、银铺、旅店要问到，一些人也必须要问到，其中就包括“三姑六婆”。从中可以看出，在徐元瑞看来，三姑六婆这样的职业女性，从事的就是不道德、甚至是不法的营生。
二是学者陶宗仪的《辍耕录》，是这么说的：“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也，盖与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乎净宅之法。”陶宗仪将三姑六婆与三刑六害并列，所谓三刑六害，都是易学上的几种显露凶气的局面，等于说三姑六婆和三刑六害一样，沾染上必然有所贬损，不可能全身而退。他还说这些人中没有涉足奸盗之事的几乎没有。
从此开始，这些女性就算是被钉上了耻辱柱，再也无法翻身，小说里常常看到他们的负面描写。李汝珍在他的小说《镜花缘》中写道：“吾闻贵地有三姑六婆，一经招引入门，妇女无知，往往为其所害，或哄骗银钱，或拐带衣物。”从《水浒传》到《镜花缘》，这其中的两三百年时间里，以王婆为代表的三姑六婆群体，在各式文学作品中被轮番吊打，他们虽然是社会边缘人物，但在文学的世界里却往往占据了叙述的中心，成为社会漠视、敌视、蔑视的群体代表，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是时代风貌的变化。宋以来，女性的生活空间囿于内室，与社会的接触受到极大限制，而同为女性，却沾染了较多社会风气的三姑六婆等职业女性，就构成了他们接触社会的主要媒介，而且往往是非接触不可，这对于男性文人群体来说，既是于理不合，也是于情不合，无法接受的，违背了他们性别隔离、内外隔离的基本伦理观，但对此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宣布自己家里至少是不欢迎这些人的。据梁其姿等妇女史和医学史研究者的观察，对职业女性的敌意首先就是从宗教妇女和产婆开始的，他们是每个女性都需要接触的，可以出入内闱的职业女性。这些女性也常常被视为公共风险，从徐元瑞的论述中可以知道，这些职业女性是不安定因素，而被严加管束，因为他们可以往来出入“官府、衙院、宅司。”
其次是男性群体的不安全感在对职业女性的敌视中得到了加强。中国传统史观的厌女症就从来没有得到过治愈，末喜、妲己和褒姒导致了夏商周三代灭亡的红颜祸水论调，代代重唱。随着宋以来人数急剧膨胀的男性知识分子群体来说，不能治国只能齐家的大多数人，对祸水的敌视简直是刻在了骨子里，他们对家庭秩序的理解决定了他们对职业女性的态度，何况这种态度是有理学作支撑的。他们的厌女症在宋以后，更多地表现为害怕和恐惧，表现为对自己男性魅力的不自信，当然他们也确实没啥魅力，李渔、袁枚倒是挺有魅力，可也都不是典型文人。
最后，小说中的三姑六婆之所以被符号化成了这副尊容，也和谁看小说分不开。在从杂剧到话本再到小说，再从小说到戏剧到俗讲、宝卷的文艺传播过程中，虽然有少数读者是精英知识分子，但大多数的受众是普通观众，而抹黑三姑六婆符合他们的集体文化需求。精英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普通观众——无论男女，都不会高兴看到隔壁的王寡妇在丈夫死后，拉扯大了三个孩子，还都中了进士，她本人被封了诰命夫人，邻县的李张氏，拖着无才无业的丈夫，一边拉扯孩子，一边自学家政管理、会计学、物流学、管理学，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成了远近闻名的万贯户。没人爱看这个，他们想看社会秘闻，想看好人受坏人的害倒了霉，喜欢看不检点的妇女引诱男人，也喜欢看傻呆呆的男人被女人折腾得一愣一愣，他们想看接触不到，带点危险，又符合他们的社会想象力的东西，那些远非社会主流的群体和事件，就这样一一变成了文学世界的主流。《红楼梦》里贾母发表了一番才子佳人不可信的宏论，看看附和她的都是谁吧。恐怕王熙凤听了当时点头，回身还是要腹诽的，老东西又放屁，人民群众喜欢的，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