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和张青、孙二娘相遇的时候，鲁智深和杨志已经在二龙山落草了。张青认为武松与其到孟州牢营去受罪，不如到二龙山去入伙儿，至少可以图个自由自在。可是武松虽然已经披枷带锁，而且人性也有逐渐糊涂、逐渐向“恶”转变的趋势，却还没有反叛朝廷的心思，而是愿意刑满之后，再创前途。——因为他的刑期很短，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说这时候的武松，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自己不愿当强盗，一方面思想上又把杀人放火的歹徒强盗看作是“英雄好汉”，并且不排斥和这样的坏人交往。实际上这时候的武松，就已经有了“善杀人者即英雄”的错误认识。——也就是“霸意识”抬头，“侠意识”逐渐消沉下去了。
十字坡离孟州不远。武松离别了张青、孙二娘，很快就到了孟州牢营安平寨。
宋朝的“流刑”犯人，归州府一级的驻军管辖，单设一个“牢营”，所以犯人称为配军。元代的“充军”流犯，一到军队驻地，就编到行伍中去，年老体弱的则编进杂役中去；宋代充军的流放犯，先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考察”，有点儿像今天的劳改队。只有“表现良好”的犯人，才能进入正规军队。
早期的流放，第一只限于男犯人，第二只限于云贵、西北等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所谓“险恶军州”，一方面是给驻守边疆的国防军提供免费的劳务，一方面也带有强迫移民的性质(期满释放，并不给路费，没钱的人，就只能在当地落户)。从《水浒传》中的流放地区看，像沧州、孟州、江州(今九江市)这些地方，既不边远，也不荒凉，甚至还很繁华。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施耐庵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故意这样安排的；一是当时的罪犯流放，除了边远地区之外，确实也有流放到繁华地区的。但是我们从正史中查找，这样的例子太少了。
古今中外，最黑暗的地方，莫过于监狱。我曾经被劳改23年，拘留所、监狱、看守所、收容所、劳改农场都呆过，甚至连少管所都进去过，对此有亲身体验。早年的劳改队，一般说来，都是公安局中犯了错误的人或水平最低的人才调来“管劳改”，本身素质较低，大都私心较重，加上心情压抑，情绪不高，一旦“独坐山岗”，就会胡作非为。现代监狱的从业人员，大都来自劳改警察学校，有一定的文化和修养，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仍不排斥因为人手不够而任用罪犯中的流氓分子，于是依旧出现“牢霸”、“狱霸”，专门欺负新进的犯人。宋元明清时代监狱里的狱吏、狱卒，大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君，都是爱钱如命的财迷，总想变着法儿地从犯人身上榨钱，有的还是心理变态的虐待狂患者，以鞭挞折磨囚犯为乐事。《水浒传》所描写的“牢城”，是关押已决犯的地方，尚且如此阴森可怖，未决犯们关在不通风的监狱中如何过日子，可以想见。
武松到了孟州安平寨，他所采取的态度是“硬到底”，以此显示自己“打虎英雄”的威风。实际上这是毫无用处的(这种人，我在劳改队里也见过：有个挂满勋章的志愿军英雄，因为对他的就业安置不满，大吵大闹，被送劳改，又继续吵闹，关了他五六十天禁闭，采用“饥饿疗法”，方才屈服，放出来已经是骨瘦如柴，变成“人灯”了)。从第一次差拨对他的谈话和态度，就可以看出：“打虎英雄”在这里毫无用处，不值一文。用差拨的话来说：“这里的猫也不会被你打。”如果不是凑巧施恩被蒋门神所伤，需要这个“打虎英雄”去“打猫”，武松的下场很难设想。按他那“宁折不弯”的性格，很可能会是一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的结局。
武松本是一个是非观很清晰的明白人。但是自从到了十字坡，和张青夫妇结拜为兄弟以后，是非界线就模糊起来了，身上充满了“江湖气”，只讲“兄弟”的义气，而不能分辨是非善恶。要知道，这两个“义”，一个是小义，一个是大义，是不能混同的。武松来到安平寨，仅仅吃了几天施恩送来的好酒好肉，就不问青红皂白，把施恩看成是“好汉”甚至是“好人”，而且不问是非对错，就下决心要为施恩去“赴汤蹈火”了。这样的人，只能说是个“浑人”。这种人只要给他一点儿小恩小惠，就能给你卖命，最容易被人利用。——可惜，打虎英雄武松，从此走上了被人利用的道路。
《水浒传》中写武松，以十字坡为分界线，前后判若两人，这有一个可能：施耐庵所根据的，是好几个有关武松故事的话本或杂剧。这些话本或杂剧，不是同一个作者，因此对武松的定位和描述刻画，就各不相同。施耐庵“统稿”的时候，无法使其前后一致，于是就只好让武松出现两重人格了。
武松到了孟州劳改营，因为有施恩的照应，不但免去了一百杀威棒，还受到了好酒好肉的款待。
这个施恩是个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这样优待武松？原来，他仗着父亲是牢营的“管营”，在孟州东门外的快活林小镇开了一家酒店，却不是靠“合法经营”卖酒卖菜赚钱。书中说得很清楚：“此处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叫做快活林，凡是山东、河北的客商，都去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二三十处赌坊、兑坊①。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仗着营里有八九十个舍命囚徒，在那里开着一家酒肉店，都分给众店家和赌坊、兑坊里。凡是有过路的妓女之类人到那里去，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她们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天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二三百两银子进项。”
这一段叙述，很可能是施耐庵的信口开河。孟州在洛阳东边不远，是洛阳的门户。洛阳是闻名的古都，市井繁华，当在意料之中。不管孟州怎么繁华，总应该比洛阳差一二等吧？而快活林只是孟州城外的一个小镇，应该又差一等。尽管山东、河北的客商都到那里“做买卖”，实际上不过是经过或商品集散地，不可能形成一个“大都会”。因此，“有百十处大客店，二三十处赌坊、兑坊”的说法，很可能是有水份的“不实之词”。至于说“开着一家酒肉店，都分给众店家和赌坊、兑坊里”，话虽然说得不太清楚，意思倒是明白的：就是他那店里的酒肉，都是“分给”别的店家的。所谓“分给”，无非就是“强行摊派”！
不管施耐庵如何夸大其词，根据这一段“施恩的叙述”，他分明是一个借重父亲的势力，在快活林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的黑恶势力头子嘛！管营相公出钱当后台老板，却让儿子出面做生意，实际上施恩就是黑社会恶势力流氓帮会的“大哥”。他不但利用了父亲的势力欺行霸市，还把犯人中的亡命徒调到酒店来给他当打手。这个施恩，分明就是当年典型的黑社会兼“官商”！
快活林是孟州东门外的一个小镇子，如果真有一百多家客店、有二三十家赌坊和兑坊，如果一个月真有二三百两银子的出息，一年可就有三千两银子的收入了。当时的市价：一两银子大约可以买到100斤大米。按当时的银价折合今天的人民币，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人民币200元。三千两银子，相当于60万元人民币。这可是一笔相当大的巨款哪！——要不然，一个小小管营，何来如此奢侈的生活？请注意：郓哥父子，只要有五两银子(相当于1000元人民币)，就能生活“好几个月”！用今天的话来说，施恩分明是个收取“保护费”并强行摊派推销酒肉的黑社会头头儿。
一个牢营的“管营”，就有这样大的势力，开一家酒店，就有这样多的收入，难怪要引起别人的眼红。于是“管营”的顶头上司张团练插手了。
团练这个官儿，在宋代本来是管军队训练的，劳改营也归他节制，但不是劳改营的主管领导。他暗地里引来一个自己的亲信蒋忠。此人身高九尺——宋朝的九尺，相当于今天的六尺半，是个身高两米多的大汉，所以外号叫“蒋门神”——不但有一身好武艺，而且善于相扑——也就是摔跤。他来到快活林，一顿拳脚把施恩打跑，强占了施恩的地盘。这叫什么行径？这叫强者还有强中手，是大鱼吃小鱼，是黑社会恶势力的互相厮拼！
【吴越：通俗文学作家，祖籍浙江缙云，现居北京。代表作品《括苍山恩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