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一生写诗1500余首，其爱国思想是他诗的灵魂。
杜甫的大部分诗中表现了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和歌颂。
杜甫的一生及其诗歌的创作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即读书和漫游时期（35岁以前）；困居长安时期（35岁至44岁）；陷贼和为官时期（45岁至48岁）；西南漂泊时期（48岁至58岁）。他从青年时代，先是南游吴越，后又北游齐赵，随后过了八九年的“裘马清狂”的生活，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年寄寓京华，晚年漂泊各地，足迹所至均留有他的诗作。如在《登高》一诗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悲壮景色，引述了诗人万里离乡，多年漂泊，暮年多病，国事不宁，返乡无日的忧伤。另如《秋兴》八首从孤城日暮的情景联想到长安昔日的繁华，那低沉的音调深表诗人的爱国之情。再如长安《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诗人没有对祖国执着的爱慕之情，这些诗句是写不出来的。
杜甫一生中，特别是在战乱中，对生活在最低层的劳动人民有着浓厚的感情，极具同情。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他一生仕途不顺，生活在社会的低层，饱受了贫困和流离之苦，他也以忧郁的目光目睹了统治者的奢华无度和劳苦人民的悲惨生活。战乱中统战者的横征暴敛使人民经历了九死一生、妻离子散的痛苦，所以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如在《丽人行》中写到“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写出了贵妃杨玉环姐妹们显赫的地位和繁华的宴饮。《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对统治者进行了鞭挞，对平民百姓充满了同情，客观上反映了贫富悬殊对立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杜甫被叛军所俘，后颠沛流离各地，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他的眼光，常常注视到社会最下层，这一层的可怜人那些状况，别人看不出，他却能看出。老百姓的情绪，别人传不出，他就能传出。如他著名的“三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便是那时代社会状况最真实的写照，也是对统治者奢侈荒淫的谴责。《垂老别》的“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熟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新安吏》的“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如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石壕吏》的“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些诗是要作者的精神和那所写之人的精神并合为一，才能写出。所以在杜甫的诗中，处处呈出了对劳动人民的关怀，体现了人民性的深广和真挚，正是这种“悯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将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杜甫生在一个有着儒家思想的家学传统的家中，他非常崇尚儒家“修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思想。儒教又是影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来源，他的忠君思想和忧国忧民情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对社稷和人民的关切，是他爱国思想的核心内容，他一生同情人民，坚定而真诚地为江山社稷而忧愁。
其实，杜甫能有如此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在动荡的社会中，他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接触到下层的人民，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从而能在诗中予以真切的反映。他的忧国，是广植于“忧广大人民”这一现实的土壤之上的，“忧国”即是“忧民”，“忧民”即是“忧国”，他的爱国之情更有一种悲天悯人在其中，诗的内涵更丰富，更具有现实的深刻性，使人读后，深受震憾。所以，杜甫的诗，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在史料上也有珍贵的存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