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1987年）我并不是特别喜欢昆德拉，认为他总是与政治结合在一起，而我本人对于政治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理解。当纯粹地把政治看成一种“权”与“术”的结合之时，我是不太赞成的，而我以前认为昆德拉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政治的纬度发生其影响。第二，以前我总感觉昆德拉不过是一个“二流”作家。由于自己的翻译工作，我有幸能与普鲁斯特、雨果、巴尔扎克这样的大家在历史的空间当中进行“对话”。所以，对于昆德拉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但是，出版社的赵武平先生几次来电话对我说：“你可能没有真正地认识昆德拉，另外，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你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我心想：到底会有什么挑战呢？他又说：“这部小说在1987年由著名作家韩少功翻译之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发行了100多万册。它激活了中国创作界的思想，激活了中国文学界对于小说艺术的重新认识。也许是你对昆德拉的认识太肤浅了吧！若你能在韩少功之后来翻译，你能够接受这种挑战，应该说这对于一个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赵先生提出的两个观点使得我慢慢地动心了：其一，他说我可能小看或者是误解了（不了解）昆德拉。我自己是搞翻译工作的，当有人说我误解或不解的时候，自己心中总是很痛苦的。因为，翻译最为重要的精髓就是“理解”与“使理解”（understand and make understand），即，你只有理解了它，才有可能使别人理解，这是基础。但是，你即使理解了也不一定能够使别人理解。而当别人说我误解或者不了解昆德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试图去理解的愿望。其二，作为翻译而言，一个作家翻译了一部作品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而且此作品的翻译在全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然而现在要重新翻译，这对自己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于是，我就答应考虑一下。随后，我就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包括法国人、加拿大人、美国人以及中国的昆德拉研究者所写的文章、资料、书籍），在读过总共不下120万字的文字材料之后，我豁然发现昆德拉怎么提供了那么多“理解”的可能性？！后来，我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遇见了许多的外国作家，包括福克纳、博尔赫斯、卡夫卡等大家，可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带来那么多阐释的可能性。”有如此之多的作家、哲学家、比较文学家以及普通读者对昆德拉的这部小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理解，这顿时吸引了我，而我又该如何去阅读这部书呢？所以，在翻译之前我就在想：是否能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阅读方式和理解的可能呢？
实际上，一个人的理解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如果今天让我再把这部书重新翻译一遍的话，或许有个别的字、关键的词会有新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一部书的翻译是随着一个人对于此书理解的不断加深而不断地发展。然而，对于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书确实有着很多不同的理解，譬如：哲学家俞吾金就从哲学的角度对昆德拉的话语进行阐释，他认为此作品铸造了新的时代精神；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则认为昆德拉成功地完成了哲理与故事、梦与现实的结合，或者是创造了一支把哲学、叙事和梦合为一体的、复杂的交响乐；文学评论家们更是推崇昆德拉掀起了小说的革命，对小说的“新”与“奇”以及对昆德拉小说的技巧与创新进行了探讨；而一般的读者通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最后变成了凄婉的，进而再变成绝望的爱情悲剧。
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基本上就是在政治的背景之下，对这种爱，对一种绝望的生存悲剧的演绎。20世纪80年代，四五十岁的人阅读这部书所联想到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昆德拉所面临的境遇与我们那一代人是何等相似，在这相似之后的思考带来了一种共鸣。因此，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代对小说的认识就显得那么不同，那么丰富，内地人、香港人、台湾人读后的感受各不相同，把所有的感受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阅读昆德拉的一个完整的但仍有待于发展的版本。这个版本确实在不断地发展。到了2003年，我发现人们阅读与理解昆德拉小说的可能性又变化了，又拓展了。以上海为例，大家都熟悉上海市作协主席、著名作家王安忆，她就这样说过：“我一直对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感到不安，它几乎成了我理解力的一个障碍，我不相信它只有自己所能看到的那些，可除去了那些，我又真的看不见别的。我对自己以及对它充斥着怀疑，为了释解这种折磨人的困惑，我决心以实证的方法分析这部小说，求得客观的认识。”于是，在2003年7月这部书的新译本问世之后，王安忆就以实证的方法（逐字逐句）阅读并分析了它。为此，她写了一篇文章，叫《事实与诠释》。而她在阅读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非常用心的，表现在对整部小说的结构、关键词以及对二元对立的灵与肉的分析。分析到最后她是这么说的：“就这样，性，政治，在无度的诠释中，成了历史反思的主要特征。为什么是性和政治，而不是其他，这又是一个令我不安的问题。”也就是说多年前王安忆读小说，读完了以后便一直处于不安的状态之中，甚至对自己的理解力也产生了怀疑。此时又读，等再读完了以后她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释解，可最终发现“性，政治，在无度的诠释中，成了历史反思的主要特征”，而“为什么是性和政治，而不是其他”，这个令她不安的问题又开始折磨她。
我在南京看到了上海媒体的一篇报道《一个初一的小女孩读懂了昆德拉》。说上海时代中学一位初一的学生，她写了一篇读书大赛的参赛文章《生命的轻与重——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感》，最终获得了征文大赛的一等奖（上海《新闻晨报》全文刊登）。这个女孩仅13岁，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里，在文章里她写道：“我常常被这种困惑挤压得透不过气。在学习的日子，我无时无刻不想着逃离校园。可是一旦放假，我又因无所事事而深感自责。我讨厌朋友之间鸡鸡狗狗的纷扰，但在热闹的人群外又总是品尝着凄清和孤独。我害怕因老师的器重带来的大小事务，又会在老师的冷落中黯然神伤。我厌倦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在他们离婚后我又不得不面对安静生活后面死一般的寂寞。”一个13岁的孩子由于生活在这沉重的大地上，带着自己所承受的生命重荷，没有离开这片大地，只有她的幻想与理想。联系这些困惑与痛苦，她读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样的阅读究竟为其带来了什么样的感悟呢？她说：“从现在起，我要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我欣赏网球比赛时，不会再为少背几个英文单词而苦恼；当我和同学聊天时，不会因为错过经典小说而悔恨；当我在公园里悠闲散步时，也不会因为停练了一会儿钢琴而自责。我要让沉重的生活变得轻松起来；我要和妈妈一起把阴暗的小屋漆成温馨的粉红；我要让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塞满我喜欢的书籍；我还要帮助伤心的妈妈重拾儿时的文学之梦……不要再去分析生活是轻是重，也不要害怕生活是轻是重。重，就勇敢地扛起，轻，就紧紧地抓住。”这个13岁女孩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因为她带着对生活的感悟去阅读这本书，所以她读出了自己所能理解的昆德拉。在这个意义上，我也确实认为王安忆的不安与折磨是对的，而这个小女孩读懂了昆德拉也是可能的。
在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过程当中，我与不少作家有过交流，而在小说出版了之后，我也同样与许多朋友进行了交流。据我了解，阅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人群中年龄最大的88岁，最小的13岁（都是我认识的人）。在南京有一位初一的学生，她爷爷是中国写作学会的会长。有一次我在她爷爷家做一个访谈（关于学英语与母语之间的关系），她拿出一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并要求我题几个字。我就在她的书上写了一句话，我说：“翻译就是爱！”我还对她说：“当你去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怀着一种热爱的态度，对你的生活你必须要带着热爱的态度；当你去翻译一位作家作品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带着一种热爱的态度。”她告诉我已经读过了这部书，身边的几个同学也都买了这部书。我当时就感觉很奇怪，怎么这么多初中的学生读这部书，于是就问她：“你读了这本书有什么想法？”她回答：“世界怎么如此复杂啊！”阅读了这部书，居然让她对世界的复杂性有了理解，其实这也是对于世界的一种理解，因此我觉得很好。最近，我浏览了一下亚马逊网，若把网民们对读这部书的感想全部念一遍的话，那我今天就可以不用言语了。因为，我感觉从他们对昆德拉的不同理解当中开拓了我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理解。或许我所理解的东西，他们还不曾理解，但是他们所能理解的那一部分被我忽视了。可以说在这部书当中，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出自己的那份感觉，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大。我仔细浏览了网上的内容，感觉说什么的都有，但都与自己的生存相联系。例如，有关高二、高三的学生生活，有一个同学留言：“我是一个高三的家伙，马上要高考了，忽然就遇到了这本书，我就读下去了。生活不就是这样吗？就让它‘重’吧！”这就很有一点要承担起生命的重、高考的重的感觉。再如，有一个人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北京，忽然在那个都市里找不到“北”，顿时感觉非常孤独，于是他在这部书中找到了理解孤独和感受孤独凄凉的美。他说：“生活当中能够有这样一份孤独，不被世界纷繁的世事所侵扰，这不是很好吗？”
关于这部书的理解，大家可以发现一个发展的过程。在1987年小说刚问世的时候，普通的读者发出的“声音”并不多。有关昆德拉的理解，发出的都是专家学者的声音，而不同的专家从不同角度去阅读去理解。例如，哲学家阅读感觉它是哲理化的小说；而小说家去阅读又感觉它是小说化的哲理；文学家去阅读认为它是小说的革命；而政治家去阅读又认为它是革命的小说。普通读者往往在这些看法的影响下看这部小说，而与自己的经历联系甚少，最多的是联系我们民族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对那个时候的一个解读过程，我把它称之为“外部的阅读”，很少结合自己的生存。可是，现时的人们再来阅读昆德拉，就出现了新的方面，普通读者真正从各自的生存状态出发去理解作品。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人对于昆德拉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的现象。
那么，我自己又是如何去“走近”这部书，从而理解并翻译它的呢？关于阅读，我们在有的地方与昆德拉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中国传统的阅读方式是：一定要了解作家，然后再了解作品。即，先看创作作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接着再从此人的品性当中来理解这部作品的品位。如果这个作家是一个品位不高的人（指在我们的道德评判标准里），自然其小说品位也不会高。我们在小学学习阶段开始，读一篇文章，总要强调一部作品的“历史背景”。可是，昆德拉就比较反对这种读法。在他看来，作品是第一位的。你们不要去追究我是谁，你只要去读我的作品就可以了！我认为，这点确实是我们在阅读一部名著的过程之中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要弄清作家其人，再来理解其作品，还是要通过对其作品全部的理解之后，再来定位此位作家呢？因此，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些矛盾。昆德拉认为：自己在作品当中是表达了真正写作思想的昆德拉。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在我们阅读昆德拉作品的时候，可以发现几乎所有书中都没有对作者详细的介绍。他的书上只介绍出生年月，除此之外就是告诉读者他用捷克文写了哪些作品，又用法文写了哪些作品，而生平经历的介绍，似乎对其而言都不重要，因为他说这与其作家身份无关。
可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却往往要作个序，或者是写篇译后记，这也是我们中国的翻译家在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时经常采取的一种方式。如我们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都会写一篇序，称之为“译本序”。可当我答应要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时候，上海译文出版社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要求我不要加任何自己的文字，不要写序，也不要写译后记。我当时感觉无法接受，这实在是很不平等，我作为一个翻译，为何就没有权利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呢？出版社又强调：你可以独立发表你的意见与看法，但请不要与他的书“同行”，因为他是一个独立体，你也是一个独立体，不要把你自己的理解作为理解他的书的先导。法国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流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文本批评，即不问作家是谁，只分析作品本身。昆德拉显然是受到了结构主义、文本分析流派的影响。在这点上我持有不同的看法。若我们不对昆德拉的出身、经历有所了解，也许对他的作品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展开。
关于昆德拉，不少人这样对我说：“昆德拉原来在捷克的时候没有名气，后来他流亡到了法国才开始有了名。”可我查询了一些资料，发现实际上并不是完全这样。1975年，在他离开捷克之前，昆德拉已经就是捷克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了。后来他在法国出名了（1977年），其自身的某些经历与我们社会的某些阶段所经历的有些相似。1977年，在中国，“四人帮”刚被打倒了一年多，那个时候改革开放还并没有开始。就在那一年，捷克有76名人民艺术家、360名功勋艺术家、7000多名艺术工作者签名发表了捷克斯洛伐克文艺界《宣言书》，其中曾这样写道：“……我们极端鄙视这么一帮子人，他们狂妄自大，虚荣心重，优越感强，自私自利，无耻之尤，甚至为了几个臭钱，不惜出卖自己祖国的利益，参加了叛徒集团，脱离了人民，离开了人民的生活，背弃了人民真正的利益而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成了反人道主义的工具，堕落为那些颠覆和制造各国间不和的人的传声筒。”其实，这个宣言就是针对昆德拉等一些流亡作家所写的。在这样的声讨中，昆德拉的作品在捷克当然不可能流传，他的作品绝对不可能在捷克的土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发展，这种情况一定会有改变，历史会说话的。昆德拉离开捷克到了法国之后，很多人认为理解其作品要围绕两点：一个是他的故乡，另一个就是他的寓国（指接纳他的那个国家）。在他的小说中，总有许多的梦，梦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害怕没有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比如在“无知”中，主人翁到了法国后天天做梦，等到梦醒时分就感觉自己怎么还没有离开布拉格，显得忧心忡忡；另一种梦就是在寓国，他担心自己遭到别人的不理解。对于这么一种矛盾的过程，我们如果从其特殊的流亡者的身份切入，对他那种灵魂漂泊的经历加以理解，我们就会对他的作品有一些新的认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了解一点昆德拉的历史及其特殊的身份是有利于我们对他的理解的。
在理解昆德拉的过程中，我认为有这么几点需要指出：
第一，我们理解昆德拉，如果只注重外部因素，从政治的角度切入，有可能会产生“误读”，有时候我们会读出他的反动，我们对“共产主义”这样的字眼会特别敏感，在翻译中对有些过于敏感的词语就会采取软化或删节的处理办法。如今，我们的时代已经相当开放，我们的国家与政党也发展得相当强大。或许在多年前有人会认为昆德拉的小说是在颠覆某种制度，而现今这种可能性已经慢慢淡化了。
第二，昆德拉的作品的开头非常有意思，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开篇。法国的作家对于小说的开头，不同的流派大相径庭，如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高老头》等，作品开头总是：“在一八四几年的一天，在法国某城市某某街出现了某某人……”小说家对于所发生的每一个事物、人物、时间、地点均交代得一清二楚，叙述者对于小说中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了如指掌。可是，到了存在主义小说家的时候就发生了变化，如大家都不陌生的阿尔贝·加缪，他有一部小说叫《局外人》，开始便写道：“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不知道。”这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一开始就把这个“不知道”带入到叙事当中，以至于后来主人翁默尔索杀了人，连自己是怎么杀的都不知道，由此而昭示了荒诞。昆德拉的这部小说非常有意思，小说的一开篇就是：“永恒轮回是一种神秘的想法，尼采曾用它让不少哲学家陷入窘境……”这样的开篇似乎没有小说的影子，更像是一本哲学书。而小说的结尾又是另外一种方式：“一只巨大的蝴蝶被光线一惊，飞离灯罩，在房间里盘旋。下面，传来钢琴和小提琴微弱的声音……”一个富有哲理的开始，却在一个凄凉的诗意中结束，这样的开篇与结尾就形成了此部小说特有的一种格调和张力。
第三，我们在阅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时候，总能够发现极其有趣的方面，尤其是处于一种二元对立当中所出现的境况。在小说的第二章，有这样的表述：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举，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实际上，他在小说中直接就提出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在”。刚才我们就提到了，现在有很多读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都联系起自己的生存与生存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道理，因为小说的主题就是要讨论“存在”与“生存”的问题。围绕着“生存”就出现了两个字——“轻”与“重”。这一“轻”一“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和传统当中是经常谈及的。但是，我们不像昆德拉那样去谈生命的“轻”与“重”。伟大领袖毛泽东谈的是“死”的“轻”与“重”：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命的“轻”与“重”我们讨论得并不多，但是我们对生存状态会持有一种态度，比如说“举重若轻”“避重就轻”等。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轻”与“重”时刻在关联着我们。然而，对于此种对立，昆德拉又说：“巴门尼德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宇宙是被分割成一个个对立的二元：明与暗，厚与薄，热与冷，在与非在。他把对立的一极视为正极（明、热、薄、在），另一极视为负极。这种正负之极的区分在我们看来可能显得幼稚简单，除了在这个问题上：何为正，是“重”还是“轻”？
此处，我想着重谈谈关于对立两元的问题。我们在阅读这部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两元对立的，还是一个多元的？应该说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然而这其中又生发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部书中出现了很多的对立，如生与死的对立，轻与重的对立，背叛与忠诚的对立，灵与肉的对立，崇高与鄙下的对立，高雅与粗俗的对立，美丽与丑陋的对立，爱情与色情的对立，最有趣的对立无非是《圣经》与粪便的对立，另外还有政治与性的对立。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它，可以发现所有的情节都是围绕着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条就是特蕾莎与托马斯，另一条就是萨比娜与弗兰茨。他们这两条线又常常交织在一起。整部小说就是在这两条主线当中形成了一个个对立的两元。此著阅读至今，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昆德拉揭示了对立两元所产生的必然境遇。我们要走出对立的两元，去寻找，去开拓每个人生活中的可能性。由于对立两元的观念使然，我们往往把“生”与“死”对立起来。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存在着死亡以及“生”的有限，这才使得我们的生命出现了无限的价值。若人类的生命是无限的，人不会死，那么大家还会去珍惜生命吗？就是因为有“死”，所以我们才特别珍视“生”，才特别地重视在有限的生命里让我们的生命放射出无限的光辉。要是生死对立，那么，当我们知道人一出生必须面临另一个极端“死”的时候，当我们总是在这种对立之中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自然就会感叹：“又何必生呢？”在这部书中，我们就可以读出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的生命不应该处在生死对立当中，而应该在对立的两极当中寻找每一个人的可能。爱情如此，生活如此，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今天大家都在提倡一个多元的世界，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上海，她为什么会有生命？就是因为崇尚的是一种多元，对于世界各地文化的接纳，香港也是这样。我认为多元性也存在于这部小说中，如特蕾莎就历经了两个阶段：开始的时候偶然来到托马斯的身边，她要绝对地忠实于他。但是，托马斯认为做爱与睡觉是两回事，爱与色情是两回事，他爱她，可并不完全只是以她为自己的存在。因此彼此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矛盾，于是两个人都走向了反面。在最后的时候，特蕾莎要让自己的身体自由，她甚至幻想着与其他男性的性接触，最终可悲的是她陷入了一个政治的陷阱。然而，灵与肉的对立也同样如此：我们总是称颂精神，却遗忘了个体的肉体存在的重要性；我们总是去赞美崇高，却对于崇高之后很多的一切（看似比较低下东西的真实性）不在乎。在这点上，小说中有许多细节将其真实地体现了出来。例如，特蕾莎偶然去找了托马斯，情人之间的见面本应该是激动而浪漫的，可书中的描写却是：“她第一次迈进托马斯寓所门槛的时候，肚子一阵咕噜咕噜叫”（小说改编成电影时表现这一细节用的是“打喷嚏”的方式，因为肚子发出响声没有办法表现给观众来感知），这就说明了在最渴望激情与浪漫的时候，人的肉体往往就会背叛了自己，从而鄙下的那一面暴露无遗。所以，昆德拉在探讨媚俗的这一刻（在小说中“伟大的进军”那一部分），一开始就谈到了斯大林的儿子。斯大林的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是一位将军，可最后被德国人俘虏了，之后就把他与英国人关押在一起。作为领袖的儿子，他有一件事情表现得相当不好：在上厕所的时候特别不注意，就把厕所弄得脏乱不堪（这恰恰与英国的绅士风度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英国人就去德国人那里状告斯大林的儿子。最后，他被逼去扫厕所（厕所自然与最见不得人的粪便结合在一起），顿时感觉遭受了莫大的耻辱，于是身撞铁丝网自杀了。什么叫媚俗呢？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就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我在此很羞于和大家讲“粪便”，但是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中从哲学与生命的高度讨论这一问题。像特蕾莎，她总是被自己的母亲给压迫着，最后她渴望什么呢？她说：“真想跟母亲的那些女友杂一起，当有人放了一个响屁跟着她们一起哈哈大笑。”在俗中透着对生命的渴望。
其实，这就是昆德拉的刻薄与残酷。当人要刻意表现崇高的一面之时，对生活当中的那些所谓的悲、俗的方面往往就会忽视或遮掩，这真是非常有趣！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各自的生活，想想在朋友之间、家人之间的情况。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谈粪便（或者说屁），只有在最亲近的人之间才能够谈（或者说在最亲近的人身边能够发出那样的响声）。”这个道理就揭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高雅与粗俗的方方面面。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昆德拉并不是借着“粪便”而谈粪便。他是从雅与俗的对立中揭示人的虚伪与媚俗。《圣经》里无所不包，但是从神到了人的转变之后，人的罪恶就落地了。上帝创造了那么多的东西，可就是没有谈到人的排泄，可人一旦不排泄的时候其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从昆德拉的小说当中我们发现，“最伟大的进军”变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结局。在小说所有追求生命的人中，比如萨比娜，她一心要背叛脱离“俗”，而追求“雅”，但是在小说中，她背叛了自己的母亲、祖国和情人。看似的确与众不同，可是她的那次出走就变成了“大俗”，她的生命最终就在“俗”当中走向了反面。在小说两条线所涉及的四个人当中唯独她没有死，其他的三位（特蕾莎、托马斯、弗兰茨）都残酷地死去了。
这样一来，我就认为小说揭示了“人之存在”的几个倾向：第一，就是人们对自己具体的存在往往非常漠然，遗忘自己的存在而追求所谓虚无缥缈的东西，对此，我们应该加以反思。第二，对人性与人之经验的忽视。昆德拉所揭示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而不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这里面就涉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理问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体会生命之“重”，但是唯独我们不去体会生活当中的“轻”所带来的伤害。我们不能去直面我们的人生，我们不能去直面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去直面我们的困境——而只有幻想。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会被这种“轻”的幻想所害，而丢失了所需要面对的一切。所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要揭示的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注重生命。昆德拉小说是要照耀每一个人对生命的反思，要避免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漠视、遗忘或者无知。
现在的人越来越彰显自己的个性，越来越追求文化的多元。当人们不会在那种对立的两元当中钻牛角尖的时候，我们就会逐渐地认同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所揭示的一些问题。这些也就是我对这部小说的一些认识，由此我认为在阅读它的时候需要注意三点：第一，要走出两元的绝对对立，在对立的可能当中寻找生存的可能性；第二，要走出对小说理解的固有模式，发挥我们每一个读者的主体性，联系自己的生存，寻找小说阐释的可能性；第三，要走出封闭的自我，寻找我与世界和谐相处的可能性。以上三点纯属自己的心得体会，然而实际上，在翻译这部书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点接近于无知，即我对于音乐的无知。很多人认为昆德拉的这部小说融入了音乐的元素，就好似一首交响乐，可惜我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感受到。但是，我认为，在对立中寻找可能性，可以说是读昆德拉的最大收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寻找小说既有可能性之外的其他的可能，是昆德拉小说革命的根本精神。对昆德拉来说，人的存在的可能性是小说存在的可能的根，所以，他要“在叙事的基础上动用所有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叙述的和沉思的、可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
接着我想再简单地谈谈关于在翻译这部小说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例如，我改变了书名，原来的译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现在我改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此，我就听到了来自媒体、网络的不同声音，有的说：“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居然把书名都改了，就凭这一点我肯定不喜欢。”这里面就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部外国作品传入了国内，一旦我们的读者接受了它，不管是误读，还是另一种阅读的可能性，这种习惯力量是很难打破的。起初，我也想沿用原来的书名，但是考虑再三后依然决定做两点大的改动：其一就是把“生命”直接改为“存在”，即“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可我认为还得尊重已有的读者，尊重时间沉淀出来的一种阅读习惯，若改成这样的话，很多人就无法接受了。所以，我就做了一些“妥协”，但是题目我必须要改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不知道各位是否能够领会我在这点上的理解？因为，我认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有很大区别的。举例说明：“校园的美丽”与“校园中的美丽”，前者仅指校园的建筑和自然，而后者包括美丽的校园、美丽的学生、美丽的思想等，其范围是非常之广的。再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它直指的就是“生命”这两个字，其主题就是要讨论“存在”，要直面“生命”。
有一位网民发言：“曾经有过一个讨论，说昆德拉并不是说生命之轻是不能承受的，他说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确实是翻译上产生的误会，昆德拉的原话是：“我不是说生命之轻是不能承受的，我只是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是很不同的。如果昆德拉说“生命之轻是不能承受的”，那他就是已经下了一个结论，做出了一个判断，成为一种真理，就像“人总是要死的”一样。但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并不是一个判断，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所以，他这样来命题恰好暗合了他自己对于生存的可能性的一种追求。对我的翻译，很多人都产生了疑问：你的翻译到底比韩少功的强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基于我对昆德拉的理解，我始终强调“可能性”。我认为是韩少功造就了在中国的昆德拉，若没有韩少功，昆德拉就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如此家喻户晓。正是由于韩少功以其小说家的敏感，抓住了昆德拉的精神，他们俩产生了一种共鸣，再加之小说家的文字，最终使其小说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品味。
可是，我认为韩少功提供的是一种可能性，因此我经常会对媒体对读者说三点：第一，时代所提供给韩少功的翻译的可能性跟我现在翻译的可能性不同。他当时翻译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忌讳的词需要避免使用，如有关反“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等词语，因为那是在1987年。而我们现在的时代，这样的词完全可以如实地反映出来，因为那是出自有自己看法和思想的小说家的笔下。正是因为这种时代的不同，所以韩少功改动的地方，我就没有必要再去改动，也包括他删节的部分段落或词句。因此，我现在这个版本可以说是时代赋予的可能性更大，这样我的版本提供给大家理解的可能性也就更多一些。第二，我们依据的版本是不同的。韩少功依据的是英文的版本，而我所依据的是法文的版本。实际上，翻译是一个变化转换的过程，如从捷克文翻译成法文，再从法文翻译成英文……在此过程中就会失去许多细小、细微的东西。我这个本子是昆德拉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并三次与法文译者共同探讨的结果。所以，他在这个本子当中指出了一点：“法文本具有与原文本（捷克文）同样的真实价值。”因此，现在他强调所有翻译都要依据法文本。第三，我认为不同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所不同，每一个翻译家对原著的理解是有可能存在差异的，表达也会有不同的风格。比如说原著中的“轻”“重”这两个字，韩少功有时就翻译成“轻松”“沉重”。但是，我认为这两组词语之间有时候意思是不一样的，试问“轻如鸿毛”能说成“轻松如鸿毛”吗？“重于泰山”能说成“沉重于泰山”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翻译中理解与表达的问题，我持如下的观点：当原作基于哲理的讨论时，我一定要赋予其哲理的语言，而不是一种文学性的语言。因此，在此基础上，不同翻译的品格就出现了差异，即韩少功的翻译偏于诗意的地方，而我在自己的理解范围之内，可能更注重于哲理。在这个过程中，彼此的翻译显然就有不同了。比如，小说中特蕾莎是因为六个偶然，才必然地来到了托马斯的身边。所以，我认为是六个偶然构成了一个必然，法文用的是一个词，即hasard（“偶然”），最后一个才是“必然”，这是一个从“偶然”自然而然到“必然”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如此不可的过程，具有很强的哲理性。韩少功先生是一个文学家，他用的是“碰巧”“机缘”这样的表达，非常具有文学性。同一个字有不同的变化，讲究不同的色彩，读起来就很过瘾。若从哲理与原著接近性的角度而言，我想可能就存在一个对原著忠实性的问题。不同的翻译家对于翻译工作来讲，就像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那样：翻译是一个“脱胎换骨，转世还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不同的翻译家的笔下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想撇开韩少功与我的翻译，举一个《红与黑》当中的例子，由此让大家感受一下，对于同一部作品，不同翻译家的翻译有多大的不同：两个都是著名的翻译家，一个是八十多岁的许渊冲老先生，他翻译了《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托夫》等；另一个翻译家是罗新璋先生，他可是傅雷的捍卫者。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把傅雷译本抄在原文本上（约有150余万字），进行对照性的研究和学习，后来，成了一个著名翻译家。就是在如此高超的翻译家笔下，出现了对同一个人物的两种不同译法，而这个人物就是《红与黑》中德瑞那市长夫人，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德瑞那市长夫人的话，请比较两位翻译家的译文：
——她那亭亭玉立的身姿，秾纤得衷，照山里人的说法，也曾是当地的美人儿。又有那么一种纯朴的情致，步履还像少女般轻盈。风韵天成，满蕴着无邪，满蕴着活力，看在巴黎人眼中，甚至会陡兴绮思。（罗新璋）
——她个子高，长得好，山区的人都说她是本地的美人。她显得很单纯，动作还像少女；在一个巴黎人看来，这种天真活泼的自然风韵，甚至会使男人想入非非，引起情欲冲动。（许渊冲）
可以看到，同一个形象在不同的翻译家笔下，出现了完全不同的风貌，其情致、情趣与外貌都变化了。所以我认为，翻译是以忠实为原则的，但是一种难以做到绝对忠实的再创造的行为。然而，我对昆德拉是否忠实？我自己的追求是否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我认为一部书出版之后，作者便死了，给予其生命的是读者。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我翻译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的使命也结束了，要靠读者赋予它新的生命！
作者：许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