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纲宪。顺其者昌，逆其者亡，如此，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发生碰撞之前的历史，通通被视作偏离了轨道，通通是“糟粕”。近现代以来，中国人仿佛从“天朝上国”的一个极端滑向了“欧洲至上”的另一个极端，这种以欧洲文明为中心的欧洲中心主义，曾像阴云一样笼罩在中国人的头顶。我们应该明白世界文化的多元多样。无论是“欧洲中心”还是“中国中心”，无论是“这个陷阱”还是“那个霸权”，全都不能合理地存在。
先生的辩证法思维使其不同于其他一些“非黑即白，成王败寇”的史学家。世界文化多元多样，那总免不了比较中西方文明的差异。古代的，中世纪的，近现代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阶级的，社会的……都可以拿来比一比。但不能因此否定一段文明之路，否定前人之所为，分出优劣民族。毕竟欧洲人开始航海冒险之时是不知道能发现新大陆的；欧洲人在改造蒸汽机前是不知道它能带来一段工业革命的。没有人能够左右历史的进程，也没有人可以说，已经发生的历史就是最好的历史。先生所言:“只有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近代化了的国家。”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之中，大半觉得这与高中历史课本或者学习中的阐释很相近甚至于相同。偶然看到一篇文章，说《新陈代谢》一书不是陈先生有意识地专 著，而是他给研究生上课的内容整理。”“陈先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本书 影响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也间接影响了30年来中国国民历史观的塑成。”
哀悼乎，陈公其人之逝。
肃敬乎，陈公其精神之伟。
历史之事已经过去，不再改变。而史学史论永远都朝前发展。《新陈代谢》 一书成稿于上世纪 80 年代，而至今其依旧具有先进的史学观点，依旧为人所敬 仰。其书观念超前可见一斑。 我认为看史学的书万不可忽略的事情是认识和了解成书或写稿时间的历史 背景，社会环境。我们不妨回顾陈先生的生卒年
一九一八至一九八八
我沉默。陈先生史学家的人格和精神以及思想的魅力于是在我的心中更加丰 满。因为，无论是官场，商业场，社交场，职场……种种的场合，人总是自保性 地说出一些“漂亮话”，这难免沾上了一些俗气，但总能带来某些便利，至少也没有什么坏处。唯有学界不可，史学尤甚。中国重史，史何其神圣也。
先生言:“过去我们多半是饱蘸着愤怒来写这段历史，对破产农民的同情，同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憎恨理所当然地连在一起。的确，历史研究会动感情，但是同情和憎恶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为重要。”“马克思曾经深恶痛绝地揭露过原始积累的种种罪恶，但他又称赞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起了“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在他看来，旧中国的解体是一件值得欢迎的 事，这种解释是侵略带来的并与民族侵略历史地缠绕纠结着，但它本身又不同于 侵略。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
陈先生既带有“历史的温情”回顾历史，又不陷入偏激的民族主义，主张辩 证看待这个问题，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陈先生经历过“文革”，经历过“改 革开放，解放思想”之前的中国社会，经历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 由提出到黯淡无光的时期。我们难以想象在当时发表种种此类的言论需要顶着多 大的压力和风险。陈先生说:“什么叫知识分子？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的人。”
陈旭麓先生，原名陈修禄。
旭麓:山脚下地平线上升起的旭日。
把 修禄 改为 旭麓 ，我私以为，也许和先生《浮想录》中的一句话相应和:“政治家看到的是地平线以上的东西，哲学家看到的地平线以外的东西，历史学 家记下了地平线上的东西，但要把视野从地平线引向地平线以外。”门外汉贬低 历史，那是因为他们仅仅见到了地平线，甚至是断断续续的碎片化了的地平线，没有完整的认知，也没有将视野引向地平线以外。“旭麓”升起以地平线，而又引向地平线之外，我认为这是先生的写史学作品的一个特点。修禄的意义与之相较，岂不惨惨碌碌。陈先生终其一生在其职位上都是副教授，由此观之，先生确实是“旭麓”，而非“修禄”。
先生沉浸在历史世界，辛劳耕耘，思想超前，不庸碌于“禄”，展现出巨大 的人格魅力。他笔下的“改良的进步意义”，“中体西用”，“租界问题”，“中国末代皇帝”等等研究，都无不体现他辩证地看待“新陈代谢”着的近代中国，不以今天的标准去“推诿于古人”，去要求古人。这些思想方式对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为今天的史学潮流。
假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先生一定是把这个小姑娘当做自己的亲丫头，先生的小姑娘，朴实、思辨、善良而又包容。每一个作品都会留下作者的烙印，来自作者的教育经历，生活时代，政治环境，阶级立场等因素的影响，此之谓:写史思维与个人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伟大作品之中读出伟大的人格。文革期间，陈先生被调至复旦大学编纂中国近代史丛书，那个他工作奔劳的地方就在我校的隔壁，那个我心中敬慕的人，就曾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辉映其人格的伟大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