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实际上也受到编写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自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就史料本身来讲，过去的历史事实能否被后人发现与利用，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带有不确定性。但这并不妨碍研究者对史实本真面貌的追索，对史料的运用、阐释与评价，不趋时，不溢美，不掩饰，不曲解，不因撰写者的好恶而作取舍，而是客观、理性地对待所有史料，尊重史料本身的价值。
举一个例子来讲：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施凤来中廷试一甲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升礼部尚书，入阁为大学士。《明史》称其“素无节概，以和柔媚于世”，将其视为“阉党”成员。但在《乾隆平湖县志》中，他却以另一幅面孔被记载下来：“凤来入政府时，珰势张甚，一以镇静调护为务。中使李明道欲催民船转运，奏寝其议；修撰文震孟疏语激怒，将逮治。凤来从容廷辩，自述缇骑逮周顺昌激变一事，感动熹宗，复密揭申救以免；皇极殿工成，魏忠贤叙功爵赏，凤来引祖制非军功不可，而旨从中降，乃力辞恩荫不受，亦不附于珰也。”面对施凤来的“两幅面孔”，戏曲编年史在引用相关史料时，就应该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加以交代。……
明代内阁大学士形象图
史料运用不能带有偏见，不可先验地、主观地加以挑拣。如前人对某一问题出现不同意见，则可征引多家观点，以便读者的比较与判断。邱浚《五伦全备忠孝记》自问世后，便褒贬各异：吕天成《曲品》云：“大老巨笔，稍近腐。内《送行》[步蹑云霄]曲，歌者习之。”在批评作品内容“近腐”的同时，也肯定其可供演唱之长。王世贞《曲藻》则是明显的否定态度：“《五伦全备》是文庄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评价道：“填词尤非当行，今《五伦全备》是其手笔，亦俚浅甚矣。”徐复祚《曲论》更是不满道：“《龙泉记》、《五伦全备》，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一蟹不如一蟹矣！”但高儒《百川书志》却对其备加赞赏：“所述皆名言，借为世劝。天下大伦大理，尽寓于是，言带诙谐，不失其正。盖假此以诱人之观听，苟存人心，必入其善化矣。”清人李调元《雨村曲话》也赞同高儒的评价。
丘濬 （1421-1495）
对于此类问题，只要将各种不同意见客观地交代出来，即可用史料本身来说明问题，研究者不需过多地阐述自己的评判。即使有所评述，也不作无根游谈，着意发挥，而是在史料的基础上略作引申，不给读者提供结论式的断语，而是让读者从各自的角度去发现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
其次，撰述的准确性。在研究戏曲过程中，我们时常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同一件史实往往记载各异，史料之间甚至彼此抵牾、相互矛盾。对此，研究者就必须作出抉择，尽可能准确地选择与使用材料。
万历三十八年（1610）夏，徐复祚《红梨记》传奇创作完成。这部敷衍山东淄川才子赵汝州与佳人谢素秋悲欢离合的剧作，实际上是据元代张寿卿《谢金莲诗酒红梨花》杂剧及郁泰峰《闲中鼓吹》创作而成。徐复祚《红梨记序》说道：“《闲中鼓吹》，泰峰郁先生所作也，中载赵伯畴事甚悉。庚戌（万历三十八年）长夏，展玩间，辄感余心，特为谱诸声歌。及阅古剧，亦传此一段事，虽稍有抵牾，要之不为无本。”作者在《序》中特地交代，《红梨记》根据郁泰峰《闲中鼓吹》创作，完稿以后才看到张寿卿的杂剧《谢金莲诗酒红梨花》，当为有意掩饰。徐复祚将杂剧《红梨花》四折，分别改作、插用到传奇中，第二十一出《咏梨》，即袭用张寿卿杂剧第二折；第二十三出《计赚》，即杂剧第三折；第二十九出《宦游》，即杂剧第四折。至于杂剧的第一折，乃为传奇第十九出《初会》以前各出之关目。剧作曲词也有多处与《红梨花》相同或相似者。凌蒙初《顾曲杂札》即指出：“中所作北词，乃点窜元张寿卿之笔。”因此，对作家故弄狡狯，有意掩饰，不能不加以考辩，就以为所言皆是事实，照单全收。必须比斠左证，予以说明补正。
如何辩正史料与史实，历来便是修史的一大难题。司马光就此曾提出了被后人奉为圭臬的意见：“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原注：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司马光对史料考异方法和原则的阐释，对戏曲编年史撰写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史料繁多，应有所取舍；记载芜杂，须有所考鉴。取舍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为准，也不可断章取义，应尽可能准确地贴近事实。今人傅斯年在论述如何运用史料时也指出：“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这是强调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不能仅凭单文孤证便贸然判断，而是要将同类或相关的事情尽可能摆列出来，进而加以综合比较，得出结论，这也就是在“求博”基础之上的“求通”。
再次，撰述的全面性。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充足而精准的史实与史料，是任何历史研究的起点与基石，是历史研究中实证方法的有力支撑者。史料不充足，不仅判断难以准确适当，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就戏曲编年史中的“纪人”来讲，诸如作家生卒年、教育背景、科举道路、仕宦经历、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都应该得到妥适的记载。就编年史中的“纪事”来讲，有关戏曲创作的具体情况，举凡创作时间、作品本事渊源、版本情况、传播方式、舞台演出、作品评价、历史影响等等，都属于著录的范畴；那些与戏曲发展关系紧密的各种法律法规、文化政策等，也应被纳入进来。
就编年体纪事来看，它是将有关戏曲事件按照年、月甚至日来加以编排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撰写是以纪人、纪事为主，沿着时间线索纵向延伸的。它不仅要求编撰者对相关史料进行合理的考辨、翦裁，并按照一定的体例和要求将它们叙述出来，而且要尽可能地贴近历史的真实。我国戏曲自其萌芽、发展、成熟乃至最终的衰微，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史料，为戏曲史编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编年史料越丰富、越完备、越准确，史著的质量自然越高。当然，这并不是说，编年史要将所有数据都予以使用，这其中需要编纂者有所鉴别，有所取舍，能够择选出其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部分。
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
编辑：段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