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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经典名言通往女人灵魂深处】有关张爱玲的谣言满天飞,她本人知道吗

时间:2023-11-02 作者:佚名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传奇。

作为一个大官僚地主阶级出身的小姐,她的一生比她的作品还要传奇。她父母的婚姻、她姑姑的初恋、她与后母的不和、她远走美国的结局……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有无数为人津津乐道的细节。

这些故事里,不乏历史真相,但有关她的谣言也一直流传甚广。她已去世二十多年,不知她若泉下有知,当作何感想。

本文从个人语录、作品原型、婚恋经历三个方面,揭开与张爱玲有关的谣言真相。

张爱玲

个人语录

1.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

2.人生太长,我们怕寂寞,人生太短,我们怕来不及。

3.海上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向来心是看客心,奈何人是剧中人。

4.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

5.相逢,不是恨晚,便是恨早。时间无涯,刚好赶上。

6.我是一个戏子,在别人的剧本里流着自己的泪。

7.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伤城。

以上每一句话都不是张爱玲说的。但凡读过张爱玲作品的人,就知道这些话明显不是她的风格。张爱玲的风格是冷峭的,不是矫情的。

假语录泛滥也就罢了,真语录也往往被人曲解。

随手举几个例子。

“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这句话出自张爱玲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女主角葛薇龙之口。

葛薇龙是一个“清醒的堕落者”,她之所以从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学生沦为风月场上的交际花,根本原因不是她太爱男主角乔琪乔,而是她对纸醉金迷的生活上了瘾。作为一个沉沦于物欲和情欲的女孩,葛薇龙这么说不过是为了自欺欺人而已。

“通往女人心灵的通道是阴道。”这句话出自张爱玲作品《色戒》,堪称是被误解最严重的一句话,也是张爱玲被许多人斥责三观不正的缘由。

我们来看原文。

又有这句谚语:“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是说男人好吃,碰上会做菜款待他们的女人,容易上钩。于是就有人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据说是民国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名学者说的,名字她叫不出,就晓得他替中国人多妻辩护的那句名言:“只有一只茶壶几只茶杯,哪有一只茶壶一只茶杯的?”

很明显,这是她小说中的人物在引用别人说的话,原话是“民国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名学者”——辜鸿铭说的。辜鸿铭精通多国语言,思想却很顽固,认为男人可以多妻,因为“只有一只茶壶几只茶杯,哪有一只茶壶一只茶杯的?”

辜鸿铭

如果凭借小说人物引用的一句话就觉得张爱玲三观不正,那么她的另一部作品《半生缘》女主角顾曼桢被姐夫设计强暴后,认为自己不过是“被疯狗咬了”,并没有对不起男朋友沈世钧,是否可以说明张爱玲三观极正呢?

“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这句话是张爱玲作品《倾城之恋》的男主角范柳原对女主角白流苏说的,该小说从书名到内容都充满了讽刺意味。

范柳原有钱,却不愿意结婚生子,想找个情妇玩玩;白流苏离异,被兄嫂排挤到几无立锥之地,想找个长期饭票扬眉吐气。

两个各怀鬼胎的男女就这样凑在了一起。

一开始,范柳原无论如何都不想结婚,所以才有了上面那句话。说得通俗一点,范柳原就是为自己开脱——我不想对你负责,你别怪我,因为从前的经历造就了如此渣男的我。

后来香港遭遇日军轰炸,整座城市都倾覆了。战争让人们急于抓住一些看起来可靠的东西,范柳原才决定娶白流苏为妻。这个结局看起来美好,实则不然,因为这样的婚姻也就能维持“十年八年”。

我们要知道一点,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并不代表作者本人的思想。《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最厌恶老婆子,但是全书中最有人性闪光点的偏偏是又穷又老的刘姥姥。

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少有完美的人物(《半生缘》里的顾曼桢可以算是相对完美的形象),多的是相互算计的俗世男女,张爱玲写他们,不是为了赞扬他们,只是让读者知道有这样的人罢了。

是非好坏,任读者评判。

作品原型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说张爱玲小说《色·戒》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是郑苹如,王佳芝在小说的结尾放走了汉奸易先生,因此张爱写《色·戒》是“美化汉奸,污蔑抗日烈士”。

对此,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曾亲自辟谣。

宋以朗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有些小说的人物原型其实不是张爱玲认识的人,譬如《色·戒》,角色原型是我父亲的同学,故事也是他告诉张爱玲的,张爱玲说她不懂间谍的事情,小说写出来却非常精彩。

宋以朗的父亲宋淇和母亲邝文美是张爱玲多年的至交好友,他们无偿帮助张爱玲数十年。张爱玲赴美后郁郁不得志,十年时间里东奔西走,生活困窘。若不是宋淇夫妇将她的作品推向台湾文坛,使她获得了稳定的版税收入,很难想象张爱玲后半生该如何平稳度过。

出于对宋淇夫妇的信任和感激,张爱玲把自己的所有遗产都留给了他们。

宋淇夫妇

宋淇毕业于燕京大学,王佳芝的原型是燕京大学的女学生,这一点可以在宋淇与张爱玲的通信中得到确认。不料小说一出,“王佳芝原型是郑苹如”的说法在台湾甚嚣尘上,逼得宋淇和张爱玲一起打了一场笔战。

至于说《色·戒》是否有美化汉奸的嫌疑,张爱玲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小说中易先生杀了王佳芝,却说服了自己。

“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张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某个笔名“域外人”的读者指出,“读到这一段,简直令人毛骨惊然。”

张爱玲对此表示:

“毛骨惊然”正是这一段所企图达到的效果,多谢指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张爱玲没有美化汉奸。她写易先生的心理,就是为了突出他的无耻和自私。

婚恋经历

张爱玲与汪伪政府高官胡兰成的过往举世皆知。

因为有和汉奸在一起两年多的经历,时人对她侧目而视,后人对她百般诟病。从张爱玲本人的经历来看,她似乎没有什么政治立场,不在乎民族矛盾,也不在乎阶级矛盾。至于男人的政治立场,对她来说就更不重要了。

所以她既可以在抗日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和汉奸签订终身,也可以在美国麦卡锡主义阴影未退的情况下嫁给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

关于胡兰成,有两个经典的谣言:其一,张爱玲付了他30万元巨额分手费;其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最爱的男人。

晚年胡兰成

首先,张爱玲确实在分手时给了胡兰成30万元,但这既不是分手费,也不算巨额。

准确来说,张爱玲此举是为了还胡兰成给她的钱,以示两不相欠。“还钱”是张爱玲与人划清界限的表达方式,当年她赚了稿费后就马上还了母亲为她支付的学费,因为母亲一直抱怨为她花了许多钱。而且这30万元是1947年的法币,购买力与今天的人民币不可同日而语。

根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47年上海主要商品批发价为:黄豆6439.5元每千克,玉米5317.6元每千克,上等白粳米8188.88元每千克,上等薄稻米8295.56元每千克。

这么看来,30万元也就够胡兰成买三十多公斤大米,或者四十多公斤黄豆。考虑到那时的农业生产力不高,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几百块人民币。

其次,张爱玲走出分手的阴影后,越来越厌恶胡兰成。

胡兰成出版自传《今生今世》上卷后,特意给张爱玲寄了一本,明里暗里向她示好。

张爱玲冷冷地回复了一句话:

“不要再写信来,《今生今世》下卷等出版了仍请你寄来。”

连胡兰成当时的妻子佘爱珍都看出来了:

“她不想搭理你了,只是作品还是可以交流。”

1981年9月16日,在61岁生日前夕,张爱玲给宋淇写信道:

“《大成》与平鑫涛两封信都在我生日那天同时寄到,同时得到七千美元(版税)和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

把初恋的死讯称为自己的生日礼物,可见晚年的张爱玲对胡兰成厌恶到了什么地步。

张爱玲一生中唯一的合法丈夫就是美国左翼作家赖雅,因为张爱玲与胡兰成从未办理过正式的结婚手续。

张爱玲与赖雅

1955年,张爱玲离港赴美,在落魄作家的救济站——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里结识了比她父亲年龄还大的赖雅。

赖雅是德裔美国人,哈佛大学文学硕士,曾在麻省理工大学执教。赖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十分狂热,决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

张爱玲未必完全认同赖雅的理念,但是她与赖雅是真心实意地爱着彼此的。

二人结婚时,赖雅已经65岁了,张爱玲才36岁。彼时赖雅又老又穷,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每月52美元的低保,一切开销依赖张爱玲。而且,赖雅生命的最后两年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全身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全靠张爱玲照顾。

张爱玲不善家务。小时候家里有保姆照顾她的饮食起居,用她弟弟张子静的话说连“一张手绢也没有折过”;上学后在学校吃食堂,衣服交给洗衣房的女工洗;和姑姑同住的时候由姑姑负责做饭,找清洁公司打扫卫生。

她的前半生几乎没有自己动手做家务的机会,偶尔做个饭都弄得烟熏火燎,却坚持照顾年老体弱的丈夫十来年,她真的尽力了。

赖雅死后,张爱玲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爱玲•赖雅,余生再也没有过任何感情经历,至死以赖雅夫人自居。

她用“守寡+改姓”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赖雅——才华横溢又贫病交加的德裔美籍共产主义者——一生的眷恋。

有人说,张爱玲和赖雅在一起是倒贴,可是真挚的感情如何能用“倒贴”这样的词汇玷污。

许多人指责赖雅在结婚前要求张爱玲打掉四个月大的已成型男胎,是极端自私的行为,认为这样的男人不值得张爱玲深爱。

张爱玲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做出了这样的答复。

“生个小盛也好。”起初汝狄说,也有点迟疑。

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

汝狄和盛九莉对应的是现实中的赖雅和张爱玲。

按照书中的说法,赖雅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求张爱玲打胎的,反倒是张爱玲自己坚持不要孩子。

虽说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一生无儿无女是极大的遗憾,但是张爱玲从来没有把婚姻和孩子联系在一起,做出先打胎后成婚的选择不足为奇。

结语

张爱玲生活在新旧交替的年代,她见证过传统习俗的演变,也见证过革命风潮的冲击。她本人则既不传统,也不革命,虽然做过许多不合时宜的事,却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悔意。

她对千变万化的时局始终冷眼旁观,被周总理认定为“非敌非己的中间派”。当文化部部长夏衍带着周总理“能统(战)尽量统(战)”的指示来请张爱玲留下时,却发现她已经用回香港大学复学的名义离开了大陆。

她的祖辈在清朝辉煌过,她的父母在民国挥霍过,她自己也在新中国生活过。

清朝、民国、新中国……各种时代背景的小说她都写过。

若问她爱哪一个,她哪一个都不爱。

若问她恨哪一个,她哪一个都不恨。

张爱玲曾在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描摹过女佣阿小的日常。在结尾处,阿小看到楼下有一地菱角花生壳,柿子核与皮。

(阿小)漠然想道:天下就有这么些人会作脏!好在不是在她的范围内。

这句话似乎很像张爱玲看待人世间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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