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
临蒸且莫叹炎方，为报秋来雁几行。
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汤。
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
非是白蘋洲畔客，还将远意问潇湘。
当代文学理论认为，文学创作的动机，是基于人的高层次审美需要产生的。它是激发创作主体进行审美思考与艺术实践，并把主体的情感活动、想象活动、语言组织运用等等审美创造凝聚为艺术作品的心理驱动力。对于这种主体性艺术审美需要，柳宗元则称之为“立言垂文，夸示后人”需要——“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并以此为据，总结出具朴素的辩证法方法论特征的“文以明道”的写作经验：“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在我国古典美学论著中，最早注意到柳宗元“文学写作”方法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是北宋郭熙、郭思父子所作《林泉高致·山水训》。郭氏父子认为：“柳子厚善论为文，余以谓不止于文，万事有诀，尽当如是。”并借鉴柳宗元“文以明道”的写作经验，创立了“画以传神”说。
1，继承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凡为文，当以神志为主”说，提出绘画“注精随神”观点。其要旨“一以贯之”的要点是：（1）凡一景一事，不论大小多少，必须注精以一之，不精则不专。（2）必神与（画）俱成之，神不与（画）俱成，则精不明。（3）必严重以肃之，不严则思不深。（4）必属恪勤以周之，不恪则景不完。
2，继承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说》“四惧六欲”为文说，提出为画“四病四失”观点。其要点是遵循偏正互补的兼容原则，把握事物变化的“守中不迁” 发展演化规律。柳宗元的为文“四惧六欲”说，是分两个方面提出去除“为文四病”的“羽翼夫道”写作方法：一是为文要有四惧之谨：其一，每为文章，未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其二，未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其三，未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其四，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二是为文要有六欲之慎：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郭氏父子画论《山水训》也分两个方面论述为画有“四病四失”。一是为画“四病”说：其一，故积惰气而强之者，其迹软懦而不决，此不注精之弊也。其二，积昏气而汩之者，其状黯猥而不爽，此神不与俱成之弊也。其三，以轻心掉之者，其形脱略而不圆，此不严重之弊也。其四，以慢心忽之者，其体踈率不齐，此不恪勤之弊也。二是为画“四失”说：故不决则失分解法。不爽则失潇洒法。不圆则失体裁法。不齐则失紧慢法。
3，继承柳文《零陵三亭记》“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说，提出为画“清心静气，神闲意定”观点。其一，思平昔见先子作一二图，有一时委下不顾，动径一二十日不向，再三体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岂非所谓惰气者乎？其二，又乘兴得意而作，万事俱忘。及事汩志挠，外物有一，则亦委而不顾。委而不顾者，岂非所谓昏气者乎？其三，凡落笔之日，必窗明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妙墨，漱手涤砚，如迓大宾。必神闲意定，然后为之，岂非所谓不敢轻心掉之者乎？其四，已营之又撤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三；再之可矣，又复之。每一图必重复终始，如戒严敌，然后毕。此非所谓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
根据郭氏父子《山水训》“所谓天下之事，不论大小，例须如此而后有成”的为画三论观点，反观柳宗元文学作品的山水自然形式之美，也应与郭氏《山水训》大体相类：“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览者又当以此意穷之，此之谓不失其本意。”一如柳文《袁家渴记》所取可游之品：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其可居可游者，则如《愚溪诗序》所言：“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
由此可见，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山水小品，也大都具有此种“渴慕林泉”的自然可居审美属性。由于柳文《愚溪诗序》以一定篇幅描述了“八愚溪居”的创建过程，因此也可以当作一篇特殊的“诗情画意”山水散文解读，从中领悟柳文“愚者自如”的山水情怀。
然而当代学者谈论柳文的自然之美，又大多以西方美学思想的主体客体、主观客观、精神物质二分之说为据，强调柳文的“人化自然”、“第二自然”属性，认为柳文“物我合一的情景交融”，是在自然景物中投射了自己强烈的感情，从而形成与前人和后代都有所不同的情景气围。甚至还有论者断言：柳宗元审美关注的重点在于抒情，以情取景；所写山水，是先有精心选择，后经概括加工，其作品“带有较多的虚构成份”。例如被柳宗元描写为水“清而平者且十亩余”，又“有树环焉，有泉悬焉”的钴鉧潭，在徐弘祖笔下竟是“溪湾一曲耳，无所谓潭也”。（冯乃康《“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徐霞客游记〉与〈永州八记〉比较》，参见《徐霞客研究》第9辑，165——172页，学苑出版社，2002））而论者评述柳文《始得西山宴游记》又以为，“且不说所写之景是否实有”，仅就一座几经砍伐即可“穷山之高而止”的西山而言，以其“箕踞而遨”来言指“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竟然可以“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此皆为作者“为抒情需要而想象、夸张（为文）所致”。
钴鉧潭遗址
然而就笔者实地考察所见，柳宗元笔下关于永州山水的“零陵盆地”丘陵地貌特征描述，应是宏观无误，微观属实的。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提出：“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所记永州山水地理特征，旷如者一类，如地势较高的龙兴寺西轩所望“大江连山”；东山法华寺西亭“其见远矣”，旷焉茫焉；西山（今珍珠岭）大观，“四望如一”；小石城山，“可以望甚远”等等“可以远望”描述，时至如今，都可一一印证，皆非虚言。其所记奥如者一类，例如小石潭、石渠、石涧、西小丘等“微观山水”，由于千年以来的人类活动所致，虽然地表特征大多改观，却也并非无迹可寻。特别是柳文《钴鉧潭记》所描述的，地近愚溪河口一段长约500米的“抵山石”（石灰岩、砂岩）屈折东流的、毕至石乃止的、以石灰岩为基底的河床水道与“其流甚下”，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的水文特征，更是至今“历历在目”。根据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所述明末永州土人之言：“钴鉧潭则直西半里，路旁嵌溪者是”，和徐文“半里过柳子祠”，则柳祠西南“嵌溪之石潭”，应即柳文“钴鉧潭”遗址。又据徐文“再西将抵茶庵，则溪自南来，抵石东转，转处其石势尤森特，但亦溪湾一曲耳，无所谓潭也。石上刻‘钴鉧潭’三大字。古甚，旁有诗，俱已泐不可读，从其上流求小丘，小石潭，俱无能识者。……按文求小丘，当即今之茶庵者是”可知，当是徐宏祖先生忽略了土人所言“直西半里”之说。如据徐文沿溪考证，则其“刻石处” ——无所谓潭之“溪湾一曲”，已距霞客桥头问路之地“一里有余”。霞客先生当年于“刻石处”之上游求索柳文西小丘以及小石潭，自然无法落实，只好据文推理，以求寻有所得。今之论者竞又忽略徐文略有小误之处，并且据之以论柳文不实，安有不言柳文“虚构”之理？
然而根据徐文所记“将抵茶庵，则溪自南来，抵石东转”，又正可落实柳文所记愚溪“抵石而流”的客观真实性：“钴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激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时至今日，徐文刻石处（即柳文“自南奔注，屈折东流”处），仍然水流较急，其所记“溪湾一曲”处，绝非柳文“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的水流平缓，“尤与中秋观月为宜”的钴鉧潭所在之处，而只能是“其始”（水源）—— 钴鉧潭水首“受水处”。又据清代《湖南通志·金石》所收“钴鉧潭”刻石处“癸酉”原诗：“常闻南郭智，未识北山愚；试问溪中水，潺潺只自如。”康熙年《永州府志·艺文》所收其诗：“曾闻南国智，谁识北山愚；试问溪中水，潺潺只自如。”亦可知愚溪“水流潺潺”的“徐缓自如”水文特征，应出现在秋冬季节的愚溪枯水期。柳文《钴鉧潭记》作于元和四年十月，参之同期柳文《序饮》所记，西小丘河段可以“曲水流觞”的水流特征描述，更可证实柳文所记愚溪山水自然，同时具有“季节的”客观真实特点。
又据永州博物馆所藏明代末年所刻“永州古城屏雕”实物，柳子庙西侧所建“滨溪石亭”地理位置，也与民间口碑所传名为“十五亭”的石亭遗址所在处相合。其亭观水既以“十五”为名，明显与柳文“中秋观月”语意相符。以此推论，十五亭遗址以下10米，其水流潺潺“十亩余”之处，当为钴鉧潭遗址，其上20米，多巨岩怪石处则为西小丘遗址。
然而柳文《愚溪诗序》为突出与强化愚溪“辱之可也”地理特征，其文“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与《钴鉧潭记》“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激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的据实描写，又毕竟增写了“联想虚拟”的“三不能”文学意象。其文“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文学意象，也是由《钴鉧潭记》“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潨然”转化而来。其文“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又可与《钴鉧潭记》“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互相对应。根据《愚溪诗序》与“西山四记”的地理特征描述与情感意象兴发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柳文“投射于山水对象”的情感描述与“溪之愚”审美意象改写，都是以愚溪山水的“自然形式”作为情感抒写基础，而其审美意象所兴发、所传神的“文饰”内容，则是通过运用联想技巧来强化、引申、导出，而绝不凭空“加入”任何“虚构”成分。
潭在城对面建桥的位置
笔者通过对柳文“西山四记”与“愚溪诗序”人文遗址的实地考察发现，柳文“山水记”中物态描述的“不变与变”，恰恰反映了作者“融入”永州山水——由“惜非吾乡土，得以荫菁茅”（《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向“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冉溪》）情感转化的精神历程。柳宗元在《断刑论下》中说：“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曰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怫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柳宗元此种“经权合一，不可偏废”的“大中”之说，其实正是他美学思想的辩证思维方法精旨所在。柳文《钴鉧潭记》所言“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恰恰表明，经过《始得西山宴游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纵神大化”心理调整，柳宗元确实要以老庄的超世审美态度，将“惜非吾乡土”问题——不得已而“从权置之”。然而其灵魂深处，仍然难脱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言“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的“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文墨情结。此即柳文《愚溪诗序》“无以利世”与“文墨自慰”之说的深层——能者任而愚者休，文质彬彬曷所求，不得已而为文明道，自慰舒愁之“皆意有所郁结”。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谈到柳宗元仕途失意问题时，有一个比较含蓄的提法。先言其“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为州司马。”后言其“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以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
对同一问题，刘禹锡在《河东先生集序》中说，柳宗元于贞元二十一年“以文章称首入尚书，为礼部员外郎。是岁，以疏隽少检获讪，出牧邵州，又谪佐永州。”由此可见，刘禹锡认为柳宗元的罪名“疏隽少检”，实则是对柳宗元的诽谤，与屈原一样，柳宗元也属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由于在事关人生美志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刘禹锡和柳宗元同样是“伏罪不认错”，因此，刘禹锡又在《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中写道：“箧盈草隶，架满文篇。钟索继美，班扬差间。贾谊赋鵩，屈原问天。自古有死，奚论后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柳宗元虽然仅以47岁的短暂生命，走完了人生的悲剧旅程，但他的人生壮志与愚者情怀却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