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小编为袁崇焕被杀九条罪名有几分真实撰写，主要解答关于袁崇焕被杀九条罪名有几分真实的相关疑惑，以下是正文。
崇祯杀袁崇焕的罪状是什么一、钦定罪状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未刻（13～15时），崇祯帝御平台，召辅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记注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总协、锦衣卫堂上等官俱入，宣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七）崇祯皇帝为袁崇焕定下的罪名，共有九条。这九条罪状，把袁崇焕送上了刑场。对这九条罪状，袁崇焕本人怎么看，有没有进行申诉，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史料详细记载。那么，让我们对这九条罪状逐一分析。1所谓“付托不效”。袁督师“付托不效”之责还是有的，而将后金入犯京师全部责任加到他一人身上，以显示主上圣明，这对袁崇焕则是不公平的。2所谓“专恃欺隐”。实属不妥。因为：第一，不能实现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是袁崇焕一个人可以左右的；第二，袁崇焕督辽才一年多的时间，五年期限未到，不应以此相责。或许崇祯帝所谓“专恃欺隐”另有所指。3所谓“市米资盗”。这件事指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夷地荒旱，粮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就是说蒙古哈喇慎等部，室如悬罄，聚高台堡，哀求备至，乞请市粟。这件事怎么办？在明朝与后金的辽东争局中，蒙古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力量。袁崇焕坚持团结拉拢蒙古，来对抗后金。袁崇焕先言：“人归我而不收，委以资敌，臣不敢也。”蒙古各部首领，闻将市粟，指天立誓，不忘朝恩。所以袁崇焕疏言：“臣以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柴薪。”奏上，奉旨：“著该督抚，严行禁止。”奉旨严禁，皆失所望，哈喇慎诸部背离明朝，纷投后金。可见，蒙古诸部台吉，附己不纳，委以资彼，其责任在崇祯皇帝。所以，袁督师“市粟”之事有，而“资盗”之罪无！4所谓“谋款诱敌”。是指责袁崇焕以议和来引诱后金攻打北京。其实，谋款即议和之事，袁崇焕任蓟辽督师后明确疏言“和为旁著”，目的在于缓其兵攻而争取时间以固边防。崇祯帝对此“悉听便宜从事”，或“优旨许之”。何以“擅主”！所以，袁督师“谋款”之事有，而“诱敌”之罪无！5所谓“斩帅践约”。是指责袁崇焕与后金约定而杀毛文龙。史料已经证明，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往来，既无默契，更无议约。倒是毛文龙通款后金，谋降有迹。所谓毛文龙被杀，后金军才敢南犯之言，实则夸大了毛文龙的作用。至于对毛文龙先斩后奏，因而受到“擅杀”之诘，则应做具体分析。对于袁崇焕计斩毛文龙的“席藁待诛”奏疏，崇祯帝谕旨：“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所以，袁督师“斩帅”之事有，而“践约”之罪无！6所谓“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直薄京师，而不加阻拦。己巳事变发生，不出崇焕所料，罪名却要崇焕独负。所以，袁督师“纵敌长驱”之罪名，“莫须有”矣！7所谓“顿兵不战”。是指责袁崇焕虽然率领辽军入援京师，但是保留实力，而不与后金军作战。曾在袁崇焕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辩道：“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躬擐甲胄，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通惠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对，崇焕奉有拿禁之旨矣！时未旬日，经战两阵，逗留乎，非逗留乎？可不问而明矣！”所以，袁督师“顿兵不战”之罪名，“莫须有”矣！8所谓“遣散援兵”。是指责袁崇焕遣散前来增援京师的明军。袁崇焕奉谕调度各路援兵。对此，曾在袁崇焕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辩道：“若夫诸路援兵，岂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练习，器不坚利，望敌即逃，徒寒军心。故分之则可以壮声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敌忾也。况首回尤世威于昌平，陵寝巩固；退侯世禄于三河，蓟有后应。京营素不习练，易为摇撼，以满桂边兵据护京城，万万可保无虞。此崇焕千回万转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焕，曰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冤哉！”所以，袁督师“遣散援兵”之罪名，“莫须有”矣！9所谓“携僧入城”。这是指责袁崇焕兵临城下，又暗中带着喇嘛，要求进入北京城内。袁督师军中有喇嘛，他率军入京，露宿荒郊。袁崇焕“力请援兵入城，不许”。督师又“求外城屯兵，如满桂例，并请辅臣出援；不许”。崇祯帝之猜疑、惶惧到了何等程度，明朝廷之虚弱、窳败到了何等地步。袁督师军中有喇嘛，“携僧入城”就会当内应吗？所以，袁督师“携僧”之事有，而“入城”之事无！其罪名，“莫须有”矣！由上，九款钦定“罪名”，后八款都已被历史否定。至于第一款“付托不效”，应当说袁崇焕负有一定责任，但罪至“论死”，尚有“八议”或“戴罪立功”等处理办法，崇祯帝为什么在经历八个月犹豫之后，一定要置袁崇焕于死地？这是多种原因而导致的一个结果。崇祯帝杀袁崇焕，既不是“误杀”，也不是“忌杀”，而是“必杀”。何以“必杀”？先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兵攻北京，兵部尚书于谦后来被杀；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达兵薄都城，兵部尚书丁汝夔、提督军务保定巡抚杨守谦被杀。这次崇祯己巳之变，保卫京师的兵部尚书王洽和蓟辽督师袁崇焕，又受到朱由检的杀害！崇祯帝像他的先祖一样，把责任完全推给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称袁崇焕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可见，崇祯帝杀袁崇焕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所谓圣上英明，崇焕误我——所以必杀袁崇焕。后来崇祯帝煤山自缢时也说“诸臣误我”，这些都是在推卸责任。但是，崇祯帝必杀袁崇焕又何至于要磔死呢？这还要分析袁督师与崇祯帝的性格冲突。三、性格冲突袁崇焕的死，前面有兵部尚书王洽，后面也有兵部尚书陈新甲。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袁崇焕的死是难以避免的。《明史·刑法志》规定：死刑有二：一是斩，二是绞。袁崇焕最终被磔死的悲剧，还要从袁督师与崇祯帝的性格冲突来分析。第一，敢走险路。第二，敢犯上司。第三，敢违圣颜。袁崇焕之死，有着多层面的、极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是多因而一果，主要的则是政治原因。后金的反间是其诱因，阉党的排构是其外因，崇祯帝的昏暴则是其主因。袁崇焕之死，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正义被亵渎，文明遭玷污！杀袁崇焕，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但是，袁崇焕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却是永存的。
【矫诏擅杀】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与兵部尚书王洽通书，认为毛文龙是议和的障碍，主张“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后袁崇焕于7月24日借口阅兵设计文龙。以“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十二条罪名为由，用尚方宝剑斩同样拥有尚方宝剑的一品武官毛文龙于皮岛。并请旨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同时在向朝廷的奏报中承认逾权并请求处置（“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稿待罪。”）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帝骤闻，意殊骇，念（毛文龙）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其爪牙伏京师者，令所司捕。崇焕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以继盛摄之，于计便。”帝报可。 崇焕虽诛文龙，虑其部下为变，增饷银至十八万。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崇焕言：“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帝颇以兵减饷增为疑，以崇焕故，特如其请。关于袁崇焕杀毛文龙，明末史料普遍认为杀毛文龙是与满清议和的条件之一，并将之比作秦桧杀岳飞。“戍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初，崇焕于宁远捷报后，即令番僧往唁奴虏，意议和，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胡之命，声言折冲，虑毛文龙泄其计，是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水营都司赵可怀以尚方剑斩之。” “建虏以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 ——《国椎·卷九十》 “五月庚戌，袁崇焕至双岛，毛文龙进谒，慰劳甚至。戊午，矫制杀文龙。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於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日，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 ——《崇祯实录·卷二》 “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於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 ——《明季北略·卷四》 “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 ——《明季北略·卷五》 “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 ——《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 “崇焕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 ——《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 “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 ——夏允彝（民族英雄夏完淳之父）《幸存录》 “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 ——民族英雄徐石麒弘光年间所上的反对与满清议和的著名奏疏 北京满学学会会长阎崇年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为了统一事权，是为了抗金大业，除掉了骄横不法，抗拒议和、跋扈一方的毛文龙，对明朝是有利的，袁崇焕杀毛文龙体现了“大智、大勇”（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己巳之变】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十万清兵绕道蒙古，十月戊寅日（12月11日）突破长城喜峰口，攻陷遵化，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正在山海关附近的袁崇焕部，于十一月辛卯日（12月24日）在后金部队抵达之前两天赶到蓟州，袁崇焕本应将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在此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城安全。皇帝给予袁崇焕组织各支勤王军的权力以方便行事。袁崇焕将赶到的各路军队部署到其他防线，率关宁军坐守蓟州，并向皇帝承诺“必不令敌越蓟西”。但皇太极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的情况下直接通过天险蓟门关，兵逼北京。但是袁崇焕在发现被后金军越过防线后并未对后金军进行追袭，而是经另一条道路赶到北京。六天后，于十一月丁酉日（12月30日）晚袁崇焕抵达北京广渠门外，此时后金部队已经到达北京城外4天。到达后袁崇焕的防区为广渠门外。袁崇焕如此之举，引起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贵的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在广渠门防区，袁崇焕率领的关宁军多次要求入城休整，均未获得允许（勤王援军不入城城下作战是明朝规定），在面对莽古尔泰护军及2000蒙古军的攻击下，占装备及人数优势的关宁军一败再败，阵型被击穿。而后被后金主力击败的满桂部在向关宁军防线靠拢时被关宁军弓箭部队攻击，满桂中箭，发现箭支上有袁崇焕部标识，于是告至御前，皇帝在对战争部署的重重疑虑中召见袁崇焕，要求解释，袁崇焕无言以对。于是宣布予以收押待审。而此消息传出，关宁军当即弃守防线，开始返回驻地山海关。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老师认为：“袁崇焕受明帝付托，诚心竭力，任事封疆，于朱明社稷，可谓‘义气贯天，忠心捧日’”（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凌迟处死】崇祯帝十二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崇祯三年（1630年），崇祯帝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等罪名于三年八月碟（zhe）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不明真相的京城百姓对袁崇焕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石匮书》）。世传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皇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但是一些学者则倾向于相信崇祯皇帝杀袁崇焕，并非是皇太极的反间计得逞。由于袁崇焕是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时激愤误杀。事实上，擅杀毛文龙一事，就足以使崇祯皇帝决心杀之。【翻案经过】乾隆四十九年（1772年）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翻案。《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近代则有著名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在清朝末年，为了对抗反清的革命党人宣传汉族主义，修建了袁崇焕祠堂，并找来一个叫佘静江的人守祠堂。康有为考证出佘静江是袁崇焕身边一个叫佘义士的人的十二代传人，并一直为袁崇焕守墓。梁启超则写了《袁督师传》，给了袁崇焕非常高的评价，同时认为明朝皇帝杀害袁崇焕，所以才会亡国。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对袁崇焕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袁崇焕为什么被杀？九条罪名有几分真实？在我国历史当中，袁崇焕可以说是一位受到争议最大的将领。哪怕是如今，袁崇焕是忠是奸仍旧有很多的争议。袁崇焕因为叛国罪这一个罪名，被崇祯皇帝处以死刑，最终被明朝百姓分食其肉而死，不可谓不惨。 明朝是一个极富盛名的朝代，明朝的开国皇帝是朱元璋明太祖，而末代皇帝则是朱由检崇祯皇帝。明朝出过很多的名将，而袁崇焕就是最出名的一个。袁崇焕出名是因为他的才能以及抗击清军的计谋。但是他因清军的离间计，受到崇祯皇帝的不信任，最终惨死的结局。 袁崇焕的才能是不受他人质疑的，而崇祯皇帝也了解袁崇焕的才能，从而对于袁崇焕十分的信任。当崇祯皇帝开始起用袁崇焕时，袁崇焕就是蓟辽督师，而袁崇焕为了感激崇祯皇帝的信任，也做出了承诺，在五年之内收回辽境。这一个承诺在当时并非不能实现，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个承诺，为后来崇祯皇帝失去对袁崇焕的信任埋下了种子。 袁崇焕刚刚开始上任时，十分了解清军的进攻方法，接连取得胜利。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还训练出来一支极为强悍的关宁铁骑，五年复辽的诺言指日可待。但是，当清军领导人努尔哈赤死掉之后，皇太极上台，一切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皇太极将己方的战争打法进行了更改，不再一味的进攻防守严实的辽境，而是进攻适合清军骑兵的平坦地区。袁崇焕一时之间疲于应对，来回奔波，导致五年复辽无望，最终袁崇焕结合了己方与清军之间的军力以及接下来的发展趋势，提出议和。而明朝朝廷之内早就被清军挑拨，崇祯皇帝也不再信任袁崇焕，认为袁崇焕是卖国求荣，最终将袁崇焕处死。 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处死的时候，给袁崇焕定了九条罪名，分别是“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这九条罪名当中，有些是真的，有些事政敌强加的，有些是敌军挑拨离间而来的。 “托付不效”这一条罪名主要是讲袁崇焕本身为兵部尚书以及蓟辽督师，他所负责的地区就是北京城以及东北辽东等地区的安全，抵御清军的进犯。但是袁崇焕却将自己的将士分配到了其他的地方，导致本应管辖的地区受到了威胁。 “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这四条罪名则是指袁崇焕在皇太极入关之时没有进行阻拦，并且也没有上报到朝堂之中，居心为何，不得而知。再加上袁崇焕为人过于仁义，以为将粮食给了后金，后金就会感激袁崇焕以德报怨，从此不再进攻明朝边界，从而换取和平。但是，正是因为如此，袁崇焕才落下了通敌的话柄。 “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最后这四条罪名则是在清军将领满桂率兵攻打京城的时候，袁崇焕没有及时来救援，反而还在为了议和而与众人争辩，甚至还杀了反对议和的毛文龙。崇祯皇帝就是因为袁崇焕杀将而极度愤怒，相信袁崇焕是真的叛国，判处袁崇焕死刑，并且令明朝百姓分食其肉，以泄民愤。 袁崇焕作为明朝时期的著名将领，深受人们的敬仰。但是，在袁崇焕的政治生涯后期，却做出了很多的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其中就包括了杀害毛文龙。 毛文龙是袁崇焕手下的一员大将，不论是在战场上浴血杀敌，还是在幕后出谋划策，毛文龙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那么，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呢？关于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原因，说法有很多，其中最具说服力的就是这两个：一是袁崇焕因为官场内部的斗争，将毛文龙作为牺牲品，族中将毛文龙杀害;二是袁崇焕发现毛文龙具有通敌卖国之嫌，一怒之下将毛文龙杀了。对于这两个说法，很多人都是偏向于第一个说法。 袁崇焕在政治生涯前期，一直都是两袖清风，得到了百姓的爱戴。但是，在其政治生涯后期，袁崇焕由于官场内部的争斗，以及战事吃紧，被逼无奈，与官场上的官员组成集团，而毛文龙就是袁崇焕所在集团的对立面。 在皇太极上位之后，袁崇焕所率领的军队接连遭受重创。袁崇焕当初在崇祯皇帝前面许下的承诺，已经没有办法实现。而此时，朝堂内部有出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使得袁崇焕所在的集团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袁崇焕一面迫于崇祯皇帝的质疑，一面还要与清军交战，面对毛文龙不断地唱反调，袁崇焕一怒之下，将毛文龙杀了。也正是因为如此，袁崇焕受到了朝中诸多大臣的弹劾，被判通敌卖国，最终身死。 袁崇焕在崇祯皇帝上位之前，就已经展现出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以及军事才能。自从进入官场以来，袁崇焕由一个小小的知县，最终成为了一名位居二品的兵部尚书，他的才能是无可争议的。在崇祯皇帝上位之后，也十分重视袁崇焕的才能，对袁崇焕委以重任，让袁崇焕担任督师一职，镇守清军进犯的边境。 袁崇焕受到了崇祯皇帝的重视，备受感激，也当着崇祯皇帝的面许下了五年之内收复辽境的承诺。这一个承诺在当时而言并不是天方夜谭，因为袁崇焕充分的分析了努尔哈赤的战争打法，并且已经找到了击败的方法。在袁崇焕担任督师期间，接连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保卫了宁远地区，在天启三年到天启六年这四年间，东北地区没有发生过战事。那时，皇太极上位之后，使用了不同的战争打法，让袁崇焕疲于奔波，明朝的统治也岌岌可危。 当死刑执行完毕，袁崇焕的尸身根本就不完整，只留下一个头颅以及骨架。关于袁崇焕尸身的安葬，有两个说法。一个是侠义志士将袁崇焕的头颅偷出，藏于广东义园。另一说法是袁崇焕的家奴佘氏将袁崇焕的尸身领回，葬于北京广渠区。
袁崇焕与岳飞都堪称民族英雄、同样是蒙冤而死，而岳飞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却要高出许多。就连目不识丁的乡野村夫都无不知晓，袁崇焕却不然，虽然得以昭雪、却并没有像岳飞那样在人们的心目中有那么伟大。 同样名将、岳飞抵抗的是金军，袁崇焕抵抗的是后金，两个人似乎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同为民族英雄、同样屡建奇功，就连死都同样悲壮惨烈。袁崇焕应该更甚：身上割下的肉都被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生吃了--------更加可悲的是明朝的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他所抗击使自己建功立业的大清王朝。虽然事情早已真相大白，但在满人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里满人绝对不会为袁崇焕歌功颂德了，因为他曾经就是自己最强大的敌人，更有文字狱的严酷、文人墨客自然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袁崇焕大肆宣扬了。故而袁崇焕就在人们的心中就远不如岳飞那么深刻了。 其实、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如今的年轻人却有诸多竟然不知道袁崇焕是什么人——这岂不是更怨啊！
崇祯帝十二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崇祯三年（1630年），崇祯帝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等罪名于三年八月碟（zhe）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不明真相的京城百姓对袁崇焕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石匮书》）。 世传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皇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但是一些学者则倾向于相信崇祯皇帝杀袁崇焕，并非是皇太极的反间计得逞。由于袁崇焕是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时激愤误杀。事实上，擅杀毛文龙一事，就足以使崇祯皇帝决心杀之。乾隆四十九年（1772年）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翻案。《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近代则有著名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在清朝末年，为了对抗反清的革命党人宣传汉族主义，修建了袁崇焕祠堂，并找来一个叫佘静江的人守祠堂。康有为考证出佘静江是袁崇焕身边一个叫佘义士的人的十二代传人，并一直为袁崇焕守墓。梁启超则写了《袁督师传》，给了袁崇焕非常高的评价，同时认为明朝皇帝杀害袁崇焕，所以才会亡国。
努尔哈赤：“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杨惟和：“十余年奴氛孔炽，士卒畏敌，不畏将帅。袁崇焕一振起之，而将士始用其命，军民始安其生，天下壮之，真今之方叔也 ”王在晋：“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唐甄：“当是之时，非无贤才也，袁崇焕以间诛，孙传庭以迫败，卢象升以嫉丧其功。此三人者，皆良将，国之宝也，不得尽其才而枉陷于死，使当日者有一张居正为之相，则间必不行，师出有时，嫉无所施，各尽其才，而明之天下犹可不至于亡。”谈迁：“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藤县（袁崇焕）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计六奇：“自辽事者，所用人鲜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者，惟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朱舜水：“奴虏种类，原自不蕃。先年李宁远以奴隶儿子畜之，玩之掌股，使其长养内地，知我虚实情形；又加以龙虎将军名号，使得控崇别部，狡焉启疆，失于防御，遂灭北关、白羊骨诸种，益致彼猖。又贼臣杨镐、袁崇焕前后卖国，继丧辽阳、广宁，滋蔓难图；然犹二十年蹂躏，三韩、燕云屹然无恙。即曾两入朔易山东，未敢公然盘踞。祗因流寇攻陷京城，惨杀文武。吴三桂愚呆竖子，失于较计，欲报家仇，勾引入寇；逆虏遂令三桂为导，乘机掩袭北京。”夏允彝：“自有辽事，所用人，鲜能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惟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为庶几；而武臣如刘綎、杜松、满桂、祖大寿、吴三桂，其最着也。”张廷玉：“崇焕智虽疏，差有胆略，庄烈帝又以谗间诛之。”乾隆帝：“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汪荣宝：“明自用兵以来，督师者如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辈，皆以盖世之才，能称其职；而诸将委身许国，效死不屈者亦前后相望。”梁启超：“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孟森：“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金庸：“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
当时大明王朝面对两面交战，崇祯皇帝也心知不能腹背受敌，也有与满清私下议和的意思。首先袁崇焕的功劳与过错咱们先不说，首先袁崇焕在宁锦大捷，宁远大捷中多次击退满清鞑子努尔哈赤。死人妖魏太监在世时一手遮天排除异己残害忠良祸害天下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导致民不聊生。 袁崇焕在前期对死人妖魏太监作威作福以及木工文盲天启皇帝的昏聩无能不务正业嗤之以鼻。满朝王公大臣文臣武将都对死人妖魏太监奴颜婢膝摇尾乞怜歌功颂德极力吹捧。袁崇焕始终无动于衷。所以死人妖魏太监把袁崇焕的功劳剥夺之后袁崇焕气愤辞职回家。袁崇焕进士文官出身，在山海关地区兵荒马乱的时候挺身而出身先士卒多次打退满清，虽然名义派遣使者前去吊唁奔丧实际上是刺探军情打探虚实。至于五年复辽无论是安危崇祯皇帝还是出自内心如果不能五年复辽冤杀诛杀身边的参将然后自杀谢罪，但是期限未满。崇祯二年满清鞑子皇太极绕过山海关从内蒙古蓟辽出发长驱直入包围北京，袁崇焕连忙派遣祖大寿，谢尚政，朱梅，跟随自己火速进京勤王护驾保卫朱家皇朝，其中遵化，三屯营被满清鞑子皇太极攻破，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国彦兵败自杀。袁崇焕不顾个人生死安危两天两夜火速进京勤王护驾保卫朱家皇朝，并且击退了满清鞑子皇太极，朱由检召见袁崇焕赏赐御用酒菜以及貂皮慰劳袁崇焕，在明军与满清交战的过程中互有伤亡，袁崇焕也身负重伤提出军士们一路长途跋涉鞍马劳顿人困马乏将士们伤亡惨重入城休息却遭到崇祯皇帝严厉拒绝。于是袁崇焕驻守城外命令戴承恩在广渠门列阵备战，祖大寿南门列阵备战，王承胤在西北列阵备战，谢尚政在东门列阵备战，满清骑兵从东南进攻，祖大寿率兵奋力接战，满清攻打祖大寿不下，于是率军撤退，而王承胤向南逃避战争贪生怕死不敢与满清正面交战。袁崇焕命令刘应国，罗景荣等人率兵追击满清，顿时满清鞑子皇太极被打的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人仰马翻节节败退满街逃窜。而明军死伤也很多，袁崇焕又继续派遣任守忠率领500人攻打满清后营，满清军队彻底逃离北京。北京暂时安定下来。当初皇太极绕过山海关袁崇焕管辖的山海关范围之内从蓟辽地区刘策的管辖之地破城而入，由于刘策治军无方导致满清军队肆无忌惮。袁崇焕得知满清入关之后不顾个人生死安危两天两夜火速进京勤王护驾击退满清鞑子保卫朱家皇朝。自认为有功无罪，但是死人妖魏太监生前的余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褷，高起潜等人为了趁机给死人妖魏太监报仇。以擅自诛杀奸臣毛文龙为借口和私下与满清通敌叛国议和两条罪名上疏弹劾。崇祯皇帝朱由检一生性情多疑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统治朝廷往往重文轻武腐朽不堪君昏臣暗奸臣当道，于是东林奸臣与文官权臣等奸佞之辈也纷纷落井下石弹劾袁崇焕勾引满清入住中原。 首先袁崇焕对崇祯皇帝朱由检声称自己五年复辽，多次叮咛嘱咐皇帝五年复辽并不容易但也不艰难只要君臣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可以做到，不可以有文官从中作梗栽赃诬陷，于是崇祯皇帝赏赐袁崇焕尚方宝剑如有不听从安排不服从管理者可以先斩后奏。至于袁崇焕诛杀奸臣毛文龙也指出奸臣毛文龙十二条罪状句句属实并无半点私人恩怨。 自古以来褒贬不一，有人说袁崇焕是忠臣虽然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但是也不会叛国通敌投靠满清鞑子皇太极。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无论大明实录还是明季北略正史记载还是野史传闻都不承认袁崇焕有向满清鞑子皇太极奴颜婢膝摇尾乞怜歌功颂德的任何证据，假如袁崇焕真像汉奸卖国贼那么试问一下袁崇焕为何不向大明王朝第一汉奸卖国贼范文程，李永芳，孙之獬，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孙得功，钱谦益，洪承畴，阮大铖。那样直接打开城门迎接满清鞑子皇太极入驻中原消灭大明至少有一官半职荣华富贵可以享受，却在满清鞑子皇太极攻破蓟辽总兵刘策所管辖的地区之内攻破关口长驱直入包围北京的时候袁崇焕却不顾个人生死安危舍生忘死两天两夜火速进京勤王护驾保卫朱家皇朝，誓死效忠大明王朝。最终却被奸臣栽赃诬陷东林奸臣落井下石以及满清鞑子挑拨离间而被崇祯皇帝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所以说袁崇焕虽然军事方面政治方面不懂得圆滑，可是毕竟是一介武夫。心思不够慎重。胜负乃兵家常事，况且已经摇摇欲坠苟延残喘的大明帝国经过贪玩无耻正德朱厚照，道士嘉靖皇帝朱厚熜，仁柔寡断隆庆皇帝朱载垕，懒汉宅男万历皇帝朱翊钧，好色无度皇帝朱常洛，昏聩无能木工文盲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统治下已经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崇祯皇帝虽然勤政爱民，胸怀大志，雄才谋略，年轻有为，励精图治，求治心切事必亲躬亲力亲为，勤俭节约，力挽狂澜但是更要命的就是性情多疑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急躁轻浮，重文轻武腐朽不堪君昏臣暗奸臣当道，启用庸臣周延儒，温体仁，奸臣陈演，周延儒最终成为亡国之君，对待文臣武将却薄情寡恩轻则充军，发配，抄家，问罪，重则凌迟，砍头，株连。加上气候无常疾病蔓延，灾荒不断国库空虚。所以大明王朝亡国与袁崇焕无关。 明末已定性，条条真实。百年后乾隆篡写明史翻案。若说反间计，康雍早平反了，何必等乾隆？而清取天下后，其子袁文弼入宁古塔正白旗，女为肃王妃，裔孙富明阿连祖姓都改了。明末清初五大学者朱舜水直称袁为卖国贼....仔细对比多方史料，为袁崇焕平反多受明史影响，不靠谱！一、钦定罪状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未刻（13～15时），崇祯帝御平台，召辅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记注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总协、锦衣卫堂上等官俱入，宣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七）崇祯皇帝为袁崇焕定下的罪名，共有九条。这九条罪状，把袁崇焕送上了刑场。对这九条罪状，袁崇焕本人怎么看，有没有进行申诉，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史料详细记载。那么，让我们对这九条罪状逐一分析。1所谓“付托不效”。袁督师“付托不效”之责还是有的，而将后金入犯京师全部责任加到他一人身上，以显示主上圣明，这对袁崇焕则是不公平的。2所谓“专恃欺隐”。实属不妥。因为：第一，不能实现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是袁崇焕一个人可以左右的；第二，袁崇焕督辽才一年多的时间，五年期限未到，不应以此相责。或许崇祯帝所谓“专恃欺隐”另有所指。3所谓“市米资盗”。这件事指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夷地荒旱，粮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就是说蒙古哈喇慎等部，室如悬罄，聚高台堡，哀求备至，乞请市粟。这件事怎么办？在明朝与后金的辽东争局中，蒙古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力量。袁崇焕坚持团结拉拢蒙古，来对抗后金。袁崇焕先言：“人归我而不收，委以资敌，臣不敢也。”蒙古各部首领，闻将市粟，指天立誓，不忘朝恩。所以袁崇焕疏言：“臣以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柴薪。”奏上，奉旨：“著该督抚，严行禁止。”奉旨严禁，皆失所望，哈喇慎诸部背离明朝，纷投后金。可见，蒙古诸部台吉，附己不纳，委以资彼，其责任在崇祯皇帝。所以，袁督师“市粟”之事有，而“资盗”之罪无！4所谓“谋款诱敌”。是指责袁崇焕以议和来引诱后金攻打北京。其实，谋款即议和之事，袁崇焕任蓟辽督师后明确疏言“和为旁著”，目的在于缓其兵攻而争取时间以固边防。崇祯帝对此“悉听便宜从事”，或“优旨许之”。何以“擅主”！所以，袁督师“谋款”之事有，而“诱敌”之罪无！5所谓“斩帅践约”。是指责袁崇焕与后金约定而杀毛文龙。史料已经证明，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往来，既无默契，更无议约。倒是毛文龙通款后金，谋降有迹。所谓毛文龙被杀，后金军才敢南犯之言，实则夸大了毛文龙的作用。至于对毛文龙先斩后奏，因而受到“擅杀”之诘，则应做具体分析。对于袁崇焕计斩毛文龙的“席藁待诛”奏疏，崇祯帝谕旨：“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所以，袁督师“斩帅”之事有，而“践约”之罪无！6所谓“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直薄京师，而不加阻拦。己巳事变发生，不出崇焕所料，罪名却要崇焕独负。所以，袁督师“纵敌长驱”之罪名，“莫须有”矣！7所谓“顿兵不战”。是指责袁崇焕虽然率领辽军入援京师，但是保留实力，而不与后金军作战。曾在袁崇焕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辩道：“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躬擐甲胄，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通惠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对，崇焕奉有拿禁之旨矣！时未旬日，经战两阵，逗留乎，非逗留乎？可不问而明矣！”所以，袁督师“顿兵不战”之罪名，“莫须有”矣！8所谓“遣散援兵”。是指责袁崇焕遣散前来增援京师的明军。袁崇焕奉谕调度各路援兵。对此，曾在袁崇焕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辩道：“若夫诸路援兵，岂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练习，器不坚利，望敌即逃，徒寒军心。故分之则可以壮声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敌忾也。况首回尤世威于昌平，陵寝巩固；退侯世禄于三河，蓟有后应。京营素不习练，易为摇撼，以满桂边兵据护京城，万万可保无虞。此崇焕千回万转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焕，曰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冤哉！”所以，袁督师“遣散援兵”之罪名，“莫须有”矣！9所谓“携僧入城”。这是指责袁崇焕兵临城下，又暗中带着喇嘛，要求进入北京城内。袁督师军中有喇嘛，他率军入京，露宿荒郊。袁崇焕“力请援兵入城，不许”。督师又“求外城屯兵，如满桂例，并请辅臣出援；不许”。崇祯帝之猜疑、惶惧到了何等程度，明朝廷之虚弱、窳败到了何等地步。袁督师军中有喇嘛，“携僧入城”就会当内应吗？所以，袁督师“携僧”之事有，而“入城”之事无！其罪名，“莫须有”矣！由上，九款钦定“罪名”，后八款都已被历史否定。至于第一款“付托不效”，应当说袁崇焕负有一定责任，但罪至“论死”，尚有“八议”或“戴罪立功”等处理办法，崇祯帝为什么在经历八个月犹豫之后，一定要置袁崇焕于死地？这是多种原因而导致的一个结果。崇祯帝杀袁崇焕，既不是“误杀”，也不是“忌杀”，而是“必杀”。何以“必杀”？先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兵攻北京，兵部尚书于谦后来被杀；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达兵薄都城，兵部尚书丁汝夔、提督军务保定巡抚杨守谦被杀。这次崇祯己巳之变，保卫京师的兵部尚书王洽和蓟辽督师袁崇焕，又受到朱由检的杀害！崇祯帝像他的先祖一样，把责任完全推给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称袁崇焕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可见，崇祯帝杀袁崇焕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所谓圣上英明，崇焕误我——所以必杀袁崇焕。后来崇祯帝煤山自缢时也说“诸臣误我”，这些都是在推卸责任。但是，崇祯帝必杀袁崇焕又何至于要磔死呢？这还要分析袁督师与崇祯帝的性格冲突。三、性格冲突袁崇焕的死，前面有兵部尚书王洽，后面也有兵部尚书陈新甲。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袁崇焕的死是难以避免的。《明史·刑法志》规定：死刑有二：一是斩，二是绞。袁崇焕最终被磔死的悲剧，还要从袁督师与崇祯帝的性格冲突来分析。第一，敢走险路。第二，敢犯上司。第三，敢违圣颜。袁崇焕之死，有着多层面的、极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是多因而一果，主要的则是政治原因。后金的反间是其诱因，阉党的排构是其外因，崇祯帝的昏暴则是其主因。袁崇焕之死，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正义被亵渎，文明遭玷污！杀袁崇焕，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但是，袁崇焕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却是永存的。
【矫诏擅杀】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与兵部尚书王洽通书，认为毛文龙是议和的障碍，主张“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后袁崇焕于7月24日借口阅兵设计文龙。以“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十二条罪名为由，用尚方宝剑斩同样拥有尚方宝剑的一品武官毛文龙于皮岛。并请旨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同时在向朝廷的奏报中承认逾权并请求处置（“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稿待罪。”）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帝骤闻，意殊骇，念（毛文龙）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其爪牙伏京师者，令所司捕。崇焕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以继盛摄之，于计便。”帝报可。 崇焕虽诛文龙，虑其部下为变，增饷银至十八万。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崇焕言：“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帝颇以兵减饷增为疑，以崇焕故，特如其请。关于袁崇焕杀毛文龙，明末史料普遍认为杀毛文龙是与满清议和的条件之一，并将之比作秦桧杀岳飞。“戍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初，崇焕于宁远捷报后，即令番僧往唁奴虏，意议和，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胡之命，声言折冲，虑毛文龙泄其计，是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水营都司赵可怀以尚方剑斩之。” “建虏以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 ——《国椎·卷九十》 “五月庚戌，袁崇焕至双岛，毛文龙进谒，慰劳甚至。戊午，矫制杀文龙。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於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日，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 ——《崇祯实录·卷二》 “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於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 ——《明季北略·卷四》 “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 ——《明季北略·卷五》 “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 ——《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 “崇焕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 ——《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 “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 ——夏允彝（民族英雄夏完淳之父）《幸存录》 “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 ——民族英雄徐石麒弘光年间所上的反对与满清议和的著名奏疏 北京满学学会会长阎崇年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为了统一事权，是为了抗金大业，除掉了骄横不法，抗拒议和、跋扈一方的毛文龙，对明朝是有利的，袁崇焕杀毛文龙体现了“大智、大勇”（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己巳之变】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十万清兵绕道蒙古，十月戊寅日（12月11日）突破长城喜峰口，攻陷遵化，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正在山海关附近的袁崇焕部，于十一月辛卯日（12月24日）在后金部队抵达之前两天赶到蓟州，袁崇焕本应将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在此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城安全。皇帝给予袁崇焕组织各支勤王军的权力以方便行事。袁崇焕将赶到的各路军队部署到其他防线，率关宁军坐守蓟州，并向皇帝承诺“必不令敌越蓟西”。但皇太极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的情况下直接通过天险蓟门关，兵逼北京。但是袁崇焕在发现被后金军越过防线后并未对后金军进行追袭，而是经另一条道路赶到北京。六天后，于十一月丁酉日（12月30日）晚袁崇焕抵达北京广渠门外，此时后金部队已经到达北京城外4天。到达后袁崇焕的防区为广渠门外。袁崇焕如此之举，引起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贵的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在广渠门防区，袁崇焕率领的关宁军多次要求入城休整，均未获得允许（勤王援军不入城城下作战是明朝规定），在面对莽古尔泰护军及2000蒙古军的攻击下，占装备及人数优势的关宁军一败再败，阵型被击穿。而后被后金主力击败的满桂部在向关宁军防线靠拢时被关宁军弓箭部队攻击，满桂中箭，发现箭支上有袁崇焕部标识，于是告至御前，皇帝在对战争部署的重重疑虑中召见袁崇焕，要求解释，袁崇焕无言以对。于是宣布予以收押待审。而此消息传出，关宁军当即弃守防线，开始返回驻地山海关。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老师认为：“袁崇焕受明帝付托，诚心竭力，任事封疆，于朱明社稷，可谓‘义气贯天，忠心捧日’”（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凌迟处死】崇祯帝十二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崇祯三年（1630年），崇祯帝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等罪名于三年八月碟（zhe）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不明真相的京城百姓对袁崇焕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石匮书》）。世传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皇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但是一些学者则倾向于相信崇祯皇帝杀袁崇焕，并非是皇太极的反间计得逞。由于袁崇焕是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时激愤误杀。事实上，擅杀毛文龙一事，就足以使崇祯皇帝决心杀之。【翻案经过】乾隆四十九年（1772年）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翻案。《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近代则有著名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在清朝末年，为了对抗反清的革命党人宣传汉族主义，修建了袁崇焕祠堂，并找来一个叫佘静江的人守祠堂。康有为考证出佘静江是袁崇焕身边一个叫佘义士的人的十二代传人，并一直为袁崇焕守墓。梁启超则写了《袁督师传》，给了袁崇焕非常高的评价，同时认为明朝皇帝杀害袁崇焕，所以才会亡国。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对袁崇焕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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