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文
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人类个人的不完美往往意味着命运的悲剧，有些人一出生就被剥夺了活下去的权利。
在这个层面上，与其说人类史是一部文明进步史，不如说是一部歧视和残害不完美同类的血泪史。更令人悲伤的是，这种历史似乎从未中断和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阿波特泰山谷”
在古希腊，斯巴达城邦为了保证源源不断的优质兵源，那些羸弱畸形的男婴在经过“贵族元老议事会”鉴定确认后会被处死，并被扔进西部边境一个叫“阿波特泰”（Apothetae）的山谷里。因为城邦只会耗费资源养育那些身体结实健壮的男婴，将他们塑造成勇敢善战的“斯巴达勇士”。
在斯巴达，抚养女孩所花费的资源并不比男孩少。汤姆·霍兰在其著作《波斯战火》一书中提到，女孩会被培养为未来的优秀育种者，汤姆·霍兰写到：“未来母亲的最佳标准就是容易生育，斯巴达人会通过皮肤的光泽和乳房的形状来判断这一点。斯巴达姑娘们以其身体的美丽而著称，拥有长长的金发和优雅的小腿——这为判断道德是否高尚提供了现成的标准。”
而在中世纪，欧洲人对于不完美者的典型歧视，则表现在疾病领域。整个中世纪，医学被神学和宗教裁判所掌控，社会对于麻风病患者带有普遍的歧视，麻风病人被排斥、被禁闭，孤悬于大陆之外的海岛上，麻风病院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精神病患者的待遇则不太一样，法国哲学家、“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在他那本名著《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中说，人们对于精神错乱的看法，在公元1500年以后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中世纪，疯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来逛去并受到尊重，可到了后来，他们却被当作病人关进疯人院，一种“被误导的慈善”大行其道。
这种转变表面上好像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明的、人道的运用，可福柯却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社会管制的阴险狡诈的新形式。所以，《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一书被认为最终敲响了西方社会禁闭制度的丧钟。
在纳粹德国，“第三帝国”试图保持雅利安人种种族基因纯正，优生学便成为政治工具，这种工具残酷且无人性。借着防止种族退化的名义，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宣布新政权将把公共开支花在那些种族可靠和健康的人身上，花在“下等且不合群的人、病人、智力低下的人、疯子、残疾人和罪犯”身上的钱不仅要减少，还要对他们施行“选择与消灭”的残酷政策。
为支持德国盟友，1933年7月26日，日本政府也出台了措施，要求此后有遗传性精神病或身体疾病的人不能再申请婚姻贷款。几个月后，日本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法，将禁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1930年代前后，具有强烈歧视色彩的优生学并非仅在纳粹国家存在。1931年，美国优生学家哈里·劳克林曾提出一项计划，要在后半个世纪对1500万出身劣等种族的美国人实施绝育。1936年，他还从海德堡大学拿到了荣誉博士学位。
现代的“阿波特泰”
今天，“斯巴达勇士”被称为“超级士兵”，一些国家希望利用人类基因组技术改良他们的士兵和军队。这样的新闻在全球互联网上随处可见，已不是什么机密。美国和英国的国防部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和“超级士兵”项目，曾引发了人们对于潜在的军事转基因技术以及生物武器化的担忧。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如果真正应用到对现代士兵的改造上，好莱坞电影《X战警》、《再造战士》和《美国队长》里的场景，将不再是科幻和虚拟的。
与斯巴达人相比，现代人在保证婴儿出生时就避免畸形或者羸弱的技术能力已经今非昔比。依靠基因筛查、基因编辑等现代生物技术，人类离随心所欲的“生育控制”越来越近。现代父母们不必再像斯巴达人那样，忍受孩子出生后就可能被抛尸荒野的痛苦。
可当我们回顾现代基因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将其与伦理一并考察时，一条“阿波特泰峡谷”仍然若隐若现地存在于现实之中。
人类的生物技术史并不悠久，其突飞猛进也就一个多世纪的事情。虽然人类很早就意识到了遗传现象的存在，但对于遗传的本质的认识却开始于19世纪中期，更准确地说是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时。也是在达尔文的影响下，他的远房表弟、英国博物学家F．高尔顿才于1883年首创了优生学这个概念。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认为，优生学是悬在整个基因学之上的幽灵——它意味着，只专门生育有着优选的遗传特征的人类。
福山注意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支持的优生学计划曾经得到了广泛地支持，这些支持的人群除了右翼的激进分子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还包括费边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伯和西德尼·韦伯夫妇（Beatriceand Sidney Webb）、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共产主义者霍尔丹（J.B.S.Haldane）、伯纳尔（J.D.Bernal），甚至女性主义和生育控制支持者玛格丽特·桑格尔（Margaret Sanger）。美国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话曾给福山留下深刻的震撼：“我们需要健康、品性好、情绪稳定、富有同情心和聪明的人，我们不需要傻子、蠢货、穷鬼和罪犯。”
进化论对于19世纪西方传统认知的冲击力之大，无异于一场“核爆”，但达尔文并未进入遗传学的深海区。真正揭示遗传的秘密的第一人，是那个叫格里高利·孟德尔的神父，1854年，当他在奥匈帝国圣托马斯修道院后院种下一批豌豆后，遗传的秘密第一次被人类揭开。但他的新发现在此后几十年中并未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科学界才重新审视他的理论，大量生物科学家才有了进一步的探索，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有人说，人类基因技术的发展把亚当和夏娃开除出了伊甸园，也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基督教的神学基础。
一个更具标志性的节点事件发生在2000年6月26日。当天，参加人类基因组工程项目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6国科学家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工作完成。全世界为此欢呼，人类生命科学的一个新纪元即将到来。
但在基因技术为揭示生命本质、人类进化、生物遗传以及人类疾病治疗带来巨大希望的时候，新一轮“技术至上主义”狂热也随之而来，克隆技术、基因筛选、基因编辑技术时常让人们想起玛丽·雪莱笔下那个人造怪物“弗兰肯斯坦”，基因技术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技术伦理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现代基因技术的进步程度，已经超乎常人的想象。2000年，美国密歇根州西布鲁姆菲尔德（West Bloomfield）的莎伦·萨里嫩（Sharon Saarinen）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阿兰娜（Alana）。阿兰娜的细胞核DNA来自母亲莎伦和父亲保罗，但她的线粒体DNA则来自另外一位女性。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今日简史》的作者）注意到了这件事情，他认为，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阿兰娜有三位亲生父母。
一年后，美国政府因为安全和伦理问题禁止了这项技术。美国研究方还试图与中国中山大学进行合作开展此项研究，但在2003年10月，这项试验在中国也被叫停。
2004年年初，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向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管理局提出申请，希望可以培育“三亲胚胎”。次年9月，该局准许纽卡斯尔大学进行这项研究，许可期限为三年，但前提是不允许将胚胎真正移植进子宫中，仅仅允许进行研究。
虽然各国政府和生物伦理组织对这些新技术充满了警惕，严格限定非治疗性技术的研究范围。但是，总有一些科技狂人不断地在“阿波特泰山谷”上徘徊，难以抑制住突破技术禁区的冲动。
对此，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2001年担任布什总统的生物伦理委员会委员时，就开始思考人与技术、技术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有机会去讨论“技术进步带来的人性焦虑”。此前，他因为批评罗尔斯的《正义论》早得大名，并在哈佛大学开设通识课程“正义”（Justice），连续多年成为明星式的学术人物。
2007年，迈克尔·桑德尔出版了一本不到十万字的通俗小册子《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以下简称《反对完美》），试图给人类基因工程敲下“暂停键”，反对基因技术泛滥和应用于非医疗领域，把生物技术限定在合理的技术应用范围。
《反对完美》
作者: [美国] 迈克尔·桑德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
译者: 黄慧慧
出版年: 2013-5
2013年年底，迈克尔·桑德尔到访中国，他随身携带了那本小册子，与中国学者和媒体进行了深入对话，进一步表达他对东方哲学的热爱以及对技术进步的担忧。
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的对话中，桑德尔说，他注意到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人类基因测序项目正在中国深圳展开，这是更为庞大的世界基因测序工程的一部分。他在荷兰导演拍摄的一个纪录片中看到，年轻的中国科学家们雄心勃勃，希望能够从基因上对人类进行重塑，让大家更聪明。
这显然与桑德尔希望看到的场景不同。《反对完美》一书的核心观点是反对基因技术应用于人类改良，比如通过基因技术达到肌肉增强、记忆力增强、身高提升和性别选择等目的。
在《反对完美》中，桑德尔对于基因技术滥用于改造人类忧心忡忡，书中探讨了基因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伦理困境。桑德尔认为，人类追求“完美后代”的冲动，曾造成了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他指的是美国在20世纪初期掀起的优生学运动并深刻影响了阿道夫·希特勒）。
在随后的一场媒体采访中，桑德尔说他并不反对广义概念上的追求完美，他称之为道德培养。让他担忧的，是当下盛行的“科技可以制造完美”这一对完美的肤浅理解，尤其反对基因工程可以制造完美这一观念。
桑德尔试图告诉人们，随便干预自然的人类技术是一种冒险行为，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完美”。在他看来，以基因技术为基础的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会破坏自然的道德地位，弱化对人的尊重，且打破了善与权力的平衡，进而带来社会的不公平。
赵汀阳认为，桑德尔的基本立场可以说就是希望人的神话在其极限处能够停下来，不要去挑战自然的容忍底线。
桑德尔是西方社群主义的典型代表，社群主义是他的技术观的基础之一。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虽然都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中找到起点，但是，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抗在1980年代后，成为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主流叙事之一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与自由主义强调权利基础不同，社群主义强调的基础是“共同的善”，他们认为，正义和权利不应是抽象的和形式的，而应当是实质的和有内容的，即它们应该建立在共同体之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所以在对待技术进步上，社群主义者总显得保守和谨慎。
桑德尔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有人跟我说生物技术可以从根本上改造人类，我不同意。技术是工具，我们如何使用技术这个问题，技术本身无法回答。判断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我们需要人类自身的判断力、推理力和公众的讨论。”他进一步认为，要掌握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即“我们必须面对在现代世界的见解中已大量遗失的问题——有关自然的道德地位，以及人类面对当今世界的正确立场等问题。”
在尊重自然、反对技术泛滥这一点上，福山和桑德尔站在了同一战壕里。2002年，当福山写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时，他也注意到，现代基因工程的最大期待是诞生人工婴儿。他当时已经意识到，用基因技术改造人类的最大危机，就是它会让人类失去人性。而人性是公正、道德和美好生活的根基，而这些都会因为这项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得到颠覆式的改变。
对此，福山说：“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
在桑德尔那里，这些“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是谦卑、责任和团结，这是我们道德观中的三大关键特征，而基因革命会侵蚀和改变人类的这些特征。
但过去十多年里，基因技术应用的发展速度显然超出了福山当初的判断，也没有遵循桑德尔的“节制的合理性”。各国的生物技术专家们都希望尽快推动技术的应用步伐，很多野心勃勃的科学家明里暗里试图突破技术和伦理的禁区。
这常常令人无比沮丧。当亚当和夏娃被开除出伊甸园，当技术至上主义也被涂抹上某些神学的色彩后，人类现有的监管手段就更难跟上技术前进的脚步，也很难有人能在技术和伦理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红线。
谁知道，边界在哪里呢？
当然，我们也不能悲观失望到无所作为。尤瓦尔·赫拉利在思考人类命运诸多大议题的时候，还是乐观地认为，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内，我们还有选择。“只要努力，我们还是能了解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模样，但如果真要把握这个机会，最好从现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