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通常不被认为是获得爱情的最高境界，但它是给人“诚实地去做”机会的一种方法。(莎士比亚)。
”沪上作家马尚龙，亲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巨鹿路作协大厅举行的大型相亲会，目睹过上海民间“小公园相亲时代”的兴盛，最近，又因他所主编的《现代家庭》杂志与浦东新区妇联合作了相亲交友活动的缘故，还“时髦”地参与了一把互联网时代的相亲大会……
在他的眼中，时代的痕迹，与相应的那份人情心思，深深浅浅地留在了上海相亲地标的变迁里。
巨鹿路675号里的相亲小彩旗
马尚龙亲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男女青年联谊会？是的！当然，是作为工作人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到了婚龄，那时男青年超过28岁、女青年超过25岁，就要被叫成‘大龄青年’了；此外知青返沪，社会上有许多农场回城的未婚男女，他们大多工作不好、没有福利分房，找对象很困难。可以说那时出现了上海的第一次‘待婚危机’，大型的相亲活动应运而生。”
上海文联《采风报》于上世纪80年代初就举办了这样的活动。“报名热线是2471490，谐音‘两思切、一试就灵’。”马尚龙用沪语念出的这个电话号码，一下让人触摸到了当年这种相亲活动不失体贴的文艺范儿。
相亲现场就在上海作协所在地——巨鹿路675号的大厅。大厅里拉了绳子，挂了许多三角形小彩旗，每一面小旗上是一个单身者的年龄、身高、单位等信息，还有照片，像个展销会。如果看中了哪面旗子上的人，就把旗摘下来，交给工作人员。下一步，工作人员去找到旗子上那个人，把看中她(他)的人情况一讲。对方如同意，就见面；不同意，就由该工作人员去回绝，旗子挂回去。
这个形式，马尚龙觉得颇能体现当时的婚恋观念:一个人拿走旗子，别人就暂时看不到了，而不是几个人同时竞争，这是谈恋爱一对一的意识。而由工作人员在中间传信息，则符合当时人们含蓄、矜持的心态，有效避免拒绝和被拒绝的尴尬。
“您给相亲者递过消息没？”我问。
马尚龙哈哈地笑了:“递消息的必须是有经验的老同志，我当时年纪太轻了，只能做做外围工作……”
市中心小公园，门少不怕跑错
而这一时代上海民间的私人相亲，主要是在市中心的小公园:复兴公园、襄阳公园、人民公园、黄浦公园……交通方便，公交车下来就能到。“当时不兴吃饭或喝咖啡相亲，一是开销大，二是万一相亲双方谈不到一起，冷场尴尬。”
而且，公园一定要小。“太远太大的公园都不行。像长风公园，门太多，几号门几号门的，万一跑错了，相亲是不会成功的。”
小公园之约也有讲究。“事先，相亲双方要交流信息。不是现在说的房子车子工资。那时候工资是不用问的，因为同类单位都是一样的。要紧的信息是年龄、身高、单位，和单位的所有制形式——全民的还是集体的？因为这个劳保福利待遇差距很大。”
住房当然也在需要介绍的信息之列，不过，那时所谓“有房子”指的是在父母现有的住房里能有一间给小夫妻，乃至未来能搭出一个阁楼、拦出一间房间的，都包括在内。此外，诸如“伊拉爸爸是科长”、“伊有香港亲戚”之类，也算加分项，会被提一提的。
然后约日子，讲好地方。“比如复兴公园只有两个门。讲好是雁荡路的门，还是复兴路的门。”标配的到场人数是4个:两个介绍人带男女主角。介绍人起的作用是验明正身:“这个是小王，这个是小李。”他们很快就会托故走掉，留下小王小李“你们谈谈噢”。
之后，男方买上两张门票，一起进公园。马尚龙记得，那时复兴公园门票5分，人民公园3分。
进去后，公园的“小”马上显出好处来:“走一圈不过10分钟、最多20分钟，已经可见分晓。感觉好的，多走一点，公园里面还有茶室；感觉不灵的，这时也到了公园门口，可以分开了。如果想联系，就会留个单位电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紧要之处就是那么几步——马尚龙觉得，这句话似乎可以当作小公园相亲的注脚。
当时还有一种相亲方式是看电影。双方各自提前拿到座位相邻的电影票，直到对方落座，才算见到了第一面。也有约在电影院门口碰头的，假如介绍人正好有事不来，那么就得预先讲好“接头暗号”，比如男方上衣口袋里别支钢笔，或者女方手里拿本杂志。据说这种方式对男孩子压力较大，因为女方总是希望对方先认出自己……
没有手机的年代，约会有许多未知数，相亲也成为一桩有悬念的事。
人民公园成“父母扎堆相亲地”
那些市中心的小公园，到了本世纪初，就数人民公园异军突起。这个建造于1952年的公园，忽然就成了父母扎堆相亲胜地，演绎了无数亦庄亦谐的场面。
在马尚龙眼里，这个相亲地标多少是国人婚恋环境的现实反映。
“有些人看不上相亲，觉得相亲是别人安排，谈的不是爱情。我倒觉得这要考虑婚恋‘土壤’不同。中国年轻人社交圈比较小，文化上又认同东方人的矜持。就像我小时候，我母亲会很自豪地告诉人家:‘阿拉小囡，弄堂里是不去白相(玩)的！’不去玩，很乖，也就失去了一份野趣和与同伴交往的能力。长大还这样的话，现在叫‘宅男宅女’，以前上海人叫‘老实小囡’。老实小囡读得好书却不一定谈得好朋友，为啥不能用相亲来帮帮他们呢？”
而父母参与也是一种难以消失的东方传统。“2000年后，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恋高峰，第二次‘待婚危机’出现了。他们的父母又有不少退休了。那时上海还取消了普通公园门票。想想看，像人民公园这样的地方，从拉家常到谈儿女相亲，只要有一对成功的，就必定吸引更多人前去。”
于是，人民公园红了。据新闻报道，阿姨爷叔们携儿女资料在公园摆摊，最热闹时甚至延伸到附近的地铁站。然而，那些注重外在条件的配对要求，以及后来贩卖优质青年电话的“黄牛”出没、婚托骗子登场，又很快让其饱受诟病。
“从爱情的本义来讲，这种形式由父母决定了爱情以外的许多东西，是不好的。但这要考虑现实。毕竟对待婚青年来讲，圈子小是困难，‘爱商’低也是困难，相亲这种‘帮困’的形式，还是有客观需求的。”马尚龙的看法很实在。
网络时代相亲会，爸妈也会跟来
时光流转，近10年来，相亲也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传统地标慢慢模糊，一个个通过网络来牵线、线下活动来见面的相亲会聚合了待婚族。
“我们杂志早年的征婚信息都是纸上来往，现在情形两样。今年5月与浦东范阿姨一起办了场通过网络招募的相亲会，没想到那么闹猛。”亲眼所见的场面让马尚龙心生感慨。
浦东范阿姨叫范本良，曾是知青，30多年前开始做义务红娘，口碑传开后开了个公益工作室。今年，马尚龙就是与浦东两家颇有口碑的公益交友组织——范本良红娘工作室和帼苑齐家青年之友搭档，举办“现代家庭恋爱角”免费相亲活动。“昨天你去人民公园相亲角，今天请来现代家庭恋爱角。”马尚龙不忘幽默地来了句“口号”。他也感叹，就算现在通讯发达，还是有那么多人需要相亲。而不管啥年代，相亲最重视的还是可靠的渠道和信息。
报名虽然闹猛，线下活动毕竟有门槛，说好100人参加，就只发100个短信通知。结果相亲会当天，没报名成功的也挤进来软磨硬缠，有些爸妈也跟来了。
“那些爸妈说‘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看呀，说不定能看到小孩没注意到的’，我们只好说:不行。”马尚龙坦承自己心里是矛盾的，“其实能理解，中国的父母对小孩付出多，所以更在意儿女的选择，他们常常缺乏安全感。”
相亲会上会做各种游戏，“有些相亲活动还会用大巴送男女青年到近郊去玩一天，收一点成本费”。就形式而言，让马尚龙回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那种厂工会活动:食堂当作礼堂，游玩谈出感情。而互联网更多地消弭了地理障碍，聚起范围更广的男女。
“不过，相亲反映出的亲情结构没有变，也许，很长时间里这会成为上海人相亲的一种传统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