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4日早上6点，兰州的天还没亮，李娜已经梳妆打扮好，不大的房间里坐了一众亲朋好友。
新娘在鞭炮声中坐进了车子，婚宴将在兰州市区的一家酒店举行。
李娜生于1985年，出生三个月左右时，检查出先天性晶体脱位。因手术失败后，她从此失去视力，只剩下一点光感。
李娜与自己的新郎贾文杰相识于2014年。2006年，贾文杰不幸因事故而毁容。他一度不能接受自己的外貌，对婚姻充满疑虑。
后来，贾文杰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娜。初始，二人只是在网上聊天，聊得投机。2014年12月，文杰飞去北京，和李娜见了第一面。“在机场告别，她小小的，眼睛看不见，我感觉她很可怜。”他决定融入这个爱笑的视障女孩的生活。
即便两人气味相投，但过日子便是柴米油盐。贾文杰设想，与盲女共同生活，会遇到许多难处。他做好了承担困难的准备，“我想要做她的眼”。但在其后相处中，贾文杰发现，盲眼姑娘李娜，不仅完全可以独立生活，还逐渐成为他自己生活中的领路人。
2015年3月，贾文杰辞掉了在兰州的工作，前往北京，和李娜一起工作生活。
2015年10月，李娜工作调动到上海。他们又一次分开。两人乘坐高铁甚至绿皮车碰头，维系着对彼此的关心。
2016年6月，两人领了结婚证。贾文杰辞了工作，直接来到上海。这样起码两个人能在一块儿。期间他当过司机，当过厨师，在上海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两人对生活有了共同的期待。
2016年12月，贾文杰也加入李娜所在的公司，开始一起上班。
如此幸福美满的婚姻，并不多见于视障人士，尤其是盲人女性。家人倾向于低估其自身的生活能力，一定要让孩子找个健全人伴侣，将饮食起居照顾周全；而对方家庭则担心，眼盲给家庭带来负担。家长们认为，若是两个残障人组成家庭，连生育哺乳都会难以应对；却难以想到，同为残障人士，会对彼此更加理解与包容。
而盲女的压力和畏惧便来源于此。她们迟迟不能与恋爱对象步入婚姻，开始一段共同生活。爱情并非同情。倘若没有外界定见的压力，视障人士的生命或许更能自由舒展，更值得被爱，也更容易享受爱情。
健全人很难体会视障人士的内心世界。以下，我们通过包括李娜在内的三位盲人女性的讲述，来了解她们面对婚恋时所承担的社会压力。这并非私人事件，而是公共话题。
肖佳：1992年生，25岁；现在在做美容顾问；已婚，另一半是视力障碍人士。
李娜：1985年生，32岁；从事盲人呼叫中心的培训管理工作；已婚，另一半是视力正常人士。
项颖：1987年生，30岁；医院按摩科工作；恋爱中，对方是视力正常人士。
从左至右：肖佳一家人；李娜和丈夫贾文杰；项颖在青岛水族馆游览。
澎湃新闻：大家是从小视力不好，还是后来失明的？
李娜：我是先天性的。
项颖：我生下来眼睛就不太好，青光眼，一直有问题。但那时还能看到。差不多9岁，就彻底失明了。现在没有光感。我当时年纪比较小，眼睛本来有问题，又是慢慢失明的。所以影响不大，比较容易适应。
肖佳：我是中途失明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高中时视力开始慢慢下降，现在就看不见了。当时大概14岁。我上学比较早。
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那时正好是充满幻想、充满梦想的年龄嘛。我16岁生日的时候，我爸喝醉了酒。他跟我说，你以后不要考虑其他的，我就随便给你找一个人，你嫁给他就好了。
那时我特别受不了。在此之前，我爸是把我当做儿子养的，各种好玩的带我去玩，感情方面也没有限制，非常自由。当时，我很不服气，也特别委屈。就算他喝醉了酒，我还是跟他吵起来了。
我从小学二年级暗恋一个男生，一直到读高中，失明之后，我就放弃了。
肖佳现在的职业是化妆师。
性别与教育
澎湃新闻：根据统计，盲人的男女比例大概是怎样的？
肖佳：中国的视障人群，没有统计男女比例。国外有数据。我们对性别的关注太弱。在盲校看，男性多于女性。女性盲人较难接受到教育。一般来说，一个班上有五个女生，对应有十几甚至几十个男生很正常。和尚班也很正常。很多家庭一看，生的女孩子是盲人，就给扔了。
李娜：我有一个男同学，他有个妹妹。他们俩都全盲。家里只供男孩读书，读到中专，接着读大学。但他妹妹一天书都没读过，一直在家里。至于她后来的情况，我们能想见，可能就给她安排一个同村或隔壁村的，或某方面有障碍的，嫁掉就算了。
肖佳：我们班上有好几个女孩子，是来自福利院的。就是被家里扔了，后来待在福利院，再由福利院送到学校上学的。
项颖：我觉得，也有一个可能，视障人群的男女比例，本身就是男性更多。因为视力这方面的遗传病上，有些确实是男性多发。
澎湃新闻：大家都是大学毕业吗？
肖佳：我没念到大学。高中辍学，就去上了盲校的中专。老爸的意思是，你一个女孩子都读到高中了，还去上什么学。全家人非常反对我去上学。
在去盲校上学前一年多，我干了很多其他事，瑜伽教练、健美操教练、跆拳道教练等。那时视力还没有弱到现在的程度，可以走路不拿盲杖，大概看得清人影，看不清长相。那时就很“装”，15岁装21岁，带15岁的学生。当时也很惨，惨到去吃饭的时候，也要隐藏看不见这件事。他们问我，你为什么只夹你面前这盘菜？我说我要减肥。
后来我觉得，大部分盲人都在学校，我是不是也该回去上学。我在家跟我爸一个月不说话，绝食三天，他们才同意。他们没办法，就说，你要不就只能去省内的学校。
他们整个态度，让你觉得，完全变了。以前是很自由的，但现在，每做一个决定，全家人都会围着你。当时想，毕业之后，我可以写小说，当个作家。读了书之后，有点被同化了，大家都想开按摩店，我也想毕业之后开一家按摩店。
澎湃新闻：女盲人想要往上读书，家里人是不太建议的。
李娜：对。
项颖：在我进盲校之前，家里人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培养盲人，就觉得，小孩到了年龄就应该上学。然后就给我找了一所小学，还不是在本地，是省会城市的一个特殊教育学校。
主要是我妈觉得应该上点学，否则以后更没出路了。当时，家庭条件不太好，因为一直在治病。我爸上班，我妈做点买卖。他们也跟不了我，就把我一个人送过去了。离我们家有一百多公里。上了小学之后，就去山东上中学了。因为小学都是自己在外面上的，去远的地方也比较适应。
项颖小时候。
肖佳：特别好。
李娜：开明。到了年龄就上学吧，其实是最简单、最纯朴的想法。
原生家庭与另一半
澎湃新闻：是否憧憬过，要找什么样的另一半，会不会考虑对方的视力？
李娜：没有。
项颖：如果没有产生感情，我心里是有框架的，我不接受看不见的、全盲的。但如果喜欢上了，我也不拒绝。
我家里没有这样的限定，但有这样的期望。我也认可。我会觉得，我想玩的时候，也没人领我去，想去吃好吃的，也不知去哪里。两个视障人生活在一起，会比较闷一些。
肖佳：我那时放弃那个暗恋了很久的男生，就是因为眼睛看不见。我觉得，似乎我会拖累他。后来，可能是逆反心理，我开始憧憬两个人都看不见但生活很美好的一种画面。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是雨伞下面，两个盲人手拉着手，然后敲着盲杖。后来，我的恋爱对象，都是视力不太好的了。
澎湃新闻：你和同样视障的他在一起，去好吃好玩的地方，会有困难吗？
肖佳：不会，我俩都特别独立。我看不见之后，一开始自卑，后来觉得，看不见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我特别接纳这个身份。以前，我觉得拿盲杖好丢脸啊。其实不是你不敲盲杖，人家就不知道你看不见了。后来，有一次我路上摔了，蔡聪（肖佳的丈夫）建议我还是拿盲杖，安全重要。有一天，我用盲杖走回了家，那天非常开心，很有成就感。以前，从我爸店到我家，只有两百米，都是我爸接送。
拿着盲杖坦然与同事合影的肖佳。
李娜：我之前两个男朋友都是视力障碍，一个低视力，一个全盲。现在的老公是视力完全没问题的。跟视力障碍的在一起，两个人沟通起来，会更顺畅。比如，描述东西放哪儿、走路过程当中，双方知道，怎么说对方才能理解得更好。跟视力没问题的人在一起，这方面反而有障碍。他之前没接触过盲人，不知怎样叙述才能让盲人更明白。遇到这种情况，就得双方一起去调整和适应。
澎湃新闻：家人对你们另一半有要求吗？
李娜：有啊，家长一直希望，最少也是找一个低视力的。
项颖：家里希望我不要找一个全盲，但我真找回来，他们也不会太反对，他们知道，我本身找对象就难。
肖佳：我全家极力反对我找一个看不见的。那次，我拿着盲杖走回家，很开心。我爸跟我说，佳佳你能自己走回来很好，但拿着盲杖不好，影响不好。我爸内心很在意我看不见这件事情，他很想把我“隐藏”起来。当我开始拿着盲杖走，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看不见了。他也知道，这样再帮我找对象就不好找了。
但跟蔡聪的这一段比较顺利。我前期铺垫做了好多。把蔡聪的照片、文章还有他做的杂志，给我爸看，告诉我爸，他是怎么样的。
家人考虑你另一半是不是视力障碍，主要是在乎，他以后能不能照顾你，你会不会吃苦。
澎湃新闻：有来自对方家庭或亲友的压力吗？
项颖：这个可能我最有发言权。这个压力太大了。我大学时有一个男朋友，他也是视力障碍，是白化病。这个人群就是视弱，但基本什么都不耽误。我和他在一起后，去他家里，他家人对我挺好的。外人可能有些指指点点，但他比较坚定。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不过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原因分开的。
我后来交的两个健全人男朋友，一开始，他们当然是因为喜欢我而在一起，但不会像大学里那个那样毫无保留。他们在跟父母、朋友讲到我的时候，对感情的态度不那么坚决，让别人觉得，肯定能劝动。
我现在的男朋友，他有很多朋友在外地。他去找他们玩的时候从来没有带上过我，我感到他对我们的关系还是有点避讳的，至少不想听到别人的评论。这是我心里的一个隐痛。无论他在生活上怎么对我好，他还是无法完全坦诚面对我是盲人的这个事实。
我前两任男朋友，也不愿主动让身边的朋友知道，他找我了。我想，为什么一个残障男性找一个健全女朋友很正常，但残障女性找一个健全男朋友很难呢？男性可能比较理智，更在意周围人的看法，想得到社会的认可。而一个健全女性更在意感情层面的东西，不会在乎那么多。
如果我找一个肢残的，或年龄很大的，或离了婚的，别人可能觉得，她可找好了，多好。但如果我找一个健全的、跟我门当户对的，别人会觉得，她怎么能找他，她怎么配得上呢？这个社会里，大多数人还是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首先他会觉得你俩不合适，但不会从你们的角度去想你俩为什么会产生感情。
项颖在青岛游玩时留影。
肖佳：他们家没什么反对。后来我知道，他们家也不希望他找一个看不见的。但可能像刚才小颖说的，我们俩确实是态度坚决。
李娜：自己家庭的反对和对方家庭的反对我都遇到过。最后其实是两个人感情上没有很契合，没有很多共同语言，慢慢有分歧，然后分开。但当时，家人的反对很强烈，导致和那个人分开很久后，关系还很难修复。父母的心可以理解，但好心不一定能办成好事。他们的为你好，不一定能真的为你好。
我现在觉得，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跟视力无关，跟残障类别、是否残障，也没有关系，只是跟人有关系。文杰就算不是烧伤，是视力障碍或其他，他还是他。父母反对没有那么重要，说到底是看两个人坚不坚定。
李娜的婚纱照。
项颖：这个我不太同意。我和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两年，他是家里的独生子，长得高，工作也不错，应该说，可以找到各方面比较优秀的。家人对他也有期望。现在有这么大的落差。如果我们把结婚证领了，以后怎么跟他的父母相处？我不能说，因为你喜欢我，你就跟我在一起，不用回家见你爸你妈了。
家庭与育儿
澎湃新闻：进入婚姻后，盲人女性可能会遇到一些现实问题的冲击，比如，能不能担任母亲的角色？
李娜：盲人女性在婚恋中，有一个困境。小时候，家人给你的观念是，你最好找一个看得见的，可以照顾你。慢慢地，她也觉得应该是这样，找一个能照顾自己的。但长大后，她发现，人们会担心，一个盲人女性不能胜任母亲角色。因为照看孩子、做家务等有困难。盲人男性反而更可能找到视力正常的女性。女性可能出于崇拜心理，觉得你虽然看不见，还能做那么多事，或者女性比较有母性，愿意照顾人，不介意视力障碍。
肖佳：包括视障在内，残障的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项颖：（对肖佳）我想知道，当你们孩子上了学，你们怎么接送他上学呢？在路上，你们三个人是不是要一直拉着手，怕这个孩子走丢了？
肖佳：可以我接送，她做我的“眼睛”（肖佳的女儿视力正常）。没问题啊。
项颖：不只是接送，我感觉，如果我和看不见的人结了婚之后，会有很多问题。
肖佳：当我和蔡聪商量要这个孩子的时候，考虑过周围的异议，或者说如何照顾孩子。我们并不是说，要事无巨细照顾她，我觉得，如果她能在你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就很好了。我们想，努力做好自己，就是对她最好的。
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不能抱她出门。否则我就不能拿盲杖了。这个时候，我确实不是很开心。我也想抱她去溜达。有一天我抱她出去，确实像小颖说的，不是很安全。但我知道我们小区那一带的大概状况。我下楼梯，几乎跟蜗牛一样。用我的感觉，慢慢感受周围。她也好乖，安静地躺在我怀里，特别相信我的感觉。抱她下去后，她忽然笑起来了，一个阿姨经过，跟她打招呼。那时我想，她可以看见那个阿姨冲她笑，可以回应她的招呼，我瞬间觉得，之前考虑太多。孩子会有她自己的人生，她有自己的能力。
后来，我们不太担心，看不见该怎么照顾她，而是想，我们怎么做才可以为她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让她在提到父母时会非常自豪。
肖佳认为自己可以带好孩子。
李娜：这个我非常赞同。我和贾文杰在讨论将来孩子的问题时，就达成一个共识，不会因为我的视力障碍，就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让他多做一点。这是第一。
第二，我觉得孩子真的非常有灵性。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两人都是视力障碍，但小孩跟他们玩起来没有障碍。他们一样去学校开家长会，参加活动。只不过这个过程中，要先跟老师沟通好。考虑太多，会给自己设置障碍。
当你的孩子长大一点时，你可以告诉他，妈妈视力不太好，你不要乱跑。你可以从小给他这样的意识。
肖佳：对，你要来找妈妈，而不是妈妈来找你。
李娜：对，我相信小孩是一定OK的。
项颖：她俩的态度比较积极，我可能比较消极。李娜和肖佳都是能力比较强的代表人物。相对来讲，我的能力没有那么强。你们在大城市，我在我家乡一亩三分地，我们家离单位，走路不到5分钟。出行能力肯定没法比。
如果以后有了宝宝，我会有很多担心的事。我一个人在家带他，他去摸墙上的电怎么办？我又看不见。小孩子就算告诉了他，他还会有很多好奇。如果看得见就可以制止他，但我制止不了他。
肖佳：我想到我的一个朋友，她的孩子正好在到处乱摸乱碰的年纪，她是一个人带。其实，问题出现之后，你就能想到解决方案了。网上有那种插头可以防电的，能挡住。
项颖：但总有我们想不到的地方。我觉得，即使再努力，再乐观，还有一些问题克服不了。
李娜：我觉得，特别是视力障碍的家长，对孩子会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怎么教育。不止视力障碍者，健全人也一样，会有照看不到的地方。有时是我们把问题太复杂化了。
项颖：我并不觉得是我们复杂化了，是咱们的几率会更高。
李娜：对，就是这句话，“我们的几率会更高”，但哪条数据表明，我们的几率会更高一点呢？
肖佳：对啊。我们知道，小孩都很容易从床上掉下来，但我们视力障碍者的孩子如果从床上掉下来，我们承担的压力会特别大。
李娜：好像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造成的。
肖佳：不太相信你。我刚才讲的那个朋友，她给孩子剪指甲，剪得非常小心，剪了两个小时，因为压力很大。
以前是不让我换尿布的，后来不管她醒着睡着、躺着站着，都能给她换。
肖佳女儿近照。
澎湃新闻：后来怎么就能给她换了？
肖佳：其实，你要为自己证明一下。之前我和婆婆带孩子的时候，是很少出去的。有一次她出门了，然后孩子刚拉了便，我就特别高兴，给她洗、换裤子。虽然裤子穿反了，但我婆婆看到后，知道我做的事，还是在没有被教过的情况下摸索出来的，她就相信我了。这样她也轻松好多，她也有时间出去逛。（肖佳和孩子在一起玩的照片）
李娜：对，我觉得信任这件事，要给自己和对方时间，是有过程的。一开始做不好，不代表以后也做不好。
项颖：我觉得你们的能力真的比较强。我有一个朋友，最近也有了宝宝，现在不到两个月。宝宝要做新生儿筛查，都要她老公带着去做。不是她不能带着去，但她老公是健全人，首要责任肯定落在她老公身上。
李娜：责任承担，取决于你的态度。你想对方承担多一点，还是想两个人更平等？如果我觉得我可以，那就行了，不用扯其他的，我做给你看就好了。
澎湃新闻：承担听上去更像一个能力问题，但进入婚姻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允许对方多承担一些。伴侣是一种配合，互相为对方承担，都是可以的。
肖佳：我觉得所有的责任都是因为爱吧。
李娜：对方为你做一些事，需要是在他没有怨言的情况下，而不是被动的。
肖佳：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双方各揽一半。
文学与现实
澎湃新闻：大家看过《推拿》吗？
项颖：这个电影，我自己不是很喜欢。非常压抑。
澎湃新闻：看的过程中，会感觉是用健全人的视角看盲人，认为盲人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世界。
项颖：对。特别是电影。虽然盲人中有这样的生活，但作品里好像盲人就是这样的生活。里面的人物好像毫无生气。你觉得像我们吗？
肖佳：那是毕飞宇夸张了。
澎湃新闻：项颖是在医院的推拿科，可能比较了解。那个群体，是否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李娜：不管是片子还是书，这个作品确实比较压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里，特别是在按摩店里面，不管大店还是小店，生活确实比较无聊。毕飞宇在心理描写方面，还有对生活压力的描述，夸张了一点。但按摩店的生活比较封闭无聊。这是真的，是存在的。
项颖：可能这个讲的是90年代的盲人按摩店，那时还没有网络。
李娜：对，现在的盲人在网络上都是，那可是很活跃的。
澎湃新闻：大家对自己的盲人身份，有哪些特别的感触，尤其是关于婚恋的？以上所说的，和我之前想的很不一样。我不知其他盲人女性的想法，或许也有我们没关注到的东西。
项颖：对，一个群体，什么样性格的人都有。盲人的身份，对我来讲，影响是挺大的。别人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是怎么努力也克服不了的。在大城市可能还好，我在内蒙的一个小县城里，人们会问我，你是怎么洗脸怎么吃饭的。
李娜：我虽然已经去了那么多地方，但在家里，我家人还是不让我独自下楼梯。我们家在七楼，是爬楼梯的。我觉得，证明自己要分情况。有些无关紧要，比如别人问你是怎么睡觉的，不需要去解释。有些会对你造成影响的，比如不让你照顾宝宝这种事，那就需要你去证明。
我觉得不管是不是视力障碍，都要尽好一个人该尽的责任，做喜欢的事情。还有就是多沟通。因为我们是残障，沟通时要加一点技巧。特别是，当两个人残障类型不同，或者残障和非残障在一起的时候，一定需要更多沟通。
肖佳：我是中途看不见的，我很感恩这段经历。那之前，我没有去思考过，我应该要什么。看不见之后，我在想，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我想，无论婚姻还是人生，都要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因为看不见，我读了更多的书——因为我看不了电影，看不了漫画，我就“看”了更多的书。也因为我看不见，能碰到这么好的蔡聪。
我很推荐大家去看《爱的五种语言》这本书。每个人对爱的需求侧重点都很不一样。有些人很喜欢被别人服务，喜欢对方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有些人很喜欢经常被夸，被赞美，被认可；有些人就是喜欢你送礼物，不管大的小的礼物；还有一些人喜欢触摸、拥抱，觉得这样你很在意我；还有一种需求是陪伴。我和蔡聪，我发现我们的爱语是一样的，是喜欢陪伴，但是副爱语不一样。
李娜：对，我们需要站在对方的世界里，感受对方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