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银沙网讯（文/宋立民编辑/文 和 棱 枫）3月5日，惊蛰。临近天亮，梦见武昌，东湖，依稀有一位老人的声音：“老朋友，武昌鱼还给你留着呢！”
立即翻身爬起来，强压着心跳，网搜“樊凡”的名字。满屏是一个歌手的图片。赶紧前置“武汉大学”几个字，遂看到最怕看到的“讣闻”二字。下面是——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新闻传播学家、教育家樊凡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2月16日15时24分（美国时间15日23时24分）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享年84岁。
樊凡先生1933年9月出生，广西横县人。1948年参军，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5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随后留校任教。1983年，与新闻院同仁协力开创武汉大学的新闻教育，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创建国内一流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中心。在主政新闻学系期间（1989—1993），变革办学思想，凝练学术方向，稳定学术队伍，优化人才培养，涵育优良学风，出色地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退休后，樊凡先生一边受聘为武汉大学教学督导，匡正教学时弊，指导教学创新，一边心系新闻改革，四处调研……
遵照樊凡先生身前遗愿，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谨此讣闻。
——即刻记起十年前的2007年，也是3月，梦见恩师宋景昌先生。天亮知道先生已经驭鹤。
我明白了：是樊凡先生托梦，告诉我他走了，他准备的武昌鱼我没有去吃，他记挂着自己站过的湛江师院的讲台。
2月23日，我去阳西讲传统文化，几位2002年入校的弟子还问起樊凡先生的近况，我说停几天就联系先生，可能还在美国。不料……
作为先生的“老朋友”，笔者认识先生已经十个年头。
2003年，春节刚过，只身南下的我在经历南下的第一个“回南天”：潮湿到黑板上全在流水，写不上字。室内被褥也是潮乎乎的——彼时我们还不懂那时节需要紧闭门窗的常识。而数千公里之外的伊拉克正是硝烟弥漫，尼罗河和黄河的孩子们正眼睁睁地目睹巴比伦河的孩子头上的绷带飞舞在岛屿或沙滩——总之，我当时有点郁闷。
学生告诉我，武大樊凡先生在讲新闻学概论课，我便前往旁听——樊凡先生的新闻业务、比较新闻学研究久负盛名，他冲破“就新闻写新闻”的传统思维，提倡用多角度、多学科的方法研究新闻写作，建构了新闻写作的方法论，出版了《拓展新闻写作研究的思维空间》、《中西新闻比较论》、《经济新闻范文评析》等专著，一直是研究生的专业必读书——听先生讲课是珍惜时间、排解郁闷的好办法。
一听课，先生切入的高度和深度，思路的清晰，材料使用的言简意赅，都让刚刚从报社回归讲台的我由衷敬佩。那是我第一次结识这位慈祥的老教授。
课后一聊天，我发现这位老者思想一点也不保守，看问题很尖锐又很客观，于是很快成了忘年交。不久我父母来湛江住了一段，几次与樊凡先生一起吃饭。先生与我母亲同龄，却称呼我“老朋友”，因为我十几岁参军，就在武昌彭刘杨路的部队院里打球，对武昌不陌生。后来看了我的评论，他说：你2008年受聘期满，可以考虑来武大，那边页需要写评论与教评论的老师。
因为住得近，又都是一个人，我们每周都要聊两次，一般是我准备两个菜，两杯酒，边吃边聊。正经如新闻系的课程设置——“采写编评，吃饭的课，不能丢”，他屡次强调——八卦的如武汉美女从窗户上爬公交的麻利，云天雾地。记得他说他主持武大新闻系之际，开了不少文学课，颇遭议论：“当时也有批评的声音，说我把新闻系办成了第二中文系，本报讯三百字，不要学那么多的文史哲。我是一意孤行地坚持。你在《大河报》这两年做深度报道的体会，说明了我的坚持是有道理的。”
我的文件夹里，保存着2011年12月26日的博客——
八点整，027打头的电话来。我知道，是樊凡先生。
16天前的12月10日，在学校音乐厅召开了新闻系建系十周年纪念会，我代表老师发言，说：“我想到了樊凡教授。他是武汉大学新闻系的创始人，也是我们01、02新闻最为艰苦的时候的任课老师——我们当时缺师资、缺设备、缺图书资料，他主持开会，定下了我们新闻系的主要课程、重点期刊与发展前景。2003年暑假，他把01、02两个年级的同学列表分类，告诉我谁适合做记者、谁适合做编辑，谁可以读研继续深造。2004年春节，他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写来亲笔信，告诉我02新闻班有几位同学身体单薄，因为吃不饱肚子，让我这个系主任想办法帮助，并且特别嘱咐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不要伤了他们的自尊。”
是的，他从美国回来了。听到我的电话留言，他说想我了。
先生依旧声如洪钟。不出三句话就说大学的现状、国家的前景。
“经济前进，道德滑坡！”先生忧心不已：“在利益与道德的角斗中，一些人选择了利益，从院士到教授，不乏例子。于是，经济的腾飞常常以道德的沦陷、文化的衰落为代价。”樊凡先生说，有些单位的领导在一地做官几年，群众的评价不是为老百姓干了几件事，而是三个字：“捞饱了！”这样的官员能够赢得身后一句怀念的话吗？樊先生说：什么都要公关，什么都要“策划”，什么都要“运作”，社会有时候在畸形发展。
“欧美也有自己的问题”，先生说：“我年年在那里，看的比较清楚。他们不是‘人治’，有自己的体制、制度，但是也是越来越僵化。为什么危机那么厉害？太自由了！资本的特点是追逐利润，免不掉的。两党之争，原本是利益牵制，有好处，结果是要党不要民众。那边的评论说得好：‘两党领导携手搞垮美国’！当年的福利、慈善，如今成了勤快人养活懒汉。于有些人就是靠养老金生活。竞选总是要许愿，还愿，大家高兴，因为福利越来越高。但是国家有困难，要降低福利，那不行，就要游行了。经济上不去，又要保持高福利，只有欠债。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要有第三条路。”
樊先生叮咛：“还是那句话，小宋，评论要写，那是本行。你的听我的，写长篇小说，就写大学教授的生活。真实的生活。现在的作品，教授一出来，多半是糟糕的负面形象。事实不是这样，你得写出来！”
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恋恋不舍。
几年间，每次余樊凡先生通完电话，我都有立即飞到武汉去看望先生的冲动。他说：“我明年9月份还回来，见面的日子会有的，武昌鱼还是要给你留着！”
我与先生常常说起七七、七八级。我至今仍然觉得有一种力量支撑我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日子、黄金岁月。那时比较穷，却是活得真实、向上、纯净。我的讲义几乎全是那时候写下的初稿。我的鲁迅是那时候读得最细。记得有半年我几乎全在开学术会，自己出钱也去——那时候的学术会很少安排旅游。
那时候，是樊凡先生那一代人站讲台传道、授业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的“项目”、“验收”、“评估”、“检查”、“统计”、“评奖”……但那个时候，我有最多的时间读书，讲两遍之后，自己几乎可以背下来。
许纪霖写王元化先生的文章题为《“我是十九世纪之子”——王元化的最后二十年》。其中有这样的段落：“晚年的先生，心境常怀苦痛。身体的痛苦尚在其次，真正折磨他的，是精神上的忧患。……先生的苦痛，源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他曾经是一位充满乌托邦幻想的理想主义者，相信历史进化论，相信文明总是在进步，自认是过渡一代的人物，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在理性上看破了历史进化的神话，也不再轻信各种乌托邦。先生目睹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发生的巨变，一则欣喜，二则心忧。晚年他看到的世界，不再是他所期望的世界，现实变得格外的功利、支离和媚俗，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仅仅GDP发展不了现代的中国，如果连王元化先生与樊凡先生的忧患也没有了去处，“忧患元元”还将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延续。
2012注定是迷惑的一年，我们将越来越不明白此行何去。正如云南那个没有一我告诉樊先生，担忧的同事仍然要保重，该喝茶喝茶，该吃鱼吃鱼，等我去看望他。
记得他离开湛江师院的时候，我还写了一副字，送到他居住的小楼。
我把樊凡先生去世的消息发到了2001/2002级同学的微信上。大家发来了悼念的文字、先生的照片和手迹，看得笔者鼻子发酸。
班长李康森在“化悲痛为力量”的题目下贴图，有在教室里辅导结束后的合影，有2003年5月29日与全班的合影。也有是网上搜集来的图片。我第一次看到先生的钢笔字，硬朗中透着秀气。文字是“只要沿着河流走，就一定能发现大海。录成句为单波新的征程壮行并与之共勉 樊凡 94甲戌仲秋”。
梁远洪红同学：这么多年，我们心里一直记挂着樊凡先生。多想再听樊凡先生讲一节课。——前几天，同学们还说希望好人好报，希望先生活到100岁。
黎佩杰同学：闻讣心情别样难受。樊凡老师上课时，为方便大家，上课用的范文资料都是复制好给大家的，像发试卷一样，最后我们都订成的是一本小册子。有次讲课讲到他文革在牛棚的事（记得真和牛及牛粪住在一起），想往下讲就哽住了，有十几秒，可能他是想我们知道历史，但不想说出。他有句话我记得最清楚：有时真话不能说，但至少不要说假话。
周秋慧同学：先生是心系新闻教育的好老师，还记得他讲许多写作例子。一次先生说，如果十个人之中，有九个觉得你有问题，那么，你该学会检讨自己。
刘利娟同学：记得樊凡教授讲到新闻导向问题时，说到除非你自己是主编，否则就要按主编的要求去做，不能率性而为。
樊凡先生的弟子、著名的新闻学者、武大博士生导师单波教授说：“晚年的樊老师跃入人生自由之境，光风霁月，超越洒脱，与师母白头偕老，相依相守，云游四方，其乐融融。身边常有学子相伴，谈天说地，诉说衷肠，沐浴在珞珈山的阳光里。……樊老师这一代学者心系现代化，这不仅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的结果，更来自于个人突破传统的冲动，因为无论对传统做多宽泛的、合理的理解，它所显示的禁锢的力量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而这正是他们的切身体验。在他看来，现代化的实质是不断的变革与创新，以顺应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化是突破禁锢的一种可选择的路径。以此反观传统新闻写作理论，他发现了其中的根本缺陷，即研究的直观性、思考的粗放性、论理的机械性、体系的封闭性，并试图寻找心理层次的突破、方法论层次的突破、学科构造层次的突破（1987年），提出了对于新闻写作学的理论基础的构想，包括能动反映论，即新闻写作是反映与创造的结合，再现与表现的结合；系统整体论，即在内容与形式、新闻性与艺术性以及主体、客体、载体、受体三组矛盾关系中整体把握新闻写作；互动互制论，即假设新闻与社会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社会的多元变化会成为新闻写作变革的复杂因素（1986年）。这些框架性的论说构成了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图谱，新闻写作不再是技巧问题，而具有“学”的意味，贯通了理想与理性的灵魂。”
呜呼！都说“新闻无学”，樊凡先生以数十年的生命告诉我们，新闻才是扎扎实实的“人学”，做人不及格，是不可能以“发现暗礁”、“揭示真相”为己任的。
曾经沧海方识水，除却武昌不是鱼。下载了先生的照片，看着先生慈祥而睿智的目光，一遍遍地看。泪流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