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春秋
几度风雨
穿越热暑的迷茫
重拾过去的记忆
只为那份爱与敬的记录
有人说：师恩如山。
一起来看看劳罕（王慧敏）与老师之间那些点点滴滴的事吧。
杨建新教授
1934年出生，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民族学、西北地方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民族学博士生导师，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60余位，从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 1995年获省委省政府颁发的“甘肃省优秀专家”称号。
出版专著有《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通论》、《西北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等，发表论文80余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主编整理的学术资料主要有《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资料集41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版），《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资料集61册，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年版），这些珍贵史料的结集出版，填补了西北少数民族研究的空白。此外，组织青年学者撰写了几套学术丛书，包括《各民族共创中华》、《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研究丛书》、《兰州大学民族学博士文库》、《民族学教材丛书》等，对奖掖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建新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喜欢念书的人，只要条件许可，恐怕都恨不能一口气把所有的学上完。
攻读硕士学位，我师从武汉大学的樊凡老师和经济日报的范敬宜老师。硕士念完后，范敬宜老师由经济日报调任人民日报，并开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带博士研究生。
我大喜过望，“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向范老师申请：“能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没想到他不允，很严肃地告诉我：“新闻是一门实践学科。你本科、硕士一直学的新闻，理论知识足够了。现在缺的是新闻实践。不要像社会上有些人，上学，单纯是为了混张文凭……”
我不甘心，试探着问：“我想自己报考一下试试……”
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拦了回去：“这没有什么好通融的。即使你考上，我也会告诉研究生院，不允许录取你！”
范老师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如果他不允许录取，估计还真有些麻烦！
见气氛有些尴尬，他的口气缓和下来：“听话，好好到一线当记者去！今后在工作中发现哪一块是短板，需要补，再去深造。那样，会更有针对性。”
就这样，我一头扎进了人民日报社。在经济部工作了9个年头后，到新疆记者站驻站。眼前的世界，完全陌生：区情、民族结构、文化、习俗与内地均有着很大的不同。
工作上，开始感受到了压力：对一些敏感问题，常常因为不知如何把握而足趑趄不敢涉猎；对宗教礼仪、民族习俗，也时常因为懵懵懂懂而口嗫嚅下笔凝涩……于是，产生了学习民族学的强烈愿望。
把这一想法通过电话告诉范老师，他非常高兴：“支持！支持！这就对了，学以致用嘛！”
于是，我报考了母校的杨建新老师。20多年前我在兰大历史系读本科时就受业于杨老师——当时杨老师是系主任。恩师不独学问做得好，且宅心仁厚。在我们那一代学子们心中，可谓是高山仰止。
他很年轻时，便在学界奠定了 “西北民族社会学” 研究泰斗的地位。“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当我又重新拜在了杨老师的门下时，心里默念的正是这句话。
很庆幸求学路上遇到了几位好导师！武汉大学的樊凡老师，搞了一辈子新闻写作理论研究，功底扎实，是个现实世界难得见到的谦谦君子，他像慈父一般关爱每一个弟子；范敬宜老师，范仲淹第28世孙，学养深厚，一生颇富传奇，他耳提面命教会了我许许多多为人为文之道。
从三位老师身上，我知道了什么叫静水深流和博大精深。的确，做好学问的前提是先学做人。没有端方的人格，想做出一流的学问，是不可能的。
韩愈在《师说》中讲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他将 “传道” 放在了第一位。而唐代另一大师刘知几则认为：“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柟斧斤，终不能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如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他认为 “史识” 是做学问的重中之重，只有为人正直，具备秉笔直书精神，才能最终成为大家。
碰上好的导师，是幸事！但是，也有 “不幸”——会让你更多地体味 “学海无涯苦作舟” 这句话。譬如，博士论文，我用了将近6个寒暑——比通常念博士足足多出了一倍的时间。
用6年时光去写一篇文章，在我的文字生涯中，恐怕是耗时最长的一次了。
所以如此，基于两方面的原因：攻读博士，是我求学的最后一站，从主观上来讲，确实也很想能有一个较为满意的结尾；更重要的原因呢，说起来连自己都羞赧：是导师杨建新教授硬 “逼” 的结果。
杨老师在学界以学风严谨著称。受业于恩师以来，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毕业论文从动笔始，文章的框架、材料的运用、措辞的斟酌，杨老师均一一悉心把关。而在最后修改阶段，恩师更是对每一个章节、每一个段落都严格 “验收”。有些篇章是反复斟酌、数易其稿乃竟！
期间，多少次，我想躺倒不干——这个博士咱不要了，可杨老师一次次硬生生把我从地上给拽了起来——或鼓励、或批评、或激将、或哄劝……总之，该想的法儿，他都想遍了。但是有一条，绝不允许在论文上有丝丝毫毫的苟且！
知识分子的形象，似乎早已格式化：戴副深度眼镜，服饰朴素整洁，举止不紧不慢，说话慢条斯理。体态呢，大多清癯干瘦——可不，天天面对着青灯黄卷苦思冥想，能胖才怪！
至于一身暄肉，一肚子脂油，那是腐败分子，与知识分子无涉。
从这一点看，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杨老师应该算是异数，在新疆出生、长大的他，高大英挺，宽宽的肩膀，一身紧绷绷的腱子肉。这种标准的倒三角体型，恐怕很多练健美的同学也 “啧啧” 有声。
锻炼，一定贯穿了杨老师的一生。他80岁那年，我到兰州去看他，他在大楼门口迎我，他的家在8层楼的顶层。上楼时，我本想去搀扶他，谁知他噔噔噔几步便跨在了我的前面，回头朝我微微一笑，意思是：“年轻人，咱俩赛一赛！”
基于强健的体魄，杨老师说话时中气甚足。当时，班上同学都有个习惯，听杨老师讲课，不用提前去占座位，因为即使是一二百人的大班课，即使你坐在了最后一排，也听得清清楚楚。
“君子” 是孔子理想化的人格。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是行仁、行义、尚勇。其实，真正能把三者结合起来的人并不多。有的人孔武有力，却胸无点墨；有的人满肚子锦绣，却手无缚鸡之力。
杨老师，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我亲历的这件事上可窥出一斑：
那是大四下学期的一天，我到杨老师位于医学院的家中请教一个问题。约定时间过了很久，杨老师还没有到家。师母孟老师一边不停地给我斟杏干泡的凉茶，一边歉意地劝我再等等再等等。
终于，杨老师回来了。他一进门，把我和师母吓了一跳：只见他衣服上、脸上都是血，白色的短袖衬衫前襟有一大半殷红殷红。额头上一条约一寸长、小拇指宽的伤口还在往外渗着血珠。
惊问原因，杨老师说刚才在公交车上碰到了一个手持凶器的小偷。说这句话时，他的口气很是淡然。身为医学院教授的孟老师赶紧为他处理伤口。
杨老师先是向我致歉，说是让我久等了，然后才轻描淡写地给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刚才在下班回来的公交车上，有一个小偷在扒窃，周围很多人都看到了，却没有人敢上前制止。原本离小偷很远的他，挤上前去，厉声喝止。小偷恼羞成怒，从腰里嗖地拔出一支上了膛的钢砂枪对准了杨老师的胸口：“多管闲事，老子打死你。”
杨老师一手把公文包挡在胸前，另一只手上前去夺枪。狡猾的歹徒把枪身滴溜一转，抡起枪把儿朝杨老师头上狠命就是一击。血溅射开来蒙住了杨老师的双眼。歹徒趁机拨开众人朝车门挤去：“开门。妈的，快开门。” 司机竟然顺从地打开了车门。歹徒跳下车没命地狂奔。杨老师跟着跳下车，一路猛追。小偷踅身钻进了附近的一个家属院。
这家伙显然对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三拐两拐便不见了踪影。杨老师没有罢休，一个一个门洞查找，但终究，还是没有找到……
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能有此举动，够传奇了吧！
我始终认为，作为学人，要想笔下经天纬地，必须 “身” 和 “心” 都很强健。很难想象一个天天抱着药罐罐、佝偻着腰、走上几步就喘个不停的人会心怀天下。这样的人，即使做出了点学问，我想，大多会是花花草草、唧唧歪歪、卿卿我我的那种东西，想让他们的学问去经世致用？我表示怀疑！
杨老师用 “身”、“心” 的强健，让他的学问如同一株挺拔的天山雪松，在多风多雨的现实世界里始终挺着傲岸的身姿。他不喜欢寻章摘句故纸堆里寻 “宝藏”，也不喜欢寻行数墨拘拘以论，而是提倡：学术研究必须肯棨生活实际。
记得论文开题时，我想走捷径，打算写一篇民族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在图书馆里找几部西方民族学的经典著作，再找一些中国现实的例子，按图索骥，归纳拼凑，凭自己多年的编辑功底，应该会很轻松。自己还给自己找借口：现今不少学术著作不也都是这样写成的嘛！
把想法诉诸杨老师，他坚决不同意。建议我写建国50年来治理新疆的得与失。
我面露难色：“很少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收集起来很难……” 一向温文尔雅的他，第一次对我说了重话：“正是因为前面没有人做过，这篇论文才有价值！一座学术大厦，是由一块块砖头、一颗颗石子构成，如果这篇论文能成为构建大厦的砖头或石子，也是一件好事。那种抄袭、拼凑的论文，不应该出在我杨建新的门下！”
我头上的汗顿时冒了出来……
不过，要当一颗 “石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跑图书馆，一次又一次地到基层实证调查……别的同学都毕业了，我还在吭哧吭哧地写。
“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躬身现实，多思多想，以前模模糊糊的新疆，现在越来越清晰……
文章在论述新时期治疆得失时，我犯了难：是秉笔直书呢？还是虚晃一枪转身就走？我担心 “擦枪走火” 毕不了业。把顾虑告诉杨老师。没想到杨老师的口气异常地坚定：“洞幽抉微是学人的职责。你尽管客观大胆地去论述，出了问题我负责。”
在杨老师的鼓励下，我用相当的篇幅对新疆潜藏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在导论部分，旗帜鲜明提出：作为中国最大的战略资源后备区，国家未来的希望在新疆。但如果某些问题把握不好，给新时期的中国酿成大患的区域，也极有可能就在新疆……
“夕闭昼还开”，“春尽夏复来”，一遍遍写一遍遍改，一直到了第6年，杨老师才允许我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答辩时有老师反对。焦点集中在对新疆形势的判断上……在杨老师的力挺下，论文总算顺利通过。
我始终认为，学术争鸣非常正常，正是在争鸣中互相启发，裨补缺漏，学术才能进步。所以，对于在答辩中曾给过我批评指正的老师，我会永远心存感激。
天道酬勤，功不唐捐。这篇凝结着杨老师心血的论文中的一些论断，被后来新疆发展的进程所证实……论文答辩5月份通过，7月份发生了 “7 • 5事件”。
“7 • 5事件” 前，我已调任浙江。浙江省委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对新疆问题很感兴趣，专门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谈新疆局势。谈话中，我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事件发生的次日，我被紧急派回新疆任人民日报前方报道组总指挥。这位领导千里迢迢从杭州打来电话，嘱我多注意安全，他说：“几个月前你判断新疆近期有可能会出事，当时我很不以为然，心想，这个记者是不是有点托大了——新疆看上去一片祥和，怎么可能出事呢？……从新疆回来后，你一定要给我详细批讲一下当初判断的依据。”
报道结束回到浙江后，我如约去见了那位领导。我俩整整谈了3个小时：从新疆的地缘政治到 “三股势力” 合流；从上世纪初年 “双泛” 思潮渗透到近几年反恐面临的新形势；从新疆民族关系演化、文化传承到兵地融合维稳固疆……这位领导听后，连连点头，说：“讲得很透彻，很合理。你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有人这样称赞他的弟子，我想，如果杨老师听到的话，一定会很高兴！
我不敢说得到了杨老师的真传。杨老师的 “学术宝藏”，入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我呢，只掌握了很少一部分。
这一部分，已让我受益无穷。2005年秋，逢新疆50年大庆，尽管当时的舆论环境是 “新疆进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但根据从杨老师那里学到的相关知识，我表达了谨慎乐观，写了内参《“东突” 走出蛰伏期，反恐面临新问题》。2007年冬，我在采访中了解到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山西巷子一带出现了民族成分过于单一、过于聚集状况。这种现象，有悖于我国民族分布 “大分散、小集中” 这一总体特征，如此，会潜藏许多不稳定因素。我向上级部门反映了这种忧虑。“7 • 5事件” 时，这些地区果真成了暴恐发生的重灾区……
“7 • 5事件” 后，我的论文被紧急加印15份，供有关部门作为制订政策的参考。
的的确确，这些年，我从杨老师那里学到的一切——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都会让我终生受益！私下里，我曾把一幅古联改写了一下想送给杨老师：“无狂放气，无酸腐气，无名士怪诞气，方放达者；有读书声，有琴瑟声，有剑气铿锵声，才是大家。” 这些话，用在杨老师身上是多么的贴切。但我始终没敢送，因为我害怕我改写得不够工整又要害恩师费心。
写到杨老师，我就必须提到我的师母孟老师。大家闺秀的她，是我见过的最让我尊敬的知识女性。博士生每次到杨老师家上课，她都会默默地给大家沏好茶、削好水果，然后默默地回到自己的书房。大家离去时，她又会慈祥地把大家送到楼门口。举手投足，永远是那样的端庄、娴静和教养有素。有时大家上课去得早了点，恰巧杨老师又不在，她会过来陪大家聊天，那种慈母般的关爱，让每个人都会有如沐春风之感。师母，我向您致以深深的谢意！
写到杨老师，我还必须提到他率领的团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老师们，在我求学过程中，大家均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尤其是王希隆、武沐、阎丽娟老师，或在清代治疆方略上给我以指导，或在新时期民族关系的演进上给我以点化，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
古人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在攻读博士这些年里，对这句话，我有了更深的感受。在研究新时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如何定位时，兵团原司令员张庆黎先生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在研究 “绿洲经济” 水制约这个问题时，自治区主席助理、水利厅厅长王世江先生把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倾囊传授给了我；在研究反恐问题时，常年战斗在反恐一线的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刘克勤先生不厌其烦地为我梳理一件件大事的脉络……在此，向这些给过我教益的同志们一并致谢！你们都是我心中的 “韩荆州”！
因为学民族学的缘故，对厉声、马大正、潘志平等老师的论著我早有涉猎。但令我惊讶的是，在新疆基层调研期间，连许多乡镇干部、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对他们的作品也能说出个二三！这又佐证了杨老师的教诲：学术研究必须肯棨生活实际才有生命力！今生今世，我都会牢牢记住这些前辈们的教诲，并向他们那样躬身现实，让学问之树在生活实践中葳蕤常青！
我生于西北。在成长过程中，尽管浪迹了大半个中国，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是西北人，我的根在西北！我爱这块土地的厚重，我爱这里民风的淳朴，无论走到哪里，总会记得这块土地给予我的一切一切；无论什么时候，身上都会镌刻着深深的西北印痕……
这篇论文，在献给师长们的同时，也算献给我深恋的土地的一份薄礼吧！
祈愿：西北永靖！国运永昌！师友永恒！
本文为我的博士论文后记，2008年深冬写于杭州西子湖畔，修订于2016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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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劳罕
编辑：任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