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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晚报讯（记者 李明德 王硕 陈品） 周秉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侄女，退休后为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
今年8月22日、23日，《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主办了“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高端论坛活动，周秉德受邀参加。在论坛上，她向记者讲述了伯伯周恩来与革命战友在长征路上鲜为人知的故事。
周秉德在接受《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独家专访时，讲了许多跟伯伯周恩来生活在一起的细节。比如平时吃饭，伯伯都是自己去盛饭，也要求孩子们自己盛饭。伯伯的言传身教已经融入到周秉德一生的言行之中，她会让出房子给困难的职工自己一直住在50年代的旧房里，她会拉住记者挡机场清洁员推的垃圾车的手，等垃圾车走过时说：“不要觉得别人就该让着我们。”
叫了很多年“亲妈”，才知道原来应该喊“七妈”
周秉德是周恩来之弟周恩寿6个子女中的老大，是周恩来的嫡长侄女，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
周秉德与记者相对而坐，宛如邻家老奶奶一样慈祥。谈起第一次进中南海见伯伯周恩来和七妈邓颖超的场景，她笑着说：“你们可不知道，第一次见他们还闹了大笑话呢。”
随着东三省的沦陷，父亲周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之际，12岁的周秉德刚小学毕业，父亲便带她从天津乘火车去北京见她的伯伯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路上，周恩寿给她讲了很多关于伯伯的故事。
到伯伯家时，他还没回来，周秉德便在院子里玩。不大一会儿，伯伯回来见到周秉德亲热地把她拉到身边带着笑容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
“大爷，我叫周秉德。”
听周秉德叫大爷，旁边的叔叔学了句“大爷”，忍不住笑了。
周总理笑着说：“以后就叫我伯伯吧。”
她还告诉记者，同样见到七妈邓颖超时，也闹了笑话。
“大娘好！”周秉德第一次见到邓颖超时习惯成自然，脱口而出。
“就叫我七妈吧！好吗？”伯母把周秉德揽在身边，轻声在她耳边说。
“那时我才12岁，压根不懂伯伯在家里的大排行是老七，当时我也没听清，还以为伯母希望我叫她‘亲妈’，心里猜想，总听爸妈说伯伯没孩子，咱家孩子多，莫不是大人商量好，将我过继给伯伯了？可是爸妈也没对我说过呀！转念一想，他们要求我一定要听他们的话，做个好孩子，她让我这样叫，那就这样叫吧。”周秉德解释道。
“七妈”和“亲妈”的发音十分相近，她就这样叫了很多年。弟弟妹妹也跟着这样叫，后来才改了称呼。参加工作后，她与伯母通信，把“亲妈”这个称呼写在纸上时，伯母才知道周秉德一直称她“亲妈”。随后，她亲切地对周秉德说：“你这样称呼我当然好，可是你的妈妈会怎么想呢？我让你喊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在家族中的大排行是行七。”周秉德这才弄清楚，当年她让其称她七妈，而不是“亲妈”。
“我是总理，但是你们是普通老百姓”
周秉德还告诉记者，伯伯平时工作非常忙，都是匆匆来匆匆去。几乎很少能按时吃饭，每次都是七妈催一遍又一遍，饭也是凉了热，热了再凉。虽然他工作忙，可对他们姐弟的教育从来都是严加管教，只要抓住机会，就会说上几句话。
“我虽然是总理，你们现在是普通学生，将来工作了是普通老百姓，自己的前途要靠自己奋斗。”周秉德向记者讲述了一件至今她仍记忆犹新的事。有一次总理通宵工作到天亮，当时，周秉德早起在院子里看书晨读。总理走出办公室散步，看到她在看书，就严肃地说：“秉德，你怎么还在那看书？你没看见战士们都在打扫院子里卫生吗？”“我从此知道了作为总理的侄女，是不能认为比那些战士们高人一等的。”周秉德说。
在行动上，他不仅要求周秉德与普通人一样，遇到事情还不断反复提醒她，时刻注意要当个平常人。偶尔在家吃饭，她从来都是自己动手盛饭，总理也不例外，每次吃饭自己去盛，吃完饭把碗筷送回厨房然后再离开，有米粒掉了都要捡起来。“伯伯吃饭特别简朴，绝对不要山珍海味，平时就只有一荤一素一汤。”
据周秉德回忆，伯伯总是教育她和弟弟妹妹千万不能搞特殊化。所以无论是读书、参加工作或者其他方面，他们从没借助周总理的特殊身份，这也包括了七妈。
新中国成立之初，伯伯不让七妈参与政务院的工作，当时七妈有君子协议，不与周总理在同一个部门工作。组织上安排她到妇联做副主席，定工资时报到总理那里审批，总理将其降到六级。国庆十周年，因为请的外宾很多，在天安门观礼台的人员名单中，伯伯首先划掉了七妈的名字。
七妈告诉他们：“我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要以为我既是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都是因为周总理的关系。这是党组织选的，是我自己的工作决定。在党内开会，会上反映的意见，大家认为应提选我。但如果你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
七妈这番掏心窝的话，让周秉德及其弟弟妹妹醒悟很多道理，也深感七妈的不易，更能深刻体会理解到伯伯对她们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导。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秉德谈到了目前的反腐很有力度，某些官员腐败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很重，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来看。总有一部分人在中央号召反腐后还在犯同类问题，从思想认识上存在侥幸心理。
周秉德表示，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个人服务的。她说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要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周秉德表示这就要求，共产党员应该大公无私地为老百姓服务，而不应追求个人利益。所以反腐问题的解决需要人们在思想认识及道德品质上的提高，需要首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应该有一些有力的机制。
将亲弟弟职务定低 不让孩子使用公家汽车
周秉德还提到，她是最先住到中南海伯伯家的，因为新中国刚诞生时，经济上还非常困难，所以，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一般基层行政工作者，他们都是只工作而不拿工资，实行供给制，每月仅发少量的津贴，在身边的子女都由组织上安排他们的生活。周恩寿是多子女的家庭，津贴不高，他要养活孩子、照管好家庭，有一定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前，周秉德的父亲周恩寿从事党的外围工作。解放后周恩寿找到周总理商议参加工作的事情，周总理便告诉他说：“你的工作不应该由我来定，应由组织来定，你先去学校学习。”后来，周恩寿就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几个月结束后，分配工作时，周总理就跟分配单位领导交代：“他是我的亲弟弟，分配他的工作应该职务要低，待遇要少。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像旧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不能像国民党那样追求高官厚禄。”周恩寿的职务低，分的住房就小，工资待遇又少，由于她们姐弟多，家里住不下，伯伯就让她搬到他家里来住。
周秉德还回忆起，有一年放暑假，同学们都收拾好了行李，在各自宿舍里焦急地等着大人来接，广播里通知谁家大人来了，孩子就兴高采烈提起行李冲出门。有的是小汽车来接，有的是黄包车或自行车来接。当时，她的弟弟秉钧读小学三年级，妹妹秉宜刚读一年级。第一天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同学们陆续都快被接走完了，仍不见有人接他们，刚上学的秉宜嘟起了小嘴。第三天，除了几个家住外地的同学外，家在北京的同学都走了，见此情形，妹妹秉宜急得找老师要了一个信封，趴在桌上写了一封短信：“七妈，学校放假了，请派个车来接，因为有行李。秉宜！”然后，她在信封上写“中南海邓颖超收”，寄了出去。
信送得很快，当天下午，这封信就到了七妈手中。七妈拆信一看，赶紧叫一位叔叔骑上自行车赶到学校，在门口雇了两辆三轮车，一个孩子一辆，行李放在脚下，往家行驶。
到家后，七妈就迎了出来。搂着两个孩子说：“孩子们，真对不起，这要怪七妈不好，怎么忘了你们放假的事，让你们多等了两天。不过，你们口气还挺大，竟要求派车去接。”七妈并没有给他们派车，并教育他们称，汽车是伯伯工作用的，小孩子不该享受。
周秉德说，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秉宜也觉得自己幼稚得可笑，为什么当时不请老师帮助打个电话？为啥不写信给爸爸妈妈“求救”？当然，原因也很简单清楚，遇到困难、麻烦或难下决心的事，想到要请求伸出援手的第一人选，一定是七妈。
当了27年总理，一共只买过三双鞋
“伯伯在我们印象中，非常节俭。穿的衣服也是补丁摞补丁，缝得里三层外三层。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都是缝补多次的破旧衣服，忍不住热泪盈眶。”
节省再节省，是周总理一生的习惯。周秉德还透露称，新中国成立后，伯伯不让做新衣服，中山装不合身了，他让工作人员拿着这套衣服去布店配布料，然后用新料做西装的前片，用旧料打翻做了后片，这样伯伯就算做了一件中山装，然而看上去前片的颜色略深，后片的颜色略浅。
他的一条洗脸毛巾也是能用多年，中间破了四个洞，卫士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他买了条新的，他发现后立刻让卫士长给他把旧的拿出来，卫士长劝说：“总理，医生不是跟您说了吗，您脸上毛囊之所以不断发炎，就是因为洗脸毛巾太破、太硬、不断摩擦引起的。”以为搬出医生的“明确诊断”，一向尊重科学的伯伯就会服从。不料，他竟然想起用柔软的纱布缝补破掉的地方继续使用。最终，卫士长也拗不过他，只好请人帮忙用纱布缝补好让他继续使用。
有一次周总理出国访问，不肯多带卫士。那个卫士跟随总理参加活动，没有时间洗衣服，就请使馆的夫人们帮忙洗。大使夫人看到带着补丁的衣服，特别薄，用水一泡碎得不敢用手揉搓，生怕用力大再揉破了，含着泪说：“一个大国总理，竟然节俭到这种地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是难以相信。”大使夫人自己掏钱就给他买了三件衣服，经过多次劝说，周总理并没有接受。
周秉德告诉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伯伯当了27年总理，他一共只买过两双皮鞋和一双皮凉鞋。皮鞋中的一双，还是出访外国前，秘书怕太热，就买了双大一号的皮鞋。并且都是有重要活动或者出访、接待外宾才穿皮鞋，日常都是穿布鞋，包括到基层调研也是经常穿布鞋。这期间，有人看他皮鞋太破旧了，就送他一双皮鞋，他没穿又转送给了下属。这位下属穿了段时间觉得不合适，多年后捐赠给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
她还告诉记者，伯伯虽然是国务院总理，他的工资每月是404块8毛，七妈的工资是342块。他们的工资都是由工作人员管理，每月还补贴给她们家一部分，还有一些老家的人和他的同事战友。两个人根本都存不住多少钱，去世的时候仅有的5000块钱全部都交了党费。
“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第一志愿”
“那时候我和弟弟妹妹们都还小，日常生活中，伯伯不断给我们灌输‘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求我们先从国家角度和层面考虑，不要考虑自己。”周秉德说。
姐弟几人中，各自的人生规划都是按照伯伯的要求发展，他对我们的原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第一志愿”。所以四个弟弟妹妹当兵，伯伯都是按照国家的形势需要，对他们提出不同的要求。
在“文革”之前，年轻人第一志愿是留苏上大学，不愿意当兵。伯伯要求秉钧秉华当兵，因为当时农村劳动力缺乏，主要在城市征兵。
“文革”当中没有上大学的机会，秉和秉建他们都上山下乡，并且大多都是去祖国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把当兵的机会留给别人。弟弟秉和在延安的农村，妹妹秉建在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了。
虽然生活非常艰苦，但他们的精神面貌很好，先后入了党，分别被民兵大队推荐当了兵，当兵后生活条件要好得多，复原的时候有回城里工作的机会，但是伯伯又让他们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回到牧区和农村，做一个普通的农民和牧民。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周秉德曾担任中新社副社长，在新闻岗位工作多年的她表示，媒体应当去引导观众，而不是去迎合观众，不能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而搞低级趣味。
应从社会上、学校里教育孩子们了解国家的历史，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通过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和长征胜利8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让广大青少年了解如今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引导孩子们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让他们学会思考自身的社会责任。
采访手记 “不要觉得别人就该让着我们”
这次参加论坛的所有嘉宾中，周秉德是最年长的一位。1937年出生的她，今年已经快80岁的高龄了。在从机场回住所的路上，周秉德一边从车窗外看路边的风景，一边感慨道：“我有好多年没来重庆了，这里变化真大。”对于周秉德来说，重庆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伯伯周恩来曾经住过的两处住所。
陪同周秉德一起来重庆的是她的工作助理，名叫王亮亮。因为是总理“铁杆粉丝”的缘故，他给自己改名“王慕周”。慕周是周恩来青年研习会成员、国际周恩来研究会会员，在采访的间隙，记者从他的口中，了解到更多关于周秉德生活中的细节。
因为时间紧张，对周秉德的专访在赶回北京的当天早上七点进行。“你可以看出来，阿姨特别守时，说的七点采访，她一定会在七点前赶到。一般参加活动的时候，如果安排在八点前集合，阿姨都会主动提醒我该去了，不要迟到。”慕周说。
第一次用餐时，一向脾气特别好的周秉德有些生气，原因是好客的重庆主办方为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多点了几个菜。
周秉德吃完饭，发现一个桌上剩了不少菜，说：“这多浪费啊！”据慕周向记者介绍，周秉德参加所有活动一向要求从简，在家吃饭时，阿姨也是告诉他们不要浪费一粒米。“你看，阿姨吃水果的时候也是从来不多拿一张纸，她说没必要多浪费一张。在家里，阿姨整理文件和写稿子的时候，原来用过的纸，背面空白的部分都要再用一次。不只是秉德阿姨，秉宜阿姨也是这样，手稿经常是正面背面写满了东西，一点都不浪费。”
周秉德退休后热心公益，很多公益活动都会不辞劳苦地去参加。“阿姨的电脑里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全是哪些地方的孩子需要捐助衣物，我看了一下，有好多个文档，全部记得清清楚楚。”
慕周告诉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前些年，周秉德原来的单位——中新社在福利分房时，她看到许多同事家庭住房困难，她把房子让给了更困难的职工，一直到现在仍然住在一处50年代的旧房子里，后来自己花钱翻修了一下。
她妹妹周秉宜夫妇现在的房子还是以前单位分的50多平米的房子，而且在四楼没电梯，这么大岁数上下都要爬楼梯。周秉宜现在做周恩来家世的整理工作，收集的资料用硬纸箱装了好几箱，家里放不下，为了不妨碍人走路，只得在楼梯过道的边上摞了几个纸箱。后来丢了两箱的资料，不知道是被偷走了还是被当垃圾收走了。“这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情。”慕周说。
生活中，从中国新闻社退休后的周秉德对社会热点新闻一直很关注，特别是法律方面的。除此之外，她还喜欢听古典音乐、看文艺演出和戏曲。其实这也受总理影响，小的时候她们弟妹几个偶尔跟总理一起看戏剧，周秉德上女师附中的时候是学校剧团的，当时组织抗美援朝宣传下乡义演，一天一个村，走了一个礼拜，依然意气风发。
在慕周看来，周秉德是一个性格很爽快的人，没架子，心直口快。在工作中做得不好的地方，她会直接说出来。“有时候她批评我，那都是为了我好。”但是对活动方的工作人员，她都尽量理解，“阿姨每次都跟我说，对接待方的工作人员要理解他们的辛苦，能不麻烦别人就不麻烦别人。”2014年，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乘坐扶梯，慕周没有贴身紧跟着周秉德，一不小心把腿摔骨折了。“阿姨那时候没吭声，她不愿意麻烦别人，订了机票回北京进了医院。”慕周说，“这就是为什么阿姨这次出来要带着拐杖。”
年近80的周秉德自己生活上的事情可能记不太清了，对总理和七妈的事情记得反而比较深。在论坛上，周秉德发言不多，因为总理从不在亲属后辈面前提自己的功绩和工作上的事情。
让记者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在坐飞机回北京的那天，机场的人特别多，去往登机口的路上，一位机场清洁员推着垃圾车走在我们前面。出于照顾老人的本能，记者用手挡了一下，怕车万一碰到周秉德，这时她拉了一下记者的手，从车的旁边绕过去了。等走过垃圾车，她跟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要觉得别人就该让着我们。”
文/记者 李明德 王硕 陈品
摄/记者 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