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日本随军记者因此感慨:“‘东西旦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
这是真的么？确实是真的！因为民众轻信了日军的安民告示。
当时日本第一军约请了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安民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原文如下：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这篇短短的告示，从爱新觉罗王朝“劫夺”明朝政权开说，对爱新觉罗王朝的内政外交、尤其是爱新觉罗王朝在直接引发中日冲突的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全面抨击，宣称“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所以爱新觉罗王朝一败再败，“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言下之意，无非是给日本侵华一个“替天行道”的理由。
告示说，日本“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上图为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
总之，宗方小太郎将攻击中国本土的甲午战争涂抹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色彩，宣称是“解放之战”，类似这样的檄文，充斥了甲午战争期间的日军文告。
看看日本人把甲午战争（日清战争）的动机描绘得多么高尚。
什么是说得比唱得好听，这就是。
当代日本作家井上晴树先生在本土搜访、求索的史料凡有叙及甲午战争中“旅顺大屠杀”的，所使用的字眼出现频率最高的，无一不是触目惊心的“射杀”、“击毙”、“砍倒”、“刺死”，以及“尸积成山”、“死尸累累”、“血流成河”、“腥气冲天”……那些灭绝人性的杀戮场面，惨绝人寰的屠后景象，就如某个日本士兵自己坦白的：要把它们“再现到纸上，需要文才横溢之士，观察数日，执笔数周，每天写上几个篇幅，恐怕写上一个月，也写不完”！
这就是日军安民告示里“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的那场“解放之战”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