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陪友人去故宫，朋友说，午门楼上正好有紫禁城过大年的特展，月底就要结束，去看看吧。故宫十年未进，上一次来还是采访前任院长郑欣淼，午门楼上更是从未踏足。拾级而上，迎面劲风直吹。
好大的风！狠得人都站不稳！顿时想起，沈从文讲过，午门楼上的风大。
解放后，沈从文不再写小说，由北大国文系改入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一般研究员都习惯坐办公室看书、谈天、学文件，他却认为该去午门楼上的陈列室，一面学习，一面做解说员。于是，他就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学了十年”。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在1968年，他还没有去湖北五七干校劳动。
我也是第一次在他的文章中知道，原来午门楼上不是空荡荡的几间屋子，当时就有博物馆。
这样搞研究自然比坐在暖融融的办公室里来得辛苦。
“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
站在午门楼上，我体会到了穿堂风的威力。楼上的殿堂格外高大，天花板足有十五六米高，现在下方加了玻璃隔断，布了灯光，但抬头看去，依然可见红漆柱子直顶天花板，很是雄伟。不过，皇家气派归气派，这样的房子，没有暖气，可想而知得冷成什么样。
可是，沈从文说，研究就得这么做。搞陈列，做解说员，发现懂得不够的地方，再翻阅文献。“看了过十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得就比较落实了”。
这篇文章其实是沈从文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一份检查稿，被收录于《沈从文说文物-书画篇》中——“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我读了不下十遍，每次看都动容。这怕是最有才情的检查了，不像检查，娓娓道来，倒像是一篇讲述心路历程的散文。即便因为是检查，不免有一些套话，甚至有重复和啰嗦之处，却依然不掩本色，知识分子的清高、做学问的耐心较真、世事变迁的无奈，全都弥漫于字里行间。
1949年，沈从文47岁，却不再写小说，很多人为他可惜。原因看似复杂，实也简单。他在检查中解释：
我懂的多是旧社会事件问题，而对新社会问题懂得极少。若重新搞写作，一切得从新学习...让我这么笨拙的人，不经过三年五载反复的学写改，决不会出成果。同时从延安随同部队，充满斗争经验，思想又改造得好的少壮有为、聪明才智出众超群的新作家又那么多。
他的笔是珍贵的，与其写得不情不愿，不如不写。再说，早先遭到的批判，也让他承受不起。
好在他还有文物可爱。从年轻时，他就喜爱文物，也收藏不少。所以，干脆就把事业重心转移到了文物上，不仅在历史博物馆任职，还在北大博物馆系教陶瓷。对于后世来说，恐怕要感谢他的转行，他对于中国古代服饰等文物的研究，填补了空白。
但相比于写小说的盛名，搞文物显然是件清苦寂寞的事情。其实解放初，他也受过毛主席接见，也得到勉励：“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他本可以像同时代的小说家一样：
“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
可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当时的画像是这样的：
“天不亮就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这个对比着实反差有点儿大。而且，搞文物，不光没名，也没钱，沈从文也不在乎。当辅仁和人民大学合并，聘请他做国文系教授，以当时待遇而言，去学校，大致有200元左右薪资，博物馆不过100元左右，差一倍呀！可沈从文还是决定留下来。他是真不在乎钱，要不也不会在解放初，把部分收藏的瓷器漆器捐给北大博物馆系。
心态会不会发酸呢？或者，老朋友身居要职，找找他们，改善一下处境，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
沈从文就这样把后半辈子贡献给了文物研究，专注、勤奋、执着。虽然47岁才转行，但他的研究卓有成就，服饰、民俗、器物、书画都有不俗见解，这一方面和他做学问的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扎实的文史功底。所以他的代表作不仅有小说《边城》，也有《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这些文物研究成果，他的身份不仅是作家，也是文物学者。或许堪称，最会写小说的文物学者，最懂陶瓷字画的小说家。
虽然不写小说了，但他写文物的文章，依然通俗晓畅。读起来，不像在读学术集，更像读散文，就好像读他的检查，能读到人落泪。
沈从文得以善终，于86岁高龄谢世。他的墓碑背面是妻妹张允和撰写的联：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