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语中，“中国”的称呼为：“Китай”，其发音很像“契丹”，“Китай”是俄罗斯人根据“契丹”这个词直译过来的。在中世纪从中亚到东欧，“契丹”一直是对古代中国的一个通称。在他们眼里认为契丹就是中国。可见，在他们祖先最早接触中国的时候，“契丹”族应该是他们首先的见到的中国人。
其实，真正的契丹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并不一样。他们曾经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
按照《魏书》记载，契丹出自鲜卑别支，生活在库莫奚动。登国三年，亦即公元三八八年，北魏打败库莫奚，契丹便从库莫奚分离出去，退居到潢水，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赤峰的西拉木伦河以南、土河以北的地区。经过数十年的时间，休养生息，部落逐渐恢复和发展。契丹开始通过“朝献”、“岁贡”等方式同北魏进行贸易活动，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契丹人在初期，分为八个部落，当时各个部落之间并不隶属，尚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到了隋唐时期，契丹的势力开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以大贺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唐贞观二年，契丹的首领大贺氏摸会率领各部依附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还把旗鼓赐给摩会，表示承认其部落联盟长的地位。
随着部落联盟的不断发展壮大，契丹有了背唐之心，在开元年间，时常同唐王朝发生冲突。大贺氏其后逐渐衰落，但紧接着遥辇氏部落联盟取而代之，并且逐渐强大起来。世代为遥辇氏军事首领的耶律家族成为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在公元九一六年，也就是中国的五代十国时期，耶律阿保机在今天的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立起著名的契丹国，其后改国号为“大辽”。
被中国史书称之为辽朝的契丹国，一共存续了二百多年，后来在天祚帝时期，被金朝所灭，辽被灭亡后，耶律大石率领部落西迁，跑到现在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建立起西辽。但是一百年后，西辽又被蒙古大军的铁骑攻破，契丹从此销声匿迹，成为历史遗迹的一部分。
不过，契丹虽然消失，但是它曾经建立的国家，疆域广阔，影响深远，以至于现在俄国人称呼中国还用“契丹”一词。当时的辽朝按照史书的记载，“东自海，西至流沙，北绝大漠”，也就是东部到达现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西部边疆接壤阿尔泰山，北部达到外兴安岭，南部直抵现在新闻中大谈的“雄安新区”一带，可见其国土面积之广。
虽然契丹族一直与中原王朝有接触，但是，始终还是保持自己的“国俗”，一些传统的风俗，终辽之世都予以保留和传承。譬如，“祭山仪”、“拜日仪”、“柴册仪”、“再生仪”、“瑟瑟仪”、“射鬼箭”等等，从契丹早期部落，一直到辽朝后期，都在保持着、遵守着。当然，契丹建立的辽朝，在与中原汉族的对抗中，还是有限度的借鉴了一些汉族的礼仪风俗。
辽太宗耶律德光打败后晋，攻陷“汴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市，生擒后晋皇帝，中原的文物、制度、法驾、乐器、乐工等大量进入辽国，于是辽国开始“稍用汉礼”。譬如应历元年，穆宗重申“朝会依嗣圣皇帝（太宗）故事，用汉礼”，一些本来盛行在中原的伦理道德观念习俗，经过辽朝的皇帝贵族倡导下，也在开始在辽国里流行开来。孔庙、佛寺、道观也开始在辽国境内建立起来，耶律阿保机还亲自参拜孔子庙，命令皇后、皇太子分谒寺庙和道观。
不过，虽然与中原文化有借鉴的地方，但是，契丹族的饮食风俗始终未曾有大的改变，与中原地区大不相同。例如“生食”。契丹族是从事渔猎、畜牧业的民族，肉食是身体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而其中“生食”是最原始简易的方法。
据《燕北杂记》中记载，辽代风俗，九月九日打围，宴饮，“出兔肝生切，以鹿舌酱拌食之”，即以鹿舌酱拌生兔肝。胡峤是后晋时期的一个小县令，契丹人攻打后晋，他被俘虏在契丹七年，后来回到中原写了一本回忆录，名叫《陷虏记》，不仅让后人知道了“西瓜”在中国的最早来历，也使得人们对当时以契丹族为主的大辽，普通人的生活习俗有了深入了解。他在书中说，当地人常模仿鹿的叫唤声，把鹿引来后，将其射杀，接着便“食其生肉”。其实，当时的契丹人早已学会了用火，可是依旧吃生肉，具体原因除了有长期形成饮食文化，类如现代日本人嗜好吃生鱼片，可能也有身处寒冷北方，水果蔬菜不足，补充身体急需的维生素的缘故。
契丹人虽然生食肉类，但也不排斥用汤烹煮的食物。这种食物称之为“濡”，也称作“腼”。“濡”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加工食物的方法。有点像开水煮白肉。与现在人们吃的“清汤火锅”应该类似。在《辽史》中记载，太祖七年，士兵长时间在外作战，后勤供应不上，士兵们便开始“煮马驹、采野菜以为食”。宋朝人路振出使辽国时，受到了主人热情招待，席间就有“熊肪羊雉兔之肉为濡肉”。可见，当时的契丹人不仅在战时紧急情况下如此饮食，而且，也是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除了以上几种，契丹人也爱吃烧烤。《辽史》中有“燔胙”，“大臣、命妇以次燔胙，四拜。”“燔胙”，又称“燔肉”，也就是用烧烤祭祀用的肉。“燔胙”既然作为祭祀的形式被记录下来，想必也应该是日常生活中加工肉类的方法之一。
干肉当时也是契丹人的日常生活的必备。干肉也叫腊、脯，也就是将各种野兽、家禽乃至鱼雁等做成肉干，肉干不仅保质期长，还食用方便。契丹人对于肉干还是很看重的。当时如果欢迎重要宾客，筵席之中，必须要有牛、鹿、雁、熊等肉做成的肉干，放置中间大盘之中，以供客人享用。辽国人甚至还把野兽肉干，作为馈赠邻国的“国礼”。大安五年秋天九月，辽曾经专门派遣使者拿着鹿干出使宋朝。宋朝听说辽国皇帝过生日，专门拿上生辰贺礼出使到辽，契丹皇帝还特别赐给使者肉干若干，以表示感激。
宋朝人的笔记中对于辽代契丹人饮食记载颇多的，还有一种野生小动物，名叫“貔狸”，并且对其鲜美的味道多有赞誉。例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好肉，狄人为珍膳，味如㹠子而脆”。王闢之在《渑水燕谈录》中也写道：“契丹国产毘貍，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尝。常以羊乳饲之。顷年虏使携至京，烹以进御。今朝臣奉使其国者皆得食之，然中国人亦不嗜其味也。”
可见当时，这种野生小动物，极受契丹人上层人物喜欢。但是关于这种穴居小动物，到底是何动物，一直有不同说法。宋朝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认为，“貔狸”是“獾狸”一类的动物。明朝时，李时珍认为所谓“貔狸”就是黄鼠，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旱獭”。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黄鼠，晴暖则出坐穴口，见人则交其前足，拱而如揖，乃穿入穴。即《诗》所谓‘相鼠有礼，人而无礼’，韩文所谓‘鼠拱而立’者也。古文谓之鼲鼠。辽人呼为貔狸，或以貔狸为竹犭留者非，胡人亦名令邦。”
清朝见多识广的大官纪昀纪晓岚也称“貔狸”为黄鼠，“辽重貔狸，亦曰毗令邦，即宣化黄鼠，明人尚重之，今不食矣。”纪晓岚说“今不食”，可能在清朝时不多。
不过，就在几年前，见某一国外描述蒙古国的纪录片中，蒙古国牧民还在捕食旱獭，野味烤熟后，互相客气的撕吃，现代科学早已证实旱獭是鼠疫杆菌的携带和传播者，但是看到牧民脸上露出憨憨的喜色，显然他们并不在乎。而旱獭腹中填入烧红石头的烹饪方法，很有点古代北疆少数民族的风貌，似乎也是辽代留下的遗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