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年满43岁的任正非和5个同伴集资2.1万元成立华为公司，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深圳的一个“烂棚棚”里起家创业。
30年后，华为公司由默默无闻的小作坊成长为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关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多数人印象中的标签都是低调、军事化管理。不过，任正非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曾经得过严重的抑郁症；最后悔的是没给妈妈打最后一个电话……
图片来源：华为官网
成功秘诀：团结优秀的人
任正非是出了名的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为什么不见媒体？“业界老说我神秘、伟大，其实我知道自己，名实不副。我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隐起来，而是因害怕而低调的。真正聪明的是十三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与牵引，我只不过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任正非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这样表述。
任正非刚来深圳还准备从事技术工作，但他后来明白，一个人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只有组织起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一同奋斗，才摸得到时代的脚。“我创建华为时，不再是自己去做专家，而是做组织者。”
任正非一度被称为甩手掌柜，但不是他甩手，而是真不知道如何管。任正非自己也承认，“在时代前面，我越来越不懂技术、越来越不懂财务、半懂不懂管理，如果不能民主的善待团体，充分发挥各路英雄的作用，我将一事无成。”
华为成立之初，任正非听任各地“游击队长”们自由发挥。“前十年几乎没开过办公会议，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理解他们，支持他们。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使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
任正非坦言，这些年进步最大的是自己，“从一个‘土民’，被精英们抬成了一个体面的小老头。”他将自己形容为海绵，善于吸取精英们的营养，“我知识的底蕴不够，也并不够聪明，但我容得了优秀的员工与我一起工作，我也被熏陶得优秀了。他们出类拔萃，夹着我前进，不小心就让他们抬到了山顶。”
也有困境：曾患严重忧郁症
任正非写给华为员工的信《要快乐地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中说：“我也曾是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患者，在医生帮助下，加上自己的乐观，完全治好了。”任正非的忧郁症一度到了很严重的程度。“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
“那时公司已有几万员工，而且还在不断大量地涌入。你可以想象混乱到什么样子。我理解了，社会上那些承受不了的高管，为什么选择自杀。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你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仍然一头雾水，内外矛盾交集……”
华为董事长孙亚芳也曾在《历史的真实》一文中披露，“任总身体也在那段时间累垮了，高血压、糖尿病，因癌症分别在左小腿部和左耳部手术。”
“他能够走出抑郁症的阴影，这让我很吃惊，”华为国际咨询会顾问田涛很敬佩任正非，“老任在景山公园看老太太唱歌跳舞，他对天体学也有兴趣，说地球是个靠引力不断运转的石头，看开、看透、看淡，从不崩溃。”
任正非也在信中这样建议员工，任何时候，任何处境都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可以去景山公园看看。垂暮之年的老人都在放声歌唱，多么乐观，多么豁达。看看他们的夕阳红，你为什么不等到那一天？”
他也对员工指出，人是有差距的，要承认差距存在。例如有人起早锻炼身体好，有人老睡懒觉体质差；有人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而有人没有做到这样。
利益分享：从父母身上学不自私
华为把超过九成的股权开放给员工。“我创建公司时设计了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利益分享，团结起员工，那时我还不懂期权制度，更不知道西方在这方面很发达，仅凭自己过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与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这种无意中插的花，竟然今天开放到如此鲜艳，成就华为的大事业。”说起自己的“不自私”，任正非将之归功于父母，“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任正非兄妹七个，当时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在华为工作2年至3年，就具备配股分红资格，随着年资与绩效增长，分红与奖金的比例将会大幅超过工资，即使号称重视员工福利的欧美企业都很罕见，追溯源头，就是当年那三个字“活下去”。
最大憾事：给妈妈“未打电话”
“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一次又一次落空。”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回忆。
2001年1月8日，任正非的母亲在昆明买菜时遭遇车祸。当时任正非正跟随国家领导人在伊朗访问。得知消息的他心急如焚，因为没有直达昆明的航班，多次转机，深夜才赶到昆明。“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给撞坏了，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两三分钟，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打，因为以前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我想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
而任正非将这一个未打的电话称为一生中最大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如果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综合自中国新闻周刊网、彭博商业周刊、台湾商业周刊等，吴桂霞、丁伟、林俊劭/文，来源：2017-5-12《健康时报》第11版《任正非曾患严重忧郁症》）
编辑：步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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