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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绿流三千里
1960年，台大外文系学生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李欧梵、戴天等人成立现代文学社，出版《现代文学》杂志。那一年，白先勇23岁，在《现代文学》第一期，发表了同志题材的短篇小说《月梦》。
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才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诊断列表中去除。
1977年，白先勇的同志题材长篇小说《孽子》开始在《现代文学》连载。
1983年，《孽子》出版。
1992年，李银河和王小波合作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在香港出版。
2003年，电视剧《孽子》播出，主演有张孝全、范植伟、杨佑宁等主。
2004年，电视剧《孽子》获得电视金钟奖、连续剧女主角奖、连续剧导演、音效、灯光、美术指导等奖。
说到白先勇，毋须赘言，抗日名将白崇禧之子、华语文学大师、昆曲推广者。
他从大学时期的《月梦》开始，就不乏同志题材的作品问世，在那个年代，实属先锋。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孽子》是集大成者，用情至深，笔力惊人。
比起中文古典小说中对同志群体的猎奇目光，白先勇更为关注的是他们作为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
白先勇少年时代的经历和作文文学家的敏感，使他对边缘群体早就有关注。他在纪录片《他们在岛与写作 之 姹紫嫣红开遍》中说道，他小时候在上海的白公馆养病，看到姐姐们在家长办舞会，宾客如云，繁华如斯，可是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岛之后，中华民国民存实亡，他们都成为了边缘群体。
曾经的高官名媛，继承者着传统中华文明的和古典贵族气息，如今散落在台北各处，被称为外省人。随着大陆的发展和联合国席位的易主，更是难以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反攻的梦想幻灭，金陵王气黯然收。白先勇将他们的故事写成短篇小说集《台北人》。
同性恋是另一种边缘群体。中国传统伦理讲无后为大，因此男同性恋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能够被容忍，但人们容忍的只是男同性性行为，而不是容忍“出柜”。
白先勇有着这双重的“边缘群体”身份。于国，他是中华民国的遗民；于家，他是同性恋。在小说《孽子》中，特别能感受到这种双重流亡的困境。
故事讲的是一群七十年代流落在公园里的同性恋者，他们被社会鄙弃，被家庭抛弃，于台北公园中自生自灭。主角是几个个性突出的美少年，被称为“青春鸟”，作者用少年李青的视觉描述了他们的生活。
李青的父亲是退守台湾的老兵，来台后娶了本省女子为妻，生下阿青和弟娃。父母因为年龄和文化差异而缺乏交流，最终母亲与人私奔，父亲把一生的抱负寄托在李青身上，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军人衣钵。
然而阿青却和男同学赵英相恋，两人因在学校实验室里干柴烈火被发现，李青遭到开除。李青被父亲逐出家门，流浪到台北新公园，遇见了形形色色的“同道中人”，这里是秘密的国度，是欲望的原始森林。
《孽子》中作者使用了第一人称，其实白先勇的真实经历并非如此，不过为了刻画小说中的严父形象，他或多或少地从自己父亲身上借鉴了一点影子。
例如，新公园里的传奇人物王夔龙，“蓝二代”。小说中，王夔龙的父亲叫王尚德，名字和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正好对仗。并且白先勇也有留学美国的经历，也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回到台湾。
白先勇曾说，他相信父亲知道他的同性恋倾向，但并没有真正和他谈论过此事。其实白先勇离开台湾去美国读书是因为当时岛内政治环境的恶劣，白崇禧受到蒋中正的猜忌，出于对家人的保护，才将白先勇送到美国读书。
小说中的另一位父亲，傅老爷子，这个角色更像是白崇禧：抗日名将、没有实权的国民党退休高官、热衷公益，聪明而和善。他的儿子因为当兵时被发现是同性恋而被判军法，他不能原谅儿子，导致儿子自尽。此后，他在悔恨中反省，把对儿子的愧疚和爱寄托在青春鸟们的身上，时时为他们提供帮助。
很难想像，身处上流社会的白先勇对社会底层的描述会这样地生动具体，书中不但涉及到台北新公园里男色交易的方方面面，还荡开一笔，写了王夔龙在美国留学时和美国底层同志的交往。
《孽子》是父权社会对男同性恋者的放逐，同情青春鸟们的园丁郭公公说：“你们这群在这个岛上生长的野娃娃，你们的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就好像这个岛上的台风地震一般。你们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如果一群越洋过海的海燕，只有拼命往前飞，最后飞到哪里，你们自己也不知道”。
小说到了结尾，孽子们仍然是社会上的边缘人，被侮辱与被损害，他们才二十来岁，却看不到未来。孽子的命运中似乎有暗含着台湾的命运，找不到身份认同，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推手台湾岛的一群人，由“中华文明之正统”，辗转沦落成了遗民，又在时代变换中成了孤臣。
这部小说，用父辈的形象，写出国民党人的尴尬处境，又用青年形象，道出对台湾社会中边缘青年前途的担忧。孤臣孽子，在历史中蹒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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