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最渴望也是最难以改变命运的人，找一条出路。
2013 年，微信横空出世占据移动互联网高地。方才 42 岁、作为腾讯首席行政官和创始人之一的陈一丹，突然宣布卸任、退休，转身走上了一条理想主义之路。
2015 年 3 月的一个晚上，干燥的东北风在黑暗中呼呼地刮过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的红杉树被弄得沙沙作响，当来到法学院一座明亮的礼堂外时，风在窗前停下了。
里面的人群众星拱月般安静地围绕讲台坐着，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学者、教授、硅谷领袖。大部分人摊开了笔记本和电脑，都在认真倾听和记录这场中、美两位学者间的重磅对话。
台上的 Paul Goldstein 教授翘着二郎腿，他是全球最知名的知识产权法专家；另一位男士的坐姿则是向教授微微弯曲着身子，此人是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陈一丹，他之前做了演讲《生于草莽》。
教授看了眼记事本后，便用不紧不慢的语气问道：“你认为，腾讯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这个问题显然挠到了陈一丹的心头之痒，虽然此时他的身份是访问学者，但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腾讯创始人之一。他直了直身子，右手下意识扶了下眼镜，脸庞有些清瘦，还顺便摸了摸鼻子：“也许，并不止一个。”
说完，陈一丹自己谦虚地笑了笑。Goldstein 教授打断道：“只能说一个。”台下也响起了大笑声。陈一丹语速有些快地回答，“腾讯最大挑战，我觉得有两个。”台下的笑声更大了，甚至掩盖住了 Goldstein 教授想要打断的声音。
“腾讯最大的挑战就是自己。一个是必须克服，傲慢、自大的习气；另一个是对未来的理解程度，要存有敬畏之心。”陈一丹很认真地说到这，台下部分观众的笑声却尖锐了起来，也在接下来的交流中不间断出现。
偏见与傲慢从不可能在这个自由的国度消失。过去 30 年里，中、美两国互联网行业齐头并进，世界上市值最大的 5 家互联网公司，3 家在美国（谷歌、亚马逊、脸书），2 家在中国（腾讯、阿里）。发达如欧洲、日本至今缺席。
这统计出来的排名与数字，只记录了成功者，仅是关于互联网行业一半的故事，另一半的惨败与死亡，少人问津。人们会据此记住成功者的名字，羡慕他们的财富，却很少关注他们参与世界的态度与方法。比如，说出来可能都会让人觉得不可信的，爱与责任。
而这，正是陈一丹的故事。
1989 年，高考前夕。深圳市的一个高中课堂上，少年陈一丹站在讲台上挥斥方遒。他在指点全班同学“如何学好语文”。但在成绩下来后，陈一丹的语文竟没及格。
他深刻剖析了自己失败的原因，发现是态度出了问题：为标新立异，作文写跑题了。
不过语文的失利，没有影响陈一丹考入深圳大学，只是第一志愿落榜，身怀文艺气息的他进入了化学系。当他踏进大学校门时，不仅有巨大的日晷在提醒他要珍惜时间，还有“脚踏实地”的校训影响着他。
报考深圳大学，是陈一丹与高中三位兄弟的约定。当时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深圳大学是为数不多的开设计算机专业的学校之一，前景十分广阔，陈一丹便提议报考此专业，其余人欣然应允。
四人中，马化腾、张志东和许晨晔都考上了深大的计算机系，只有陈一丹高考发挥失常，没能如愿。这并没让四人的感情变淡，每有闲钱，他们都会到校门外的大排档喝上个三五瓶，恣意享受青春。
进入大学后，陈一丹为锻炼思维加入了学生会。至于专业知识，他只花一半时间。
到了大二，作为学长的陈一丹耐心为刚入学的新生搬行李、解决各式问题。然后他遇到一位学妹，这成为了他大学生活最难忘的时刻。这位学妹日后成了陈一丹的太太。
1993 年，认真喝完最后一杯践行酒，陈一丹的四人组分道扬镳了。他们离开了那座没有围墙的深圳大学。进入社会，陈一丹成为深圳市出入境检疫局的工作人员，还利用闲暇时间，在南京大学念了经济法硕士。
当时陈一丹已经看到了未来经济的一些苗头，但他还是倾向于更稳定的公务员。毕竟念书时他就当过学生会主席，能服务社会也是他的志愿。但在 1998 年的春天，马化腾的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人生。
多年的兄弟邀约创业，陈一丹认真思考后，决定参与创立腾讯。
就这样，他放弃了办公室的空调、热茶，又与马化腾等人走进了大排档。在创业早期，他们一人点份鸡煲饭，常在里面坐上数个小时，吃饭、办公两不误。当时腾讯的众多重要战略都在此决定，包括卖掉 QQ。
1999 年，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开幕。腾讯在“鸡煲会议”上决定参加这个新鲜玩意儿。
但大会即将开始时，马化腾恰巧病倒了。陈一丹不得不在病房、办公室、会场间来回奔跑，还决定花 5000 块“巨资”去参与这届大会。
最初陈一丹在会场弄个大箱子，摆在展台中间收集名片。为吸引参观者，他决定找工厂做陶瓷存钱罐来免费赠送。但工厂嫌他提供的企鹅图标太瘦，制成存钱罐后会站不住，于是把企鹅公仔做得胖嘟嘟的，还自作主张加了条黑色围巾。
会上，陶瓷公仔大受欢迎，从免费送，一度卖到了每个 10 元的高价，还把租展柜的钱赚了回来。这成了腾讯赚取的第一桶金。之后的腾讯把公仔的围巾换成了红色，就成了日后广为人知的 QQ 企鹅。
“鹅厂”由此而来。
▲腾讯宣布开办养鹅厂（结尾有彩蛋）
历史多由巧合铸造，腾讯也是在各种巧合中脱颖而出，踩着无数尸骨一步步成长为巨人。
由于研究生读了法学，陈一丹用最短时间考取了律师执照，成为腾讯的第一名律师，QQ 的商标就由他维护。他还一手打造了腾讯的最强法务部，在著名的 3Q 大战中打出了赫赫威名。
2011 年，收拾完 3Q 大战的残局后，陈一丹萌生了退意。他感到在互联网这个日新月异的行业里，开始力不从心，也不懂年轻人。为顾全大局，他选择急流勇退，向马化腾等高管发了一封卸任诉求的邮件。
此时腾讯刚刚掌握微信这张通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门票，公司的股价每股上涨至 100 港元。陈一丹这位 CTO（首席行政官）递交的卸任诉求，无异于一声惊雷。
几个小时后，马化腾等人就聚集到香港的利苑酒家，极力挽留。聊至店家打烊，他们又挪到四季酒店的露天咖啡吧，畅谈到次日凌晨。最终众人渐渐认可了陈一丹想要退休去做公益的想法，并确定了他辞职的大致时间。
让交班更加稳妥，是陈一丹之后两年的工作重心。他开始着力培养接班人，调整组织架构。
2012 年，腾讯迎来了最重要的组织架构调整 —— 将原有的业务系统制升级为事业群制，把现有业务划分成企业发展事业群、互动娱乐事业群、移动互联网事业群、网络媒体事业群、社交网络事业群；成立新的技术工程事业群；成立腾讯电商控股公司专注电子商务。
在 2013 年，陈一丹完成了交班。在给腾讯员工的公开信里，他写得很认真：今后的时间中，除了陪伴家人，也会秉承腾讯精神，投入更多精力在社会公益和教育事业上。
他退休时，也是大学毕业 20 年。不惑之年，在与深大老同学庆祝时，陈一丹唱了《老男孩》，还改了句歌词应景：青春如同奔流的深圳河，一去大海就不再回头 ……
▲一丹与大学同学合唱《当年的男孩女孩》
（《老男孩》歌曲改编）
陈一丹退休后认真做公益，或许是受其父辈们的影响。
早年深圳成立特区时，最初想用一座大鹏雕塑来表达特区精神。但深圳以三天一层的速度，建起了无数高楼，再用大鹏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像把“它”关进了鸟笼。最终深圳的城市雕塑被定为“开荒牛”（又名：孺子牛），这也成为特区精神的象征。
在这座城里，如今有 1300 万人。27 年前，这里只是总设计师画下的一个圈，没人敢想象它能有今天的成就。是精英如干部、大学生，也是平凡如农民、小市民，草莽枭雄们如过江之鲫般聚集在此开荒拓土，站在南海的浪潮之巅上，让深圳腾飞。
某种意义上，深受先锋精神影响的陈一丹也是名开荒者。他把少年来到深圳定义为自己人生的第一块荒地；青年创建腾讯是第二块荒地；中年时投身公益事业是第三块。
然而，他即将双脚全部跨入的中国公益，彼时却蒙着一层阴霾 —— “郭美美事件”引爆中文互联网，直接重创中国公益，“百年老店”差点在民愤中毁于一旦，整个公益行业失去了公信力。
陈一丹在此时间节点出来做公益，颇为尴尬，还被网友高举大旗指责：腾讯又开始“作秀”了。
陈一丹向来是个温和的人，不会因为什么事发脾气，也从不会让别人难堪。如果手下办事不力，他只是隐晦地提醒“你还该再考虑另外的因素”。就算被惹恼，他也只会说道：“哎呀，哪有这样的做法。”据说，这是他表达情绪最不满的方式。
关于网络暴力，陈一丹没做过回应。低调地向社会捐赠了数十亿财富。这般做法就如同深圳的时代精神：俯首甘为孺子牛。
2015 年 5 月，陈一丹干了件大事。
武汉学院获批脱离母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转设为民办本科高校。陈一丹成为该校董事长，他的首期投资高达 20 亿元，还承诺不会拿走一分钱。这开启了中国非营利性民办公益大学的先河。
这个举动让媒体界瞬间高潮，纷纷撰文称，“陈一丹要打造中国的斯坦福”、“要借此推动教育体制改革”。
在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陈一丹笑着回答，“哪有那么轻易呀？一所好的大学，是需要一代代人努力和累积的”。接着他又谨慎地修正：“不是说我要改革了，不是这样，我只是想做一个样本，尽一些绵薄之力，是一种促动和松土。”
当年 6 月，在武汉学院的毕业典礼上，陈一丹身着礼服，向学院转设后的首批毕业生致辞。看着台下的学生太过严肃，陈一丹临时决定要“搞搞新意思”。在其提议下，学士帽被毕业生们高高抛起，陈一丹站在其间，张开双臂与学生们一同拥抱未来。
教育，在陈一丹眼里就是未来。
如果说成为开荒者备受父辈影响，那么办教育，陈一丹是被祖母影响。他的祖母没受过教育，却格外重视。在祖母支持下，陈一丹的父亲考上大学、走出农村，用知识改变了命运。
在读书过程里，陈一丹的祖母从未与他讲过什么大道理，时常关切地递给他一只鸡蛋，若觉得陈一丹太辛苦，就笑一笑，拍拍他的肩膀。这种默默支持，给与陈一丹力量，让他能往自己选定的方向走。这种教育理念至今影响着他。
2016 年 5 月，香港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人声鼎沸，大门内外的记者摩肩擦踵，不停闪烁着照相机的闪光灯。到场的都是精英人士，包括香港的政策决策者、各界商业领袖、教育专家、外交官，超过 200 余人。
陈一丹是当天的主角，他又干了件大事：设立“一丹奖”。
一丹奖旗下有两个奖项：一丹教育研究奖、一丹教育发展奖。该奖项由陈一丹捐赠 25 亿港元成立，由独立慈善信托运作及管理。奖金的一半用于鼓励获奖者的成就，另一半用于支持项目持续发展。
这是世界最大的教育单项奖，获奖者每人 3000 万港元（约合人民币 2513 万）的奖金，高过诺贝尔奖。
设立这个奖项，是陈一丹 2013 年退休时就有的想法。他认为，无论社会、经济亦或科技等领域，各种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人解决。社会的进步也是要靠人，而人才的培养始于教育。但整个世界的教育体系又极为复杂、推动缓慢。
思考良久，陈一丹在日记本上写下：“设立一个突破宗族、种族、国家的人文鼓励奖项，旨在鼓励倡导人类对宇宙人生的领悟和贡献。”
埋下这个想法是在 2013 年 5 月 23 日，成立“一丹奖”是在 2016 年 5 月 22 日。这三年中，陈一丹捐赠了超过 40 亿元，成为“中国首善”。
2017 年，首届一丹奖获奖者揭晓，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Carol S. Dweck 和哥伦比亚新学校基金会创办人兼总监 Vicky Colbert，分别获得一丹教育研究奖和一丹教育发展奖。
Carol S. DWECK 教授用 35 年的专研，发现了学生对自身天资及能力的不同思维模式：固定型思维模式，即天资和能力是确定的；成长型思维模式，即天资和能力是一种可被开发的品质。这个研究说明了智力是可以塑造和改变的，对培养弱势的学生极为重要。
Vicky Colbert 女士则在全球三个大洲共十六个国家的农村学校，开展并成功推行了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创新学习模式，令资源最匮乏地区的学生也能够拥有谋生的技能。“新学校”模式改变了教育资源的不对等，超越了国家、文化、政治、经济的界限。
从第一届一丹奖正式启动，30 多个国家的候选人角逐最后的奖项，到了第二届，数字就增长为 92 个国家，候选项目遍及 151 个国家和地区，一共收到近 1000 份提案。候选人既有发达国家的教育学者，也有人是来自非洲大陆的国家。
2019 年的获奖者，法兹勒 · 哈桑·阿贝德爵士是“跨社区资源建设组织”（BRAC）的创办人兼荣誉主席。BRAC 是全球第一非政府组织，成立于 1972 年，服务遍及亚洲与非洲 11 个国家，为世界落后地区消除贫穷做了巨大贡献。
在第一届颁奖当天，陈一丹站在台上致辞时感慨：
教育改变了我的生命，也是我一生的志业。希望透过教育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交班后，陈一丹完全淡出了腾讯管理层，除了一些老同事会找他交流企业文化方面的事务之外，他在腾讯投入精力最多的也是公益事业。
有时高管聚会时难免聊到工作，陈一丹都有意回避，提议谈点别的事情。在腾讯大厦 38 层，他的办公室仍旧保留着。每次他来办公室，基本都是为了约见负责公益事务的同事。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是由陈一丹推动成立的，2006 年投入超过 2000 万元启动。两年后，那场震动整个中国的灾难中，腾讯基金会向汶川捐了 2000 万。
“但网民怎么参与？”
陈一丹思考后，他把网络支付、公募基金会等资源进行了整合。因为腾讯基金会是非公募基金会，他就用平台的方式，将公募基金会对接给捐款人。
“结果捐了两千多万，很多都是一块钱两块钱，”陈一丹高兴地说：“公益是什么？对公有益，对身边的人有益，对我们所连接的世界有益。这个有益仅仅是出钱吗？不是的。我是希望能够出现一种公益文化。”
他要把公益做成常态，做成更多人可以参与进来的常态。
最初怎么去完成这个“常态”，陈一丹也不懂，只好慢慢尝试，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他先是在腾讯内部鼓励员工申报公益项目，富有热心的员工陈圆圆拜托了妹妹，再联系上妹妹的同学，才找到一间需要修缮教学楼的农村小学。
陈圆圆在此事一年后，转岗成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经理。2009 年，陈一丹在基金会启动“筑梦新乡村”定点帮扶项目，选择贵州雷山县、黎平县和云南迪庆州三地，向全公司员工发信征集 6 位挂职干部，直接到当地定点研究如何资助。
筑梦、帮扶、新乡村、挂职干部等字眼极具中国特色，组合在一起看，似乎根本不可能是一家企业、一群理想主义者能做成的事。果然，扶贫 3 年，钱都拿去捐学校、捐硬件了，可农村公益没什么起色，还是贫穷、闭塞，缺乏生气。
2011 年，陈一丹决定辞职全心做公益那年，项目经理陈圆圆，成为了黎平县最后一位挂职干部。“筑梦”项目的衰退不能否认，而且是无法改变的，因为项目并不能给当地劳动力和市场带来满足双方的产业。陈圆圆只想去亲自看看，农村公益究竟该怎么“拯救”。
真正走进铜关村时，陈圆圆被震到了 —— 村民全是侗族，世代靠种地、养猪为生，人均年收入不足 1800 元。最娱乐、最隆重的方式是习俗“打三朝”，小孩出生三天后新妈妈回娘家，全村大半人会一起唱侗族大歌。
见此，陈圆圆提议靠公益的力量在这里办个歌会。200 位网友凑了 6 万块钱，这是县里都拿不出的闲钱。
在歌会的提议后，铜关村村长害怕陈圆圆会因为困难放弃。他每周都会走路到乡里坐车，到县城找陈圆圆，还把存款装在身上，次次都憨笑着说要请陈圆圆吃饭，被拒绝也没事，下回再来。
村里的卫生条件不好，村长就带头跳到冰冷的河里捞捡垃圾。村里还因为歌会通了自来水，新修公厕，通往外界的土路也被压严实了，车子可以勉强行驶。歌会那天，全村大部分在外打工的人都辞工回家参加了唱歌，每个村民的脸上都泛着光。
人山人海的歌会后，留下的是一地鸡毛。农民唱完歌还是农民。年迈的回去种地；壮年的出去为城市化做贡献；孩童眨着小眼睛，穿着别人捐赠的旧衣服，幻想知识能改变命运；妇女则继续为些琐碎与邻里亲友争吵。
他们是最渴望改变命运的人，只是哪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世代被大山围着，莫说出路，连条像样的退路都没有。
“在那种绝美的青山绿水下，村民唱着天籁般的侗族歌谣，村庄却衰败凋敝成那样，反差实在太强烈了。”陈圆圆的反馈让陈一丹下定决心追加投资，帮助发展铜关村第三产业。
要建一座生态博物馆。
博物馆于 2012 年开工，2015 年建成营业，至今仍平稳运转。博物馆鼓励村民们提供各种劳务服务，每年游客收入约 100 万，其中 50 多万元以用工报酬的形式发放给村民，约 20 万元利润是集体可支配收入，定向使用于代课教师工资等公共费用。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还联合中国移动在铜关村架设了 4G 基站，再联合中兴通讯向村民们捐赠智能手机，培训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随处可见村庄微信公众号的免费 WIFI 标识，让村民走向移动互联网时代。
这是腾讯的第一个“为村”平台，谈不上成功，但也没有失败。腾讯基金会前后在铜关村资助了 1500 万，但由于缺乏人才，博物馆的运营交不出去，游客仍主要靠基金会在深圳的合作伙伴推介。
铜关村十年来的改变是艰难的，因为很少有人会愿意去认真为农村尝试各种可能，去坚持输血。2017 年，陈一舟就悄悄地到铜关村考察过，给予了高度肯定。
在央视节目《开讲啦》上，陈一丹与撒贝宁的交谈时，曾言辞恳切地吐露了自己的愿望：“愿这个大家庭，未来一切都好。”摄像机里展现出的画面中，陈一丹没有慷慨激昂的动作，眼神里透露的是坦然和认真。
认真，是改变社会最重要的方式。
1、《办学人陈一丹》，中国慈善家，2016
2、《腾讯联合创始人陈一丹解析腾讯合伙人制度和退休制度》，中国企业家，2015
3、《腾讯创始人陈一丹的退休生活：大千世界一片丹心，留给慈善与教育》，财约你，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