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烂漫的三月，革命圣地西柏坡人潮涌动。毛泽东旧居里简陋的办公桌椅、西柏坡纪念馆里那辆陈旧的吉普车，以及那些泛黄的文件、书稿，一件件带着历史余温的革命文物，都在向参观者讲述着70年前那段不平凡的往事。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从西柏坡出发，踏上了进京“赶考”的伟大征程。临行前，毛泽东说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70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考试还在继续。今天，我们重温红色往事，就是为了更好地传承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交出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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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办公桌椅
△毛泽东用过的办公桌椅。
西柏坡毛泽东旧居办公室有一套“高档”桌椅。1947年11月6日，石家庄战役打响，经过六昼夜的激战，解放军全歼守敌，石家庄获得解放。缴获的许多战利品运送到了西柏坡，其中就包括这套办公桌椅。桌子临窗而放，是棕色木质，两头沉三组合式。桌上铺着一张与桌面大小等同的玻璃，上面摆放着书箱、剪刀、笔筒、毛笔、铅笔、台历、茶缸和烟灰缸等日常用品。与之配套的是木结构四足圈式转椅。
70多年前，这套桌椅见证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胜利昼夜辛勤工作的历史时光。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期间，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据统计，三大战役期间主席起草的电报就有197封，如《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等。毛泽东就是通过这一封封电报指挥着前线的战役，就是一封封电报连通着党中央与前线将帅的心，给予前线将领遇紧急情况可临机处置的权限，最大限度保证将帅能及时抓住有利战机，早日促使革命的胜利。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就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进京前夕，也是在这张办公桌前，毛泽东写下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系统地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并将其概括为十二条。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自以为是、个人包办、不讲民主等独断专行的不良风气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方法是否科学有效，就成为我们党能否肩负起重大历史责任的关键。《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依据的就是当时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针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领导方法与新历史使命不完全适应以及党内存在的不良风气等问题，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党在进京“赶考”时，高瞻远瞩、面向未来，在领导方法上做好从领导革命向领导国家建设转变的充分准备。
（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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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汇编》和“十二本干部必读书目”
△西柏坡纪念馆里珍藏的《政策汇编》。
在西柏坡纪念馆里，展出着一本泛黄且布满历史沧桑感的珍贵文件汇编。这是当年在西柏坡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选的1948年以来党的重要文件专集——《政策汇编》。经过刘少奇修改后，毛泽东专门批示将这四个字作为书名，并指示将其作为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资料，发给每位参会代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该书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印制出版，其书不仅内容极为重要，而且印制考究，采用当时解放区少有的布面精装本，更彰显了其不同凡响的独特“身价”。
翻看这本封面已经陈旧斑驳的历史文件汇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政策汇编》的目录部分，书共分为八个部分，分别从形势与任务、军事、城市政策、农村政策、群众工作、党的建设、主要经验的介绍等方面收录了部分中央重要文件、新华社评论文章及部分地方文件。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党的工作重心也将逐渐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这些重要文件为党内同志了解当时时政形势和党内政策提供了丰富而有针对性的参考资料。面对新形势、新工作，党内领导干部需要学习新本领、掌握新知识，迎接“赶考”的各种挑战。
在不断学习新本领的同时，党中央还注重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的教育工作。1948年12月，刘少奇在西柏坡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时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尤其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即将进京“赶考”之际，毛泽东更深知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当时党内有许多新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这需要在理论上提高和普及，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必读的十二本著作，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也强调指出：“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毛泽东强调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在《党委的工作方法》文章中，毛泽东也强调了党委成员在决策时要先做学生，后当先生。告诫党委会成员，不懂的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在即将进入建设新中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居功自傲，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党内各种人才的欠缺。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如果我们的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这一系列论述，突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最好的先生。”
在进京“赶考”前，党中央再次强调了党员干部加强自身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党员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水平的提高，也能够使党员从思想上摆脱腐化堕落、加强自身廉洁自律，更是对迎接即将到来的执政考试做好的充分准备。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气质。在当时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敢于面对执政的考验，不断加强政策理论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是“赶考”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正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全世界的宣告：“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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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年祭》
△西柏坡纪念馆里珍藏的《甲申三百年祭》。
1949年3月23 日上午，吃过早饭后，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准备起程向北平进发了。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机关大院里站满了兴奋和激动的人。此时，毛泽东仍安坐在那张半旧的躺椅上看书。在秘书叶子龙的催促中站起身，不舍地将手中的《甲申三百年祭》交给他并嘱咐：“这本书你带上吧！”
上车前，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赶考去哟！”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自信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做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酷爱读书，终生手不释卷，笔耕不辍。他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种书籍。
从行军打仗到新中国成立后去外地出差，毛泽东都带着一大堆书。1947年3月胡宗南率30万大军进攻延安，毛泽东与周恩来率中央机关撤离，工作人员把毛泽东常用的生活用品、书籍资料等都装在马褡子里，行军打仗之余，毛泽东仍不忘阅读，一有时间就随手从马褡子里取出《辞源》《辞海》来阅读，浑然忘了身处在敌人追堵的险恶环境之中。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与党中央来到了西柏坡，此时虽战事不断，但生活相对和平，毛泽东经常坐在办公桌前读书学习和思考，他深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要借鉴历史经验，方能少走弯路、错路。进京前夕，他反复阅读郭沫若在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他把共产党走过的道路，同李自成做了一个比较，竟然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面对外侮入侵，国破山河碎的严峻局势；都是在当局腐败、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奋举义旗；都是吸收农民子弟为主的义军为劳苦大众打天下。李自成金戈铁马、疆场血战16年，于1644年进了北京，305年之后，共产党走过了28年的艰苦历程,率领队伍也要进驻同一座都城。面对这些相似之处,毛泽东和党中央异常警醒。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印发了《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全党上下学习此书。毛泽东在前言中指出：“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任何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向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敲起的警钟，也是向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预警。
成由勤俭败由奢，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要从思想上筑牢长城，牢记《甲申三百年祭》给我们的警示。
（赵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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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移中处理房子家具规定的通知》
△《关于转移中处理房子家具规定的通知》。
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1935年，中央红军在撤离遵义前，“扁担银行”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币，一则不让百姓受损失；二则不让这些危险品留给当地老百姓，惹来杀身之祸。
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即将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为了做好从农村搬到大城市这样一项重大转移工作，1949年2月初，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转移委员会。周恩来任总指挥，全权负责进驻北平的行动；任弼时协助进行统筹安排，杨尚昆具体负责。成员由杨尚昆、曾三和中组部、统战部、中央军委有关领导组成，统一负责撤离和迁移过程中的各项事宜。
在转移工作中，最难处理的就是房子的问题。新修与修补的房子，如果简单移交政府或直接交还房东或地东，将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借用群众的院子，因为不一定归其本人居住，就须由政府处理。为了完成好房子家具等相关事项的交接工作，3月27日，转移委员会和华北解放区四专署及平山建屏县政府人员商议后，发出《关于转移中处理房子家具规定的通知（转字第二号）》。通知对处理房子家具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
一是房子问题。借用及新建的房子，一律交县政府转村政府，以村为单位处理。小修的房子交给原房东；新修或大修房子，除适当给房东地东一部分和留一部分公用外，应进行调剂，分给无房或少房的贫苦的农民；墙炕被拆、毛圊猪圈被填的群众，在调剂房屋时应予以照顾，或用其他用具补偿。
二是家具用具问题。向群众借用的家具用具，必须按数交还，取回原有借据。如有损坏可以拿自己置的其他家具用具赔偿，但其价值应较原有的家具用具稍许高一点。
三是粪便处理问题。所有人粪（公家厕所）牲口粪，一律交政府分配给农民，多照顾劳力很少的烈属军属。
四是工作组落实通知要求。各机关结束工作组应主动向群众宣传，说明办法，征求意见。在移交房子、处理家具等工作完成后，工作组再进行探访，务必做到一切问题都解决妥当，取得政府证明信向转移委员会汇报之后，才能撤离驻村。
即将踏上“赶考”路，党中央在处理房子家具等工作中首先考虑的是让人民群众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也是共产党人优秀传统的继承。西柏坡时期，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亿6千多万农民分到了自己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人民谋幸福，是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初心。
（郭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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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乘坐的吉普车
△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
在西柏坡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辆美式军用吉普车，每天吸引大量的游客与它合影留念。吉普车是解放战争时期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吉普车非常简陋：车身很短，空间局促，舒适性很差；没有车门，只有个缺口，密封性很差；雨刷器是手动的，使用时得用手摇动曲柄刮水。可是，这种简陋的汽车当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已是奢侈品了。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出发。风光秀美的西柏坡村边，一个由11辆小汽车和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整装待发，毛泽东被安排坐第二辆吉普车。从西柏坡到北平，“赶考”之路有400余公里。在这条充满寓意的大路上，毛泽东兴奋之余，对共产党人如何做好执政答卷充满信心。赴京途中，毛泽东问随行人员：“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大家热闹地说了起来。“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去年3月22号，我们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毛泽东听完大家的话，信心十足地说：“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车队驶入华北平原，广袤的田野里随处可见劳动的群众。见此情景，毛泽东触动颇深：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结果仅用了三年时间就用“土枪土炮”打败了蒋介石的“飞机坦克”。整个解放战争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涿县，叶剑英向中央领导汇报关于进北平城的安排：“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北平是胜利后进城，有人主张声势要大一些，仪式要隆重一些。”毛泽东立即加以反对：“这个时候进城场面不要过大，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到全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再组织群众很好地庆祝庆祝。”
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北平社会各界群众热情地迎接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来到他们中间，高兴地与他们相见，热烈地与他们握手，互致问候。见到民主人士，毛泽东感慨地说：“今天是你们欢迎我们，也是我们欢迎你们，并向你们表示感谢。希望我们继续合作，在今后的政府工作和其他工作中，做出应有的贡献。”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新的一页已然翻开。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在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同时，努力建设新中国，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更加伟大和更加艰苦的道路。
（刘亚杰）
来源│石家庄日报
编辑│闫艳丽
审核│冯金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