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性骚扰首先要推进学校性教育
问：厦门大学博导吴春明涉嫌性骚扰女生事件后，有家“新媒体女性”的组织曾给您发私信，说要利用教师节这个机会，给教育部写一封公开信，呼吁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作为身为国内唯一的人类性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导师，您为什么没有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
彭晓辉：我索要了他们的资料后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性骚扰的界定取决于受害者的主观感受，这个太宽泛了。这将造成极大的校园混乱甚至社会的人际关系混乱，因为人际交往中涉及到“性的话题”充满着灰色的地带，不能简单地以“好或坏”加以区分。反性骚扰当然要反，关键是要怎么反。
后来同为性教育专家的方刚找到我和李银河，联合起草了一份《对反性侵联署的回应》，呼吁推进全面的学校性教育，反对单纯强调“预防性侵犯”。
单纯的所谓的性安全教育很可能堕入反性的教育，必须将“性安全教育”纳入全面的性教育之中才是正确的选择。
教授被指性骚扰学生是个案 不应把抨击怒火指向教师群体
问：近期川美教授王小箭被指性骚扰女学生的照片在网上也引起了热议，您在微博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对于老师性骚扰学生的现象，您怎么看？
彭晓辉：我觉得实际上王小箭本身是否是性侵犯我们暂且不论，人家当事人都没有说话，发照片的人直接把照片发到网上，实际上就是暴露人家的隐私，本身就构成了性侵犯。
反性骚扰的目的是反权力的滥用而不是反性本身。一个现任领导（教师），另一个是在另一机构在职职员（在另一学校在读学生），他们之间不构成权力关系；退休领导与本单位在职职员（退休教师与本校在读学生之间）并不构成权力关系。所以，在中国大陆的有关“性骚扰法律”还未有法律细则（《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有原则的法条，但没细则）的前提下，任何人无权给予“有罪推定”。别说性骚扰是民法管理范畴案件，即便是刑法对于犯罪嫌疑人，在法院没有宣判之前，也不能有罪推定，这是法律审判的程序公正。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教师极为可能正在重蹈医生的覆辙。因为，多年来有些媒体乃至于有些普通民众将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一味地指向具体的某一些医院和医生，从而将医疗体制本身的问题的责任引向了具体的医院和个体的医生，导致医患关系紧张。
如果将反性侵犯之抨击的怒火指向教师群体，现在的医患紧张关系就是明日的师生关系。
性学涉及到从出生到死反性文化会有退潮的一天
问：在大多数情况下，“性”这个事务在国人中还处于一个难以启齿的阶段。您认为我们的文化为什么是反性呢？
彭晓辉：这种反性的文化是人类的共性，因为生活资料配置格局不均衡，有的人过多的占有生活资料，有的人几乎没有生活资料，于是性资源配置格局就不均衡，社会就会产生矛盾冲突。历代历朝包括国外一样，为了让社会不要冲突太厉害太激烈，就要制定性的保守主义政策，于是你在性的问题上过多的关注，那你就可能有问题，进而上升到你道德水准有问题，所以你对性不关注，你克己复礼，你就是好人，你对性关注，你过分的关注，你的性尤其是要满足愉悦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坏人。
但是社会在发展，有些国家生活资料很丰富了，配置生活资料的机制也民主了，大家都能够体面的生存了，于是性资源配置的格局就不那么矛盾冲突了，于是反性的文化就会退潮了。
问：您曾经说过，假设人只能学一门学科，那唯一要学的就是性学。您对性学的理解是什么？
彭晓辉：因为性学是涉及到人从出生到死的一门学科。《孟子·告子》里面有一个妇孺皆知的说法，叫“食色，性也”。长期以来，我们所谓的“色”，光集中在所谓的生殖方面，其实，生殖是性的副产品。也就是自然的进化，生殖的过程之前设置了一个愉悦，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通过性的愉悦才能达成性接触，才能达成生殖。如果没有愉悦机制在里面，不可能完成生殖。研究性学，首先要研究基于性的愉悦机制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这就涉及到禁忌、伦理道德、法律和规则，这些规则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从理论、从实际研究性学的基础，进而把性学进入实际的运用，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基于性学知识的掌握、性的价值观念，来指导自己涉性的人际交往，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和谐起来，变得不要伤害他人，也不要伤害自己，这才是性学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要洗掉大家原来接受的谬误的“性知识”
问：您是学医出身，后来为什么选择从事性教育的工作？
彭晓辉：其实，从事性学的研究也不无渊源。记得初二年级的时候，我随母亲下乡，在农村初中学校住读。同学们选我当了劳动委员，我对男同学说，“××同学，你去搞××劳动”没什么问题；但是，同样一句话对女同学说，那位女同学扭头就跑，边跑边抹眼泪，还斥责我说“你这个流氓！”。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话了，问我是不是和女生说了那个字，我不知是哪个字，未婚的班主任只好在黑板生写下了这个字“搞”。我承认说了，但班主任说这个字是流氓话，要我向女生道歉，并且要在全班检讨，我不同意，后来校长威胁说如果不在全校检讨就开除我的学籍。后来我翻着毛主席著作质问校长“毛主席都说了，‘搞学习，搞工作，搞劳动’难道毛主席也说流氓话呀？！”这件事之后，我对性特别的感兴趣，不久就揣摩出这个“搞”字为何是流氓话了。还记得，77年考上了医学院，第一学年学习解剖学，老师讲课中，将“生殖器官”与“性器官”混用，我就提问，为何一个器官有两个称呼，老师说“约定俗成”。我还是质疑“总得有一个来龙去脉把？”老师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