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我在瓢泼大雨中拿下伦敦世锦赛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也为自己拿下盼了10年的国际大赛金牌,往后迎来的都是丰收,我知道,自己离镶嵌在心里的奥运会金牌已经越来越近了。
可好事多磨,东京奥运会宣告延期当天,我的心里很失落,突然间紧绷的神经松懈了,我的膝盖就有反应了,疼得走路都瘸着拐着,感觉哪儿都出问题,像是天要塌了。不过,经历过三届奥运会,体会过那么多竞技体育的残酷,还有什么是真正能击垮我的呢?
短暂调整后,我早已不像想象中那么脆弱,我竭尽全力把最好的状态留到奥运赛场。决赛前一夜,我没睡好,四五个小时的浅睡眠,脑海里全是完美的、能投得更远的技术,只想着拿冠军。
赛场上,我做得很好,且在已经明确夺冠的情况下继续挑战,第6投,我再次继续刷新个人最佳成绩。在实现奥运金牌梦后,我发现,我的成就感不仅来源于金牌,还来源于体育的影响力,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很冷门,近几年,我一直在用我的热情把这个项目带火,现在,我做到了。所以,我不会轻易离开赛场,我还有更高的目标要去追求,我要向21米的目标成绩冲刺,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
经过21年的拼搏,我明白,追逐梦想的道路,不是坦途,没有捷径,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追逐梦想,正是我们每个个体的梦想聚沙成塔,才组成了“中国梦”的基石。没有什么比梦想更值得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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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志慧
陷入低谷也能蜕变重生
我是2020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49公斤级冠军侯志慧,你们可以叫我“小猴子”。
“小猴子”是我举重青春开始阶段的一个记号。我的老家在湖南省郴州桂阳县梅塘村,小时候县里组织中小学生运动会,我的短跑成绩、跳远成绩都不错,我的启蒙教练李志平指导因此选中我,觉得我是练举重的好材料。但那时,我并不清楚“举重”是什么。
从我记事以来,父母就迫于经济压力常年在外打工,爷爷奶奶陪伴我长大。从小我就是一个不服输,不认输的孩子,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在我进入桂阳三中举重队后,我对自己就严格要求,第一个学期,教练为我们每个新学员拟订了学期目标,只要到学期末实现目标就算完成任务,我是唯一一个会提前完成目标的学员。其间,因为每个项目都完成得很好,我的天赋也逐渐展现出来,仅一年时间,我就完成了抓举、挺举50公斤。我感觉,举重像是命运对我伸出的一只手,可以带领我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有团队的日子是温暖又快乐的。当时,因为我身材娇小,性格活泼,很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所以我的教练和队友就给了我“小猴子”的称号,这个昵称和举重一起伴随我至今,凝聚着我一路走来的汗水与泪水,更珍藏着我的坚持与努力。
此后,我进入省举重队、又进入国家队,每天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技术动作,为的就是站上一个又一个赛场,挑战一个又一个全新的自己,我知道,举重这条路上,我能走得更远,而最高光的地方,就是奥运会的赛场。截至目前,我有两次奥运之旅,只不过,它们留给我的是截然不同的记忆。
2016年6月5日,因没有掌控好训练节奏,我出现了膝伤,右膝关节水肿,不能正常弯曲。当时,就连上厕所我也只能扶墙才敢单腿下蹲,更别提日常的专项训练。可当时距离里约奥运会最后的达标赛只剩下23天了。
我内心无比焦急,只能不停暗示自己“我能行,我可以做到。”可当我稍微活动,膝关节出就会刺痛,举重反复要求的下蹲对我来说,无异于酷刑,但我要求自己“必须蹲下去”。我规定自己早上7点起床,上午去康复室,下午照常进行半技术专项训练,举重房我每一天第一个去,最后一个出来,坚持了十几天,我的体重比平常下降了两公斤。
但付出与得到往往不成正比,我随队抵达了巴西,可最终未能踏上奥运赛场。
里约奥运会结束后,曾经活泼的“小猴子”变得拘谨而沉默。队里给了我3个月假期,让我放松心情,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我,我只能在父母面前故作坚强。所幸,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当情绪的潮水退去,我开始认真思考“我为什么练举重?”那年,我19岁。
说实话,作为运动员真的很辛苦。对演员来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运动员的付出同样也具备岁月积累的厚重,而更残酷的是,我们的舞台还间隔着固定的周期,4年又4年,一个运动员能有多少个4年呢?我们要学会等待,习惯和伤病相处,必须在孤独中做信念的守望者,更要在机会来临时,毫不犹豫地抓住它。我想,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我已经这样坚持了8年,背后的原因无非是,我想让自己变强大,我希望可以保护家人,可以证明自己。而这一切,举重能帮我实现。
全运会前,我尝试从里约奥运会的阴影中走出来,训练中,我开始对自己严格要求,跟康复教练进行体能康复,让身体处于良好的竞技状态,通过和教练及时进行沟通,完成好每一堂训练课外,自己也会对薄弱环节进行分析,虽然怀疑自己的声音偶尔浮现,但我不再陷入情绪的漩涡,而是思索没有练好的各种原因。有时半夜开了窍,就将感受用笔写下,再进行回忆分析改进,取长补短,不断完善我的技术动作。我开始觉得,举重是快乐的。
心态的转变成为治愈我的良药。在我和教练的努力下,2017年,我拿下天津全运会冠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奥运会备战。
但和以往的备战不同,新冠肺炎疫情突至,曾经的4年周期突然被拉长成5年。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动,24岁的我已经可以相对坦然地面对命运的考题。经过层层选拔,我终于真切地站在东京奥运会的举重比赛场地,那一刻,我感受到“为国争光的时刻真的来了”。
当时,我拿出里约奥运会时发的衣服,我穿着它,带着2016年的信念上场比赛。最终,我以抓举94公斤、挺举116公斤、总成210公斤的成绩,6把成功、创奥运会三项纪录为自己、为祖国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拿到冠军后,压抑了很久的情绪终于释放出来了,感觉之前的一切付出都没有白费,献给举重的青春没有后悔。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大圣归来》这部电影,作为“小猴子”,在那一刻,我相信,我就是大圣归来,我命由我不由天。
夺冠那天,我上了热搜榜,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随着网络上关心我、关心举重的朋友越来越多,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努力不仅仅停留在赛场,还可能会影响到更多年轻的朋友。我经历过低谷,也已经蜕变重生,并且还将迎接更大挑战。希望我的经历能在黑夜或泥泞中向你传递一丝力量,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每个人都可以努力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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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伟
坚持是中国运动精神的底色
我是中国男子射击队运动员庞伟,世锦赛、奥运会、世界杯总决赛三大赛大满贯获得者,曾获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金牌,2021年东京奥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手枪铜牌、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金牌等奖项。
我的家乡是享有“体育之城、冠军摇篮”美誉的河北保定。打小我就喜欢玩枪,邻居随口的调侃:“那么爱玩枪,干脆去学习射击得了”,无意中点明了我未来的职业道路。
2000年,我14岁,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偶然接触到射击,去体校“试了试”,结果自此喜欢上这项运动。在父母的支持下,我进入保定市第二重点业余体育学校射击中心,师从张广伟教练。最初训练时,我丝毫没觉得累。张广伟教练很看重我,常常安排加练,当别人周末休息时,我从早到晚坚持练习,跟自己较劲。
两年后,我迎来射击生涯中的头两场大赛——全国射击赛与全国青少年射击赛。当时,我认为自己还不具备很高的水平,只把比赛当作宝贵的锻炼机会。资格赛,我成绩排名第一,按捺不住的惊讶和兴奋,教练立马踹了我一脚说:“踏踏实实比赛,打完再说。”我立即沉下心专注比赛,最终稳稳地拿下了冠军。
我很感谢教练当时为我泼的“冷水”,射击比赛最可怕的是在场上多想,认为自己肯定能拿冠军。运动员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赛场上要保持平常心。
2003年,我进入河北省队,师从教练张胜阁,他既是师傅也是朋友,对我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
2005年全国奥运会后备人才选拔赛上,19岁的我夺得第一,成为国家队最年轻的队员。在这里,我遇到了教练王义夫,他是我职业生涯中的贵人,也是我梦想追赶的偶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得益于“一切用成绩说话”的选拔机制,我成功拿到奥运入场券。
当时,国家队情况并不乐观,首金失利,在男子10米气手枪比赛中,前辈谭宗亮意外被淘汰出局。我则抱着“快乐比赛就好”的心态以总成绩688.2环摘得我的奥运首金。比赛结束后,王义夫教练说:“庞伟这小子,有点儿我当年的感觉。”
在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初次体会到了“人枪合一”的感觉。当决赛第七枪打出10.7环时,内心就会完全忘记这发子弹究竟是枪打出去的,还是我打出去的。一旦进入忘我状态,就会专注比赛,心态自然就平和了。
可伴随荣誉,压力还是来了。北京奥运会后,我状态低迷,王义夫教练当时说:“看庞伟比赛那才叫揪心呢。”2011年大运会,我尝试卸下包袱,可最终还是以0.2环的微弱差距与金牌失之交臂。
我逐渐明白,射击是一项寂寞的项目,要持续保持比赛优势,就必须在新的周期里从零开始,埋头苦干。为获得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我在选拔赛中丝毫不敢放松。可如愿去到伦敦,我却意外爆冷,无缘奖牌。那段日子,时间就是煎熬的代名词。可日子还是要过,比赛还是要打,在训练中,我每天只盯着眼前的靶子,一枪枪打,慢慢积累,专注于当下,在日复一日的备战中,心态逐渐得到锤炼。
射击项目有其特殊性,对稳定性要求极高,因此,特容易出黑马,名将也特容易失手。所以,无数射击运动员在谈及项目时,都会提到压力、心态、发挥这几个词汇。
自22岁拿下北京奥运会金牌后,我很长时间再也没拿过国际大赛冠军。很多人会在赛后问及这个尴尬局面,我常说,如果可以拿到慢射冠军,我的射击生涯会更圆满。
30多岁对于男子射击选手来说正是出成绩的黄金年龄,参加2016年里约奥运会时,我正好30岁。那是我和妻子杜丽一起携手参加的第二届奥运会,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慢射这个需要“熬年头”的项目。最终,我收获一银两铜的成绩。
里约奥运会之后,我开始转型为教练。原本以为再没有机会角逐奥运会赛场,可由于队内缺乏可挑大梁的年轻选手,已很久没有系统训练的我,以老将的身份站上东京奥运会赛场。刚进国家队时,我是年龄最小的,而现在在国家队手枪组,我是年龄最大的。
这届奥运备战很艰辛。作为射击运动员,一年的训练至少要打4万多发子弹,这还不包括只练动作不击发的训练量,算下来,我平均每天要打100多发子弹。不要以为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我们训练都按比赛的节奏进行,每打一发子弹大约需要几十秒,因此每天仅实弹射击时间就要耗费两三个小时。再加上体能、心理等其他训练,有时一天训练时长就有10多个小时。伤病开始警告,我很难像年轻运动员一样全身心投入,身上始终有担子,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再拼一次。
作为东京奥运会新设项目,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比赛需要男女搭配,我和“大侄女”姜冉馨组成“叔叔与大侄女”组合参赛。姜冉馨在关键的最后两轮连续打出10.7环,决胜局我顶住压力打出了10.1环,20.8环的成绩成果让我们收获金牌,也让我的奥运生涯完美谢幕。
4次奥运征途,16年国家射击队生涯,在北京奥运会一战成名到经历低谷的艰难突破,“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始终伴随我。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上,从个人突破到团队配合,我也一直拼搏,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坚韧做出诠释。
射击运动,始终承载着我的信仰和情怀,我会把经验毫无保留地和年轻队员分享,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让中国射击队延续荣耀和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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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鹄
体育有让人走出黑暗的力量
我是中国残奥游泳队教练张鸿鹄,从事残疾人游泳训练工作已经有33年。
今年的东京残奥会,郑涛为中国队夺得4枚金牌,失去双臂的他咬着白毛巾出发的镜头传遍大街小巷,我就是拽住毛巾另一端的人。“幕后”是残疾人教练应该在的位置,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运动员出发,迎接他们归来,无论在赛场还是人生,无论是败北还是凯旋。
东京残奥会是我参加的第八届残奥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次我国派出的游泳运动员只有32人,仅有上一届的一半,但我们的成绩最终定格在19金19银18铜,继伦敦、里约两届残奥会之后,继续位居游泳项目奖牌榜榜首。
可放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残疾人体育整体处于较弱的水平。1992年巴塞罗那残奥会,整个代表团才二十几人,参加四五个大项,最终取得11枚金牌,其中,便有中国残奥会游泳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北京残奥会,我们在竞技场上迎来巅峰,自那之后,我国提出了“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口号,残疾人运动由此有了长足发展。
我从1988年开始执教,当时残疾人体育运动算业余训练,得到的重视程度不高。此后,残疾人体育的组织管理由原先归属国家体育总局转到了中国残联,体育中心甚至训练基地在各省(区、市)相继建立,政策、资金和后勤保障逐步完善,专业化道路日渐清晰。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选材问题,刚开始,没有这方面经费,也缺乏国家普查信息的支撑,我们只能拿着残联的登记表,坐公共汽车去各州市选队员,找到人后还要跟人家商量,因为那时每天的生活费很少,困难时一天所有费用就10元。尤其在我的老家云南,待选拔的孩子“藏”在山里,道路崎岖得往往得从拖拉机换马车,最后改步行。
但正是一次次艰难的选材,才让我体会到贫困地区残疾人群体的难。以前我们常说:“去招生,包包回来肯定空。”有一次到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选材,当地干部费了很大劲儿才把各村的孩子集中送到县城来,他们从早上走到晚上,来了谁都没吃饭。我和同事只能自掏腰包帮着解决,没别的,就是不忍心。
我们很明白,这绝对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要做的必须是帮助他们能自强、自立,拥有靠自己能从困境中走出来的能力,这听上去很难,但我们相信,体育可以做到。
在东京残奥会获得4块金牌并4次打破纪录的郑涛就是个例子。1990年,他出生在云南的一个贫困家庭,10岁时因为电击而失去双臂,随之失去的是上学的机会和无忧无虑的生活。我去他们村选苗子,发现这孩子身体条件适合游泳,且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关键他说了一句话令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自己“不想做废人”。
郑涛进队后,别人在水里待5个小时,他在水里一待就是八九个小时。一开始练仰泳,他需要口咬毛巾才能出发,用头撞池壁才能完成撞线。训练中,我们的教练看他一次次头撞池壁,很是心疼,就建议训练时不要用头去触壁,但郑涛认为,训练必须和比赛保持一致,才能让教练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游速。
这么多年,我遇到过各种残障程度的运动员,他们都在赛场上找回了自信。2007年,我遇到了钱红艳,钱红艳出生于云省曲靖的一个农民家庭,4岁那年,她在村外公路上玩耍掉了只鞋,为了捡鞋,她被一辆大货车撞倒后卷入车底,导致盆骨以下完全截肢。
为了让她继续上学,她的爷爷把旧篮球从中间切开,里面垫上棉花,半个篮球套在她的身下,还特制了一对可以拄着的“木手垫”帮助她“行走”。被篮球托着身体的钱红艳因此被称作“篮球女孩”。
2007年,在当地残联的支持下,钱红艳来昆明观看了第七届全国残运会,她看到许多和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人正努力拼搏,从而萌生了想当运动员的想法,我成了她的教练。
最初的训练非常困难。钱红艳残疾等级高,她的高位截肢,在国外都很少见,最令人担心的是没有腿,这好比一艘船没有舵,在水中没有方向感,容易横向摆动,影响速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专门为她制定了一套训练方案,加强技术的连贯性和保持双肩的平衡。
穿着游泳服,套着教练给她新剪的篮球,认真地做体能训练,小红艳哼都没有哼一下。但开始水上训练,她还是很紧张,我们教练就下水帮着打辅助,慢慢地,她终于找到了在水里前行的方法。一天训练下来,她差不多要游2000米左右。
最终,钱红艳也站上了赛场,在云南省第九届残运会、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2016年里约残奥会,还有这次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奖牌和荣誉都让她早已对生活燃起希望。
运动员是单纯的群体,残疾人运动员更是如此,不说苦、不叫累,因为他们经历过比训练、伤病更难一百倍的事,但凡还能靠自己的力量发光发亮,他们会竭尽所能去抓住一线机会,体育已成他们的精神支持。
从教练角度讲,奖牌数量和输赢并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让残疾人孩子通过体育训练建立自尊和自信、融入社会、平等地参与社会事务。看着他们从游泳池出来后找到自信和快乐,甚至建立家庭、找到工作,才是我最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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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超
单手也能推开世界的门
我是中国残疾铁人三项运动员王家超,今年30岁,来自云南省建水县。今年东京奥运会,我成为历史上首位代表中国参加残奥会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并以第四名创造了中国残疾人在该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在我五岁时,因为调皮爬变压器导致我永远失去了左臂,也因为失去左臂,我有机会成为一名残疾游泳运动员。经过多年训练,我参加了30余次比赛,一共获得120余枚奖牌,包括3次残奥会的1金4银和1铜的成绩。
在以游泳选手身份经历过三届残奥会后,我担心自己在文化方面欠缺得厉害,未来很难融入社会,便报考了云南师范大学,最终成为了一名大学生。但我没想到,我的努力得到学校认可,获得了保送研究生的机会。2015年,我的人生迎来转折点,我开始读研,从游泳队退役,并决定进行一项新的挑战。
得知2016年残疾人铁人三项第一次进入奥运会的舞台后,我迫切希望去挑战这个项目。遗憾的是,里约残奥会并没有设定我这个级别的比赛,我只能把目标继续投向2020年的东京残奥会。
刚开始转项时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梦想,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训练,如何找教练?在自己摸索训练的过程中,确实遇到很多困难,我尝试着去跟国家健全铁人三项队训练,但要兼顾学业令我根本没办法跟随他们的节奏,我只能独自探索。
最开始,出国比赛只有我一个人,小到报名、购买机票、预订酒店,大到找教练、找营养师、训练、比赛都只能靠自己完成,我被迫变得更加独立,同时也变得更加自信。
一次比赛中,我遇到了第一任外教彼得,他是一位在上海工作、讲着一口流利中文的铁人三项选手。在他的帮助下,我有了赞助商、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也有了出国训练、比赛的经验。
在远程训练软件的帮助下,我们可以“隔空”完成训练,我要做的就是把训练数据都上传到这个终端。当时,我依然是个会偷懒的运动员,例如,两个小时的训练,我会提前十分钟就开着手表去洗澡,等到手表跳到两个小时才按停。
后来有一次我去上海出差,住在他家,他清晨4点就起床完成了训练。当他问我:“今天你训练了吗?”我被问得愣住了,他知道我没训练,只是意味深长地说:“没训练没关系,这是你的训练,不是我的训练,教练的作用只是负责帮助你构建计划、控制你的训练量和训练强度。”从此之后,我的被动式训练就慢慢变成了主动式训练。
转项到铁三并不容易,尤其我要单手操控自行车,但很多人想不到,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最难的其实是跑步,因为我们常年在游泳池里,脚踝和关节以及骨骼是柔软的,跑步则需要不断地和地面进行对抗,骨骼关节需要硬一些,唯有勤奋训练,才能找到平衡。
而更难找的是训练和生活的平衡,生活中总有不少挑战意志力的时刻,例如下雨、疲劳、训练强度太大、计划太枯燥,我能做的就是不断克服懒惰,至少从每天起床这件小事开始。我启动了人生的自动导航模式,后来彼得太忙,我换了一任美国教练,同样是“隔空”训练,但这次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每天监督自己,严格执行计划,把训练目标与内容拆分到每月、每周,每天甚至每个小时去一一执行。
细枝末节的变化结了果实。2018年,我从一开始没有世界排名到年底最终排世界第15名。2019年年初,国家队看到了我的努力,就把我安排到国家自行车队,得到更多支持的我经过一年努力,升至世界排名第三。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个人去到加拿大、菲律宾、美国、葡萄牙、日本、韩国、瑞士和泰国,经历了很多困难也收获了诸多成长。
2019年去日本横滨比赛,我经历了严重的摔车。游泳阶段,我是第二个出水的,但换自行车后,为了提高20秒,我做了一个风险极高的决定,在自行车上脱把穿锁鞋,可日本的赛道弯道最多,我没有充分的时间脱把完成动作。在高速过弯时,我右脚的锁鞋还没完全穿好,我一边奋力骑行,一边左右摇晃,过弯时一失控,摔车了。当时,我完全是懵的,右边头盔和手臂重重地砸到地上,右手肘关节上擦破了大片皮肤,流着血。幸运的是,我没有发生骨折,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扶起自行车继续追赶。我一直追,冲过终点线,发现自己是第二名。其实在摔车时,我完全有放弃的理由,但很庆幸,我选择的是奋力向前冲。
更大的考验是东京奥运会延期。2020年初去到泰国训练,一次外出骑行摔车导致我肩膀严重受伤,当时我动了放弃的念头,因为铁人三项需要承担的风险的确太高了,但奥运会近在咫尺,我无法放弃。为了避免风险,顺利参赛,我把更多的户外训练改到室内,可媒体上关于奥运会的消息越来越糟,“奥运取消”的可能性让我不可避免患得患失,我一边暗示自己“奥运不会取消,只会推迟”,一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幸运的是,2021年8月,东京残奥会顺利召开,最后时刻获得奥运会资格的我顺利站上奥运会的赛场,并且以第四名的成绩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为中国残疾人铁人三项写下了开端。
我非常庆幸生于今天的中国,在这样的和平年代,有好的政策,有飞速发展的经济,有强有力的疫情管控措施,才让我们年轻一代运动员能有梦就去追逐,作为中国的年轻人,我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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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亚明
让每次“突破”都在“情理之中”
我是东京奥运会男子三级跳远亚军朱亚明,在东京奥运会上,我跳出17米57,取得了一枚对我、对中国田径都很宝贵的银牌,因为它不仅刷新了我的个人最好成绩,也创造了中国三级跳远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的历史最佳战绩。
实际上,6年前,我还只是一个三级跳远的入门级选手,因此,我拿到这枚银牌,一开始多少有些意外之喜,但回溯过去每个日夜,我很清楚,这次突破应该在情理之中。
我在高中才接触体育,当时还不知道三级跳远是什么,只是日常训练中,有立定三级跳远。一次我和队友较量,我跳不过他,便趁其不备加了两步助跑,结果轻松赢了他,这个小动作正好被体育老师马仁良看到,我本以为会被他教训,结果他认真地建议我:“朱亚明你专项就选三级跳吧,回去你先上网查一查视频跟着练。”
就这样,我走上了三级跳远专项训练的道路,高考体育考试,我的专项不负众望,以14米35的成绩成功拿到满分,顺利地考入沈阳体育学院。那时,我幻想着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体育老师,每天带孩子们在操场上跑跑跳跳,这样安稳的生活应该很快乐。
但一次校运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作为新生,我被动员参赛,结果出人意料,我拿了冠军并打破了传说中沈阳体育学院尘封了20多年的校纪录,15米35的成绩还达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水平。
此后,不断有人说我天赋异禀,可以走专业运动员的道路。可当时我想,我都虚岁22了,怎么还能当专业运动员,人家运动员都是从小开始勤学苦练的,我现在才开始,练不了多久就到退役的年龄了。
但肯定的声音越来越多,我心底最原始的愿望浮出水面,试问有哪个体育生不曾幻想自己能站上国际赛场,为国争光呢?以前的我只是不敢正视这种念想。
我进入到沈阳体育学院竞技体校,注册成为田径运动员,果然,在专业的训练体系下,经过半年多的训练,我的成绩来到了15米97,眼见马上就突破16米了,2014年的冬天我练得格外努力,幻想着一年后的室内赛季,可以取得质的飞跃。
可现实残酷。2015年的比赛中,我表现糟糕,成绩从15米97不涨反跌,只能跳出15米20、15米30,当时,全国可以跳这个成绩的选手一抓一大把。室内赛的连续失利,令我收到了竞技体校的最后通碟,教练觉得我不适合竞技体育,让我回去好好读书,争取顺利毕业,找个安稳的工作。
教练传达通知时,我哭了,泪水里包含着训练时的苦与累,更包含着不甘。我觉得我可以,我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被挖掘,我想去省队接受更好的训练。
这是孤注一掷的决定,因为这意味着我要放弃学业。父亲建议我读完大学再去,毕竟已经大三了,现在放弃很可惜,但在我看来,竞技体育足够残酷,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此时,我无法从老师和同学那儿得到更好的意见,因为这是有关我人生的大事,谁都不敢冒风险,我很清楚,自己的人生只能自己负责,我谨慎地分析着利弊,但心底的声音告诉我,追梦至此,如果放弃,我将会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理智和梦想的博弈中,梦想胜利了。但去哪个省训练比较好?田径场上的前辈告诉我,挨个儿去试,哪儿愿意留你,你就在哪儿开始追梦吧。就这样,我进入了辽宁队,开始接触更加专业的训练,在这里,我见到了设施更加全面的体能馆,很多器械我都没见过,我把自己当成一块海绵,疯狂地吸取各方面的知识,我很清楚,自己从事专业体育时间较短,底子薄、体能差,所以每次训练结束后我都去加练,结果,每一步积累都起到了作用,经过10个月的训练,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全国田径锦标赛冠军,成绩为16米97。
拿到成绩后,身边的朋友告诫我:“不要飘了,要继续努力。”我踏踏实实地按照他们所期望的去做,训练依然刻苦,训练结束后仍旧去体能馆加练。
2017年天津全运会,接受专业训练不到两年,我直接跳出了17米23,虽然最终未能夺冠,但国内赛场,我已经逐渐有了自己的位置,遗憾的是,当时成绩还不够稳定,很多专业的国际赛事不会邀请我,我也没有和国际高手竞技的舞台。不过,2019年开始,中国田协专门为我争取了参赛机会,我在与国际选手的较量中琢磨自己的优势和差距、修改自己的技术动作,直到在国际田联世界挑战赛芬兰站上,我跳出17米36的成绩夺得冠军,才得到国际田联的认可,他们开始主动邀请我去参加高级别赛事。
此后,我不断成长,直至站到东京奥运会的舞台上并创造历史。说实话,这个结果让我也觉得突然,感觉自己能进前三时,我心里还想了一下,队里不会没带国旗吧。但事后总结,我能从一名奥运会“新兵”跃进中国田径的历史,一定是我平时的努力和坚持起了作用,我还得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我还值得更多闪耀的赛场,我期待在这个领域,去世界上与高手对抗,去展现中国田径的力量,让以欧美选手为主流的田径赛场上有更多中国选手,证明我们不比别人差什么。东京奥运会,只是我的新起点。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1年11月30日 09 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