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圣诞节，在上海虹口的一天主教堂，参加的人数就达到三千之多，当时的报纸都惊呼，“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事也！”越十年（1909年），报刊就开始感叹中国人的喜欢热闹，说“初十日为中国冬至，马车络绎前赴张园者不知凡几。昨日为西国冬至，马车络绎前赴张园者又不知凡几。中国人真不肯辜负良辰佳节哉！”
其实，说中国人爱凑热闹，只是圣诞节流行的一个因素而已。这个节日受中国人民所待见，离不开两点因素：一是自身的世俗化的努力；二是商家的推销。
民国初年，上海教会组织就在圣诞节前后排演滑稽剧、音乐演出，搞文艺游行，还有圣诞老人派礼物。中国人民爱看热闹，很快就咸与维新。到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圣诞节就不单单是外国人和教中人士所参与的“PARTY”，连一般的普通民众也能与之同乐了。
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负责人吉尔达（J.H.Goldart）感慨地说，早先圣诞老人只光临西方国家，现在与中国老百姓欢喜结缘；圣诞老人所得到的礼遇，“日形隆盛而新奇”。
一位名叫罗运炎的，在报纸上刊文由衷地说，
“所以基督圣诞四个字，似乎已经弥漫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心坎，真可称得起‘普天同庆’了”。（《基督圣诞精神》，载《申报》，“申报星期增刊·圣诞号”，1920-12-19）
与欢乐的节日相配的，则是圣诞节染上了商业的气息。作为典型符号的“圣诞老人”，被商家开发成了商品的代言人。20年代有一家马玉山公司，从12月初开始，直到圣诞节结束，连续在《民国日报》上打了二十来天的广告，那画风是这样的：
● 马玉山公司阳冬礼品广告，载《民国日报》，1920-12-25
同期，在《申报》上打玩具广告的中德商店，说送玩具给孩子，不仅能够培养他们的好奇心，还能培养其坚韧的信仰，对于国家和社会大有裨益。还说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教中人士，都应该送礼，“因购礼物馈送亲友，其原因欲以联络感情，至应时守礼，初非主要也”。
于是，圣诞老人一下子又变成了商品的推销员：
● 中德商店广告，载《申报》，1923，1923-12-24日，第15版
在世俗化和商业化的双重夹击下，在上海欢度佳节，圣诞节已隐然压倒了中国传统的冬至节。30年代，那位被陈寅恪赞誉诗文写得好的黄濬，就已经叹息两个节日的此消彼长了。
● 黄濬（1891—1937），字秋岳，福建福州人。诗文写得好，珍爱传统文化，后来做了汉奸
他说，往日的风俗习惯，冬至日应该送鞋袜给公公婆婆，可是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有圣诞节，不知道有冬至，“但知有圣诞老人赠儿童玩具之袜，乃至新妇多不愿有舅姑，遑论有献袜乎？”，搞不好的话，“冬至之名，将幸托耶稣以存”。（参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
到了民国后期，一位笔名上官大夫的撰稿人，奔波于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每到冬至前后，看到的满眼都是西方圣诞节的景象，他禁不住心生感触，投稿发文说，
“说来奇怪，自从有了‘外国冬至’以后，原有的中国冬至便从此淹没不彰，每一个中国冬至都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而每一个‘外国冬至’却没有一个不是狂欢的日子”。（《冬至当然外国好 葡萄美酒夜光杯》，载《申报》，1946-12-25）
这就等于承认，圣诞节这个舶来品，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建国后，人民政府推行了一套不同的治国政策，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清算非常彻底，结果，不单单是“外国冬至”的名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且作为狂欢的“圣诞节”也退出了人民群众的公共生活。直到改革开放，圣诞节才重新回到人民群众的视野里。
顺便说一下，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算起，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已经1300多年了，比《弟子规》长1000年。文化保守主义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呵呵。
